声明：本书为奇书网(QiSuWang.cc)的用户上传至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下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 ---------------------------用户上传之内容开始-------------------------------- ------------ 第一辑 ------------ 该章节已被锁定 ------------ 四合院的断想 有一回我在外国碰见个老北京，他足有四十年没回过北京了。他说他挺想回来看看，问我北京城有什么变化？我告诉他北京变化挺大，东城外修了长城饭店、昆仑饭店；西城外盖了西苑饭店和高层住宅区；南城正动工；北城正翻盖……他问：“四合院呢？”我说：“越拆越少了，那玩意儿人们认为太落后，不现代化。”他说：“那我不回去了，省得看了伤心，没有了四合院，那还叫北京吗？” 我心想那还得叫北京，可不是地道的北京了。或许它比地道的北京好，可就是不地道。 一个地区和一个人一样，得有它自己的面目特征。一看蒙古包，知道这是蒙古；一看竹楼，明白这是云南；瞧见窑洞，想起延安。 北京的面目原来就是大大小小的四合院。 四合院可大可小，有高有低。倒退几十年，你站在景山顶上往下一望，只见一片树海中隐现着瓦顶砖墙，叫你觉着格外和谐、平静、舒服、安详，叫你打心里觉着美。 四合院不仅仅是躲风避雨、生儿养女的场所，它还是中国传统美学、伦理、道德、哲学的结晶物。中国人一向崇尚端方正直，所以四合院的房子从不采用斜向的排列。中午的太阳在南方，所以四合院的标准样式大门应向南方。就算大门冲东开，冲西开，对不起，进了门你还得拐个弯，朝南必定仍然再建个门楼，坐北朝南的那栋房才叫作正房。正房在四合院中是主要建筑，是一家之主居住的地方。它的尺寸必定比厢房高大，用料也不同。东西两边相对的房子叫厢房。中国人以左为上，所以东厢房的尺寸比西厢房又要大些。主人若有两个儿子，住东房的必是老大。假如您到个生人家去作客，一进院子，只要看一下迎接的人是从哪间房出来的，就能估计到是老爷是少爷，是大少爷还是二少爷。若是女眷呢，也能分出是大嫂是二嫂还是主家太太。决不会把小姐误会成大嫂，因为小姐住在正房边上的耳房里。这叫长幼有序。 最前边是坐南向北的倒座房，它和大门连着，这里多半用作客厅。客人进了门直接引进客厅，谁的客人谁去接待，不致影响全家正常生活。客人也看不见主人家中的内务。这叫作内外有别。四合院里的生活有聚有散，过年集中在堂房敬神，中秋坐在院中赏月，一家人是个整体。关上大门，连头顶一方天空也属于自己的领域，与外界毫不掺合。回到各房，又成了相对独立的几小户，老夫妻、小两口，各有自己一个小天地。这是四合院中最简单的一种，就有这么多说头，就有这么大学问。 更大一点儿的四合院，那就更讲究了。可以有三进、有四进，带花园、带过厅，天棚鱼缸石榴树，前廊后厦，抄手游廊，既适合居住，又富于审美。 说到四合院的审美，三句两句说不完，一个大门洞就能说半天。我们最常见的一种大门叫广亮大门，以前许多胡同都有，这是有官职的人家用的。它其实是一间房子，山墙甩出两条腿子作为外框，房脊之下正中开门。檐下一块走马板，是挂匾的地方。“状元及第”，自然是状元府；“文魁”，家中有人中过举；“妙手回春”，不用问，是大夫。一块牌子先把身分亮清楚了。门框之上有两个柱头，多半成梅花形、八角形，施以彩画，名曰门簪。门两边大门框上，贴门联。门下边左右各有一个石狮子，其实这不只是装饰品，它和门簪是安大门的上下轴承。两边挺立着山墙，戗檐上有砖雕，门口下边是青石台阶。您瞧，竖着瞧是灰瓦顶、黑匾、彩画门簪、黑漆大门、白狮子、青石台阶；横着瞧，中间是大门，两边是门联，往外是边框，再往外是一对青砖墙框，然后灰瓦白墙向两侧伸展开去。多匀称、多规正！还没进门先给您一个庄重、稳当、富足而张扬的印象。 走上台阶，你叩响门环，大门一开，马上眼前一亮，又换了一幅画面：你看到的竟是一个精致典雅的小庭院。迎面一道影壁墙，墙中心是砖雕剔透的五福图、三友图或是“迎禧”两个大字。影壁前边是一块瘦、漏、透、秀的太湖石。太湖石两侧种着夹竹桃、石榴树。东西两面却又是粉墙，各有一个月亮门。而您所站立的门洞顶上有吊顶，墙上有壁画。还没进院子，您已被这宅门的艺术氛围感染了。 我曾陪同一个外国作家进入一个这样的四合院，他一到这儿就惊叫了一声：“喂！你们中国人简直不知道自己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这是神话里的天堂！” 我不是说我们北京的四合院好，外国建筑不好。法国的凡尔赛宫我看了，美国的乡村别墅我也看了，好，都好！中国的四合院也好，各有各的好处，各国有各国的建筑风格，这才叫百花齐放，世界才多彩。巴黎为了保持它的特色，不准再建高楼。哪个房子坏了，要按原样重盖，政府才批准动工。美国人也建中国园林，瑞典人还要修个喇嘛庙，但那都是放在博物馆，让没到过中国的人领略一下中国的建筑艺术。他们不想拆了洋楼改四合院，我们呢？我知道说了准挨骂。可还要说，我们在拆了四合院盖洋楼！ 拆四合院，有它的原因，确实非拆不可。以前北京多少人口？现在北京多少人口？你现在到四合院里边看看，接小房、盖小棚，院子里早摆成了八阵图。就这样还三代人挤一间房，老两口睡上下铺呢！不拆，四合院也失去了它原有的优点。四合院是封建社会的产物，时代变了，它已担负不起新的政治、经济、人口、文化观念给它的担子。但是不是非拆得这么乱、这么彻底不可呢？倒也不见得。我知道有个宾馆的地界内，原来存有一个很好的四合院，是仅剩下的几个府第之一，前两年还允许个别人参观。后来都挂上了“危险房屋，禁止入内”的牌子。为什么呢？负责人认为参观人多了，会引起社会注意，一旦政府下令保护它，就没拆它的自由了。趁着政府还没注意，早点拆了好扩大宾馆的客房面积，多几间客房不多收些钱吗？其实，把这四合院修好租给洋人，准比总统套间更受欢迎，一点不少挣钱。别看我在北京喜欢四合院，可去美国旅行决不上唐人街或四合院住。大概外国人也一样，不想上北京找个和他家一样的房子住。他们不是专门花钱上蒙古去住两天蒙古包吗？！ 拆也不一定就等于毁，我们既然花钱造假大观园、假荣宁二府，何不把拆了的四合院，找好的迁到一处，弄一条纯四合院的胡同呢？那不货真价实、有意义得多吗？假大观园、假荣宁府也好，盖得也值，来几个真的就更好！真的假的作个比较就更好！叫青年人知道我们在建筑艺术上也曾达到如此高的成就，堪称一绝，不也是爱国主义吗？ ------------ 该章节已被锁定 ------------ 闲话鼻烟壶 我写了篇以“烟壶”为名的小说，引出两个意外后果。一是有人由看小说产生了对鼻烟壶的兴趣，转而研究与收藏烟壶，因此而扩大了烟壶的销售量；二是有人误以为我真是古董或工艺品的内行，向我打听有关文物的知识。我说自己不懂，人家就认为我保守。对头一顶，歪打正着。我感到欣然，第二项则哑巴吃黄连了。不懂就是不懂，想充里手也充不起来，只好由人家去误解。 关于烟壶，我倒也有几句话可说，不过都是属于烟壶以外的事，与烟壶本身关系不大。 海外有的朋友，近年想玩玩古董，收藏文物，不知从哪儿下手，我就劝他先玩鼻烟壶，因为烟壶便宜。玩古董总要先交学费，开头总要用大价钱买一堆赝品、次品、不值钱的破烂儿，钱花得差不多了，大头也当出名了，这才学到点真知识。假定要过手十件清代青花瓷器，才能鉴别其真伪、成色、年代，买十件大盘大碗什么价？买十个烟壶什么价？而在提高眼力上其作用是一样的。若为扩大知识面，并不想当专家，只想作个粗浅的杂家，从烟壶学起更合适。烟壶虽小，品类齐全，金属、玉器、陶瓷、象牙、木雕、匏器以至珊瑚、玳瑁、料器、珐琅……凡中国工艺技术所涉及的门类，它几乎都有。你不管想学哪门学问，在这儿都能找到入门的教材。 烟壶品种繁多，学习时总会有主有次，我自己受益最多的是瓷壶和内画壶。但从中学到的并不限于烟壶本身的知识。 烟壶出现甚晚，最早的瓷壶也不超过明末，而且多是由药瓶代用的，就是俗称“眼药瓶”的。体积不大，小口广腹，这证明我国传统的眼药多是药粉，也即是“散剂”，这一点和中药铺招牌上只写“丸散膏丹”不写药水药油可以互相印证，由此可见眼药水这玩意大概是从外洋传来的。这就提供我一个常识，如果小说中写到古人害了眼病绝不能写他点眼药水，以免贻笑大方。 正式烧制瓷烟壶，大约是从康熙朝的事。康熙瓷壶以青花为主，主要是郎窑青花，青花开片，还有釉里红，青花加紫等。这时候大概还是烟壶的初创时期吧，所以形制很简单，大部分都是从眼药瓶转化来的“爆竹筒”，样子就像个二踢脚，间或有别样造型，为数也很少。绘图种类也不多，最出名的是“寒江独钓”和“骆驼山”。这两种画面都很有意趣，也提供不少民俗学方面的知识。“骆驼山”画的是脚夫牵一串骆驼，背景是山连山，前边是一城门，上写“西直门”三字，由此可知早在康熙时代，拉骆驼走“西直门”出入，已是常见的一景了。另一画面“寒江独钓”也有趣，内行人买这一画面的壶，必讲求是左手持竿还是右手持竿，以左手持竿者为贵。这风气也由来已久了，为什么，这是当初画瓷工人一时失误画错的，烧出后一经发现，马上就改正了错误。因此左手持竿的茶壶为数很少。物以奇为珍，以稀为贵，于是就成了好奇者收藏家的爱物。这和目前集邮的朋友，把画面出了问题，卖了几张就禁售的“全国山河一片红”当作珍品一样，是很可研究的社会心理。 烟壶创作的高潮，是乾隆时期。乾嘉盛世，政治稳定，经济繁荣，也反映在烟壶的创作上，这时不仅品种多，而且工艺也精了。只以瓷制烟壶来说，不论形状、瓷质、釉彩、图画，都呈现了百花齐放的灿烂景象。这时烟壶已摆脱了药瓶的形状，由圆形过渡到适于身带手把的扁形了，釉彩除了粉彩、斗彩等各种彩色釉及单色釉外，还由于对外开放带来了西方工艺，增加了新品种珐琅彩，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古月轩，此外突破了光面平涂的装饰手法，创造了浮雕式瓷雕烟壶。绘画的题材更是丰富多彩。除了一般传统题材用到烟壶创作中外，还有两个极富创造意义的现象值得注意。一个是画面上出现了以西方人为主题的“洋人”，所描绘的十八世纪西方人物及其服饰，非常逼真准确，反映了乾隆时期对外开放、文化交流的兴旺景象。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烟壶题诗，一面画图一面写字这种款式，就是从这时兴起的。我们现在见到的最早也是最好的这类作品。是乾隆官窑的烟壶，上边一面是仿文人画，一面是皇帝的御制诗，而且这一时期烟壶上的画，也已不是或主要不是工匠们画的装饰画了，各派风格的书画，尤其是书卷气很浓的文人画，被移植到了烟壶上。有的水平极高，绝非凡手可为。我以为，在为皇帝赏玩专制的烟壶上，至少其粉稿是高明画师起稿的。从此开创了烟壶由低向高、由俗转雅的风气。 人们习惯地把乾隆、嘉庆两朝并称为盛世，其实嘉庆朝只是乾隆盛世的尾声，并是由盛至衰的转折期，这在烟壶创作上也有充分的反映。嘉庆时的烟壶没有任何创新作品，开始只是延续乾隆的品种花样，随后就每况愈下，从此烟壶创造进入一个停滞期。 同治、光绪时期，可就像九斤老太的口头语，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大清国已濒于解体。而烟壶这行业此时却像打了一针兴奋剂，异常地兴盛起来，不论在品种上、造型上和工艺的精美方面，都达到了最兴盛的高峰。中国独有的内画艺术，就是这时创造出来的。 内画艺术的发展与兴衰，有一部曲折的历史，需专门有人去写它，我只想说近年来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为内画艺术带来了空前繁荣的局面。我估计，不论从内画壶的品种风格还是从事内画工作的人数及其产量来说，大概都是创历史纪录的。像李克昌为代表的山东派，王习三为代表的河北派，刘守本为代表的北京派，他们的精品有的早已超过了某些前辈画师，成为世界各国收藏家和艺术博物馆争藏的珍品。但我觉得，在这样大好形势下，我们倒更要保持头脑冷静，不要忽视值得忧虑的隐患。譬如近年内画的从业者和产品太多太滥，良莠不齐，市场上水货过多，贱价竞销，使价值昂贵的真正艺术品反有身价衰落之虞。再如，内画过程是否适于公开表演，也还值得商榷，表演固然可以收到吸引顾客、扩大影响之功，但把艺术创作中应保守的秘密公之于众，以致连艺术欣赏中不可少的神秒感也丧失掉，长此以往，反而得不偿失。对内画艺术本身的特长与局限，我们也还缺乏理论性的探讨，前人把内画仅用在小巧透明料、做工朴实的鼻烟壶上，而不用在硕大壮观或镶金嵌玉做工复杂的器物上是有道理的。小而质朴的壶坯才有利于突出内画艺术纤巧精细及由此产生的神秘感，器物大了还有什么纤巧神秘可言？器物本身已经精美绝伦，还显得出内画的精彩吗？目前内画器物有往大里发展和往其它精美的作品上作附加装饰的趋向，我不敢说这不好，但我觉得应该研究。有理论工作还有一个普及的任务，提高国内外爱好者对内画艺术的欣赏能力和鉴别能力，区分出艺术创作与商品画的不同，这才能既保障了工艺品市场的繁荣，又不使真正的艺术创作因水货的鱼目混珠而遭到不公正的命运。为此多发表些带有普及作用的文章，对像我这样有兴趣而缺学问的爱好者来说，是十分需要的。 以上是一个外行人既无条理又无学问的闲话，斗胆在文物报上发表，只是为向学者行家请教。外行人因无利害关系，有时也许会说出点有参考价值的话来，或者给同样的外行朋友看了反而有点可借鉴之处，若能如此，我就喜出望外了。 ------------ 敝人有下情禀告 感谢建功在晚报文章里把本人某些行状给公之于世，使我今后在消费方式和消费宣传上长点心眼。 可他也给我招来不少麻烦，从他那篇传世之作发表后我家的电话就再无安宁时。 上过我当的人来电话表示称快，还没上我当的来电话询问，可曾拿过广告费？ 比给999胃泰作广告拿得多还是拿得少？天理良心，建功评语虽属实，但本人是好心办了坏事。 敝人有下情禀告。本人好心有二：一是爱国，一是热爱新生事物。于是凡有国产新产品问世，总是大胆试用，义务宣传。 宣传的内容与广告用语完全相同，只是国货的质量与广告说的不总那么一致，才使朋友因我而上当。 其实我自己也上了当，只是不说。举例说明：前几年一个夏天我去浙江莫干山写作。 我想山上蚊子多，路经上海时想买两盘蚊香带着。那卖蚊香的向我介绍，江苏某厂新出一种电子驱蚊器。 既没烟，又有效，比蚊香好得多。我便花高于蚊香几倍的钱买了一只，到莫干山的当晚，吴强，谌容，叶蔚林在客厅请我喝茶闲聊，叶蔚林要点蚊香，我立即制止，说 “我有国货新产品，既没烟雾又对人无害。你们试试……”说完我就骄傲地拿出那只驱蚊器，由叶大作家亲自登梯爬高插上电源。 坐了一会儿，谌容先拍大腿。随后吴强就打脸，我虽然也觉得咬得难熬，却总想过一会儿就会发挥威力，坚持稳坐不动，又过了会儿，叶蔚林也受不了了，伸手去摸那件宝贝，吸了口气说：“怎么连热也不热？也没味道？是不是不好使？”我说：“这是国产新产品，怎会不好使？再等一会儿看。”又等了一会儿，老吴强实在受不了了，说是要不点蚊香他就回屋去睡觉。 我只好认头请他们点上蚊香，蚊香一点，果然立刻见效。回程时又到上海，我找到那家商店，问他：“这东西怎么不好使？”他说？ “是吗？我是按厂方的宣传品介绍的，其实我也没使过，我来试试。”他试了一下说：“确实不好使，真抱歉。”我说：“能不能换个好使的？”他说：“这个厂就生产了这么几个，现在不做了，要换可以换另一个厂的，不过那个比这个贵，您要再另加钱。”我立刻加钱又换一个。 这样我当然要向大家说明，那个虽不好用，但国产驱蚊器还是有好的。 可没过几天这个又坏了。在北京又看见一种新产品驱蚊器，我想既已投资两次，总要享受点这玩意的好处才能死心，就咬牙再买一个，这个还真好使，我又想那俩不好的我都作了错误宣传，对好的反而不推荐，也对不起朋友啊？ 只好再作次义务广告。以此为例，照此类推，我就买了大小四五个吸尘器，十几副老花眼镜，几种电子治疗仪……买了就少不得向人介绍，更正，再介绍。 就给人留下个印象，似乎我轮流推销吸尘器，老花镜，治疗仪，兼营广告生意。 倒也有点积极作用，那就是培养了几位朋友购买商品的警惕性。就拿那位曾派女儿向我求情，叫我别再向他家介绍新产品的女主人来说，就大有进步。 有次我买了一个吸尘器，又向她介绍，她就没像以前那样拿钱去买，而是要先借我的用两天。 用了两天来还时，除去吸尘器还带来二斤鱼。这是我作宣传唯一收到的一份报酬。 可是过了几天，我自己用吸尘器时，发现漏风了，再一看底盘上螺丝已经少了不止一个，马上打电话去问她，可曾用掉了螺丝？ 她说：“要不我就送你二斤鱼了？谢谢你叫我先试用，不然又上了当。” ------------ 老舍茶馆——好！ 前门楼子跟前开了座“老舍茶馆”。朋友约我去坐。往八仙桌旁一坐，盖碗一端，耳边丝弦一响，心里就腾的一热！觉着北京城又像北京城了，我又生活在北京人中间了。如今30岁以下的北京人都没见过茶馆。这词儿都是从老舍先生那出戏里听来的。 实打实地说，老北京的茶馆并不是专供财主们消闲的地方。倒退几十年，上哈德门、鼓楼、前门外的茶馆看看，倒还是平民百姓居多。有的行业（比如拉排子车）工人找活干，上茶馆：夹包卖古玩的，上茶馆；说合拉房纤的，上茶馆；朋友聚会，编辑约稿，也上茶馆。上茶馆不光为了解渴，那是个交流信息、洽谈生意、约朋会友的交际活动场所。说句新词儿，是搞公共关系的方便所在。 茶馆当然也是娱乐场。在旧社会，拉车的、赶脚的，大徒弟、小力笨，只要一天能混饱两顿窝窝头，腰里有俩闲钱，也想找点乐子。大剧院、跳舞场跟他们钱袋和喜好都没缘分。走进茶馆，一毛钱泡壶高末，二分钱听个段子。这点享受费用还花得起，也花得值。不能管这叫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有听的，自然要有唱的，而适合茶馆演出的莫过于曲艺评书，茶馆就又成了艺人献艺和练艺的场地。翻翻曲艺老艺人的自传或简历，有几个不是从茶馆里先唱出名的？我走“背字”的头几年，白天劳动完了，夜夜去茶馆听评书。今天能写两句“京味小说”，实在是从茶馆得益匪浅。就这么个群众活动的去处、大众娱乐之场所，说声绝迹，居然就消失了几十年。您说茶馆得罪谁了？ 近两年跟着人“办洋务”，有机会走出国门，反倒能坐坐茶馆了。香港的“陆羽茶楼”，我有机会就去。看到香港的电影明星、新闻名人也常在那儿品茗谈事，也算古为今用。纽约、洛杉矶的茶馆我也去过，倒也座无虚席，并不比咖啡厅买卖差。小胡同里的咖啡厅也比中国新引进的时髦咖啡厅地道，不光咖啡地道，排场地道，唱的流行歌也是原装货，可那儿照样有中国茶馆。我问一个弄电脑的美国朋友：“您是地道的洋人，怎么不去喝咖啡要喝茶？”他说：“我喝咖啡，也喝茶。这是两种不同的享受，不光味道两样，而且是两种不同的文化气氛。品品茶，听听评弹，领略一下东方情趣，生活不更多彩吗？喝完了仍然去摆弄我的电脑，有何不好？坐茶馆不碍现代化。” 当时我就想：我们在引进西方优秀的科学文化的同时也引进了咖啡厅和酒吧，这当然挺好（就是贵点！）。外国的茶馆是从中国传去的，生意不错。咱能不能来个出口转内销呢？ 我把这想法对朋友说，人家都笑我，说是“你这套想法跟你的小说一样，全是翻过去的一页了。现在人们要喝‘可口可乐’，‘雀巢咖啡’，跳霹雳舞，唱流行歌。谁进茶馆听大鼓书啊？落后，可怜，可悲！” 正当绝望之时，想不到凭空跳出个尹盛喜来！尹盛喜带着几个待业青年卖大碗茶，几年间发了大财，如今握有千百万的资财，成了“北京大碗茶商贸集团公司”总经理，当上了“北京市劳动模范”，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要说新潮，也够新潮了。他竟投资把这个“老舍茶馆”在前门箭楼旁边开起来了。开张几天，座无虚席，许多几年不见的老朋友都在这儿见面了。我来的这天，正碰上孙书筠和关学增来参加演唱。这两位都年岁已高、息影舞台了，怎么也来凑这个热闹？孙书筠说：“我唱了一辈子京韵大鼓，爱上了这门艺术，我怕它绝了。我这个年纪，说不定哪天就走了。趁着能活动，多为振兴曲艺作点实事。茶馆开张为曲艺提供了演出场地，咱出点力帮它发展兴旺起来。”关学增说得更绝：“近来常有人打听，关学增这人还有没有？我怎么没有哇？这不好好的吗？有，怎么没听见他唱？我这几年没唱，你上哪儿听去？退休了，我不能去给人家添乱，可我还想唱。有这个茶馆就好了，没事咱们就来聚聚，爱听的听，爱唱的唱。这也是一乐！” 也许有人说：坐茶馆的这套生活方式已经过时了，维持不久。黄瓜白菜，各有所爱。有人爱去咖啡厅，就有人爱坐茶馆。还是那位洋人说得在理：“坐茶馆不碍现代化。” 至于能否维持长久，这就难说了：认真办点事很不易，这茶馆目前也还有不少难题。别看尹经理卖大碗茶能挣钱，卖小碗茶可要赔本。好在他明白这是在做文化投资，搞精神文明建设，有了赔钱的准备。话说回来，有这么多热心人帮助它，支持它；群众——就算是一部分群众吧，需要它，也未见得就没有前程。北京还是有个茶馆好。“老舍茶馆”是个好兆头！尹盛喜，您真有见识！ ------------ 外行侃戏 今年是徽班进京200周年。这200年间我赶上了四分之一，回想50年前看京戏的情形，觉得这半个世纪以来，不管是唱戏还看戏都有好大变化。 首先是看戏的方式、环境变了。 50年前看戏，大致在两种场合，一是进戏院，一是看堂会。 堂会是私人演出。总是有财势的人家才办得起。也就是交往广、应酬多的人才看得上。堂会上名伶荟萃，好戏连台，这么好的欣赏机会，是花钱进戏院办不到的。花钱看戏要看得过瘾，只有看义务戏。义务戏多是公益性质，如救济黄河水灾、农村蝗灾。到这时著名演员们就可以放开门户之别，齐集一堂，各显身手，合作演出。目的为了集资，票价定的很贵。也不是一般平民小户能看得起了。不过凡事都不能严丝合缝，热心看戏而又阮囊羞涩者，总会有空子可钻。办堂会者既是大家，为了摆阔求热闹，总要飞帖撒网，来贺喜拜寿者并不见得全认识。看样穿着还整齐，又面带笑容者，执事人决无挡驾之理。即使明知是混进来听戏的，也多半睁一眼闭一眼，乐得个和气生财。我有个朋友在旧社会当小报记者，看过许多堂会戏，没有一家是和他有交情的。毫不相识人家办堂会，他只要预备个小红封，装进两元礼金，口称道喜，进门后就坐下看戏，据他说“这比买票上戏园子便宜”。 ……但这究竟还是少数人的事，大多数人看戏仍是到戏院买票。 那时戏院分三六九等，观众有三教九流。阔人有阔人的享受，穷人有穷人的消遣。可以花十块八块大洋看戏，也可以花三大枚两铜子看戏。50年前，除去几个高等的新式戏院，一般的戏院还不讲对号入座。门口虽有售票处，却并不凭票入场。想看戏尽可以大摇大摆地进去，看着哪个座位好坐下来，掏钱交给身后的茶房就行了。碰上戏码好，会发现凡是好座位上全扣上个茶碗，表示已有人占领。这也用不着失望，更不必打退堂鼓，只要把几个零钱往茶房手里一塞，他马上就会拿掉一个茶碗请你坐下。这种一切向钱看的资本主义行径，当然弊端极多，倒也有他灵活的一面。不过一不小心也会上当。我上小学时攒了多少天点心钱为了去看一场戏。一时粗心，把开演时间记错。把12点开戏看成2点，3点多钟赶到，我以为还能看上大轴，匆匆把钱交给茶房就找地方坐下看戏，还没有等我坐下，台上吹起唢呐，大幕拉上就散戏了，再找那茶房早已不知去向。 对我这样的穷人不说，更适合去另外两种戏院，一是零打钱的小戏棚子，一是分两段卖票的小戏院。头一种是只要开了戏你随时可以进去听，听到哪儿想走就走。大约15分钟左右打一回钱，一回大约合现在二三分钱。侯宝林先生有个段子就是讽刺这种小戏院的。大意是说要看完整场演出，价格并不比到大戏院便宜，段子非常精彩。其实这种戏院对我这种既有戏瘾又没闲钱的人也有他的方便处。首先你不必非攒够买一张票的钱才能进剧场，有多少钱看多少戏，三角钱一张票掏不起，分三回听也就能满足愿望。其次是一场演出有好几出戏，不见得每出你都爱听。零打钱可以只选你爱听的那出戏，开场入座，演完走人，不多费一分工夫不多花冤枉钱。另一种小戏院是把一场演出分作两部分。前半场是折子戏，后半场演整出。进门扔下几个大枚先听折子戏，折子演完，台上换守旧桌围，不愿再看就自动退席。若还想听下边的整出，就再打一回钱坐着不动。要是专看整出，前边甭来，到这时再掐着钟点入场。既省钱又不费工夫。这种戏院比零打钱那种有秩序。用不着每过15分钟就听茶房喊一回“打钱咧您哪”。 如今戏院提前售票，对号入座。现代化了，再没有过去那种乱糟糟的样子，确是进步。但也还有不对号入座的场合，也还有不那么令人痛快的场面。有次我得到张请帖去看演出。请帖是不对号入座的。我想哪儿没人就可以坐在哪儿了。看见前面四五两排有许多空位，走去就坐，刚到椅边一位精壮汉子就用手把我一挡，伸条腿把路拦住了。我说：“劳驾，让我进去。”他不耐烦地把头往后一甩，我只得退一排去找地方。到后一排，仍有人挡驾。这位比较客气些，用手拍拍他的椅子背。我往后看了一眼，才看见椅后贴着个纸条，上写“留座”二字。直到我走到后边10多排才找到座位。这一来看戏的兴致就打消了一半。开演后好久我总想往那留座的两排看，直看到散场那里也还是大部空着。这时我就觉得还是收点小费让人坐下的办法好些。免得产生误解，以为虽然废除了认钱不认人的老规矩，又改成以官职、头衔对号新办法。看戏本是找乐子，谁愿来找不痛快？ 这50年更大的变化是在演出的剧目上，一些反动、色情、下流、凶残的剧目淘汰了，一些健康的、美好的剧目不仅保留而且有了更充分的发展。与此同时当代艺术家们又创作了大量思想艺术水平都高的好节目。人们从舞台得到思想的教益和情操的陶冶。这主流的一面，是功德无量的。若说有什么不足，那就是有一些应该保存的戏，或是改改仍不失为好戏的戏，或是思想内容有问题但在艺术上尚可供参考研究的戏已没人唱或没人会唱了。我手头没有旧戏报，记不清几个老戏的名字，但随手一拈，就可以提出《山海关》《嘉峪关》《查头关》《牧虎关》《界牌关》《虹霓关》《武晤关》一大串以“关”取名的戏。和《拿侯七》《拿殷洪》《拿黄龙基》等所谓“八大拿”的戏。大概是年纪在30岁以下的朋友从来没有机会看过。但他们比以前的观众还是幸福得多，我爸爸那辈人就没幸运看《海瑞罢官》《望江亭》《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将相和》《穆桂英挂帅》这些精彩的剧目，当然也没看过使浩亮先生等出尽头的那些样板。这算是失中有得。 随着时代前进，剧目必定会有所兴衰。要前进就要发展，有发展就有扬弃，推陈出新。 但也不是一帆风顺，只有经验没有教训。若作反思，我想至少有两个题目可以再考虑一下。一是去的是否真都是“腐”存的都是“精”？第二，谁拿主意去什么存什么？是“腐”是“精”由谁拍板定案？在这点上传统戏《四郎探母》和新编历史戏《海瑞罢官》的几起几落很有回味价值。 《四郎探母》从清末就唱。经过了辛亥革命、抗日战争，直到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忽然间发现这是部为汉奸唱赞歌的戏了。仿佛英法联军、八国联军的得逞，“九一八”，“七七事变”的吃败仗都和唱了这出戏有点关系。说声停，不仅在全国舞台上消失，连这戏的唱片也没卖的。我曾说过谭富英《探母》唱得好，就为此作了检讨，并表决心今后看戏一定只看政治上进步，有马列主义思想的新剧目。很幸运，不久就有一大批革命现实主义的、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新编历史剧出现了。这其中就有著名的共产党员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写的《海瑞罢官》。不说别的，就这串头衔，就这个身份，该是百分之百可靠了吧？更别提还是一代大师马连良主演。我节衣缩食省下钱来去看这出戏，回来又作了番宣传，谁知霹雳一声，说这出戏是为彭德怀翻案，并且骂皇帝的了。不仅仅是禁戏，连有关的人也禁了起来。我虽因右派定罪，但革命造反派在定我的罪时，吹捧《海瑞罢官》也算一条反动言行。这回可不是作个检讨就能过关的了。从这以后我就再不进剧场。即使后来拨乱反正，说《四郎探母》是歌颂民族团结，而《海瑞罢官》是表现中国知识分子为民请命好作品，我也没再打起看戏的精神头来。汪精卫投敌是否先看了《四郎探母》我不知道，反正抗战时我们在联欢会上唱完“杨延辉坐宫院”照样跟鬼子打游击战。看《海瑞罢官》时我决没得到暗示这是攻击伟大领袖。我要看出来一定会带头揭发吴晗，争取立功赎罪的。可惜连彭德怀为什么罢官也不清楚，这些戏的兴与衰本来和观众没有什么关系，允许演时花钱，不许演时不看，挺简单的事，花钱买挨斗作检讨，犯得上吗？ 戏禁过还可以再演，作者演员名誉受损可以恢复，但给观众造成的心理遗憾就不大为人注意。有一段时间观众对演出不大关心，未必和这种心理没有关系。人们热烈拥护党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政策，是从他们的生活经验切实体会到了党的政策给国家给人民带来了繁荣幸福。对爱看戏的人来说，这幸福也包括得到了作为观众的看戏权和评戏权。写戏、演戏、看戏，三者是命运相关的。如果有人能在这方面作点研究，写出点有启示性的文章来，必定会对振兴戏剧大有好处。 ------------ 文明戏 《说戏》及《续说戏》共十段，写完之后，感到有点不足；我发现谈的全是京戏，其实我小时印象更深的戏是“文明戏”。 天津演“文明戏”的剧场，大概有过好几个，比如“天祥市场”的屋顶花园，日租界的“桃园游艺场”。前者我没去过，后者我记事时已没有了。我记得的一个专演文明戏的剧场是东北城角的“大观楼”。 “大观楼”在一家绸布店的楼上，更早一点叫“天晴茶园”，我们有个远亲在那里工作，所以我常去。它是个曲艺场，天津话叫“杂耍园子”。前边是“十样杂耍”，大鼓、相声、魔术等。曲艺演完接着唱“文明戏”。所以演出的时间很长，下午五点开场，总要到半夜十二点才能散。不过观众从一开场时就去的时候很少，多半要到曲艺演到一半节目时才正式上座，所以开头的几个节目多半不大精彩。我总是开场就去，常常池子里就我一个观众。多去几次，有的演员就认识了我。有位老艺人唱开场，胖胖的，秃头顶，唱的什么大鼓我忘了，但是那个段子叫“火牛阵”我却记得。因为他天天总唱这一段，好在也总是我一个人听，我既没提出过意见，也就说下上观众欢迎了。 最后到“文明戏”开演时，场子就满座了。“文明戏”多半是清装连台本戏。最叫座的是《乾隆下江南》《张文祥刺马》、《蒸骨三验》，满台顶子、翎子、补花朝服、大辫子、两把头。因为留下的印象极深，这对我后来写《烟壶》一类作品颇有形象上的启发作用。时装戏只记得看过一出叫《新茶花》，是写一个爱国的妓女的故事，以前旧戏院演戏，从不标明戏作者的名字，看戏的人也并不打听剧本是谁编的。数十年后，我和欧阳予倩先生住同院，偶然说起看过这些戏，他大吃一惊，问我：“这是我年轻时在上海唱文明新戏的剧目，你怎会看过。”我这才知道这些戏的来路，而欧阳老也才知道直到四十年代北方还有人唱他参与编写的文明戏。 文明戏的演员，台风多半文质彬彬，颇有书卷气。我想这和它的创始人是欧阳老这样的知识分子有关。我甚至怀疑在天津唱文明戏的人中就有早先在上海的欧阳先生的同事。我在新凤霞女士的北京评剧一团曾碰到两位原在大观楼唱文明戏的演员，一位叫王度芳，一位叫杨星星，确实很会演戏，并有文化修养，不同于旧科班出身评剧演员。 现在回想起来，文明戏应该算“京剧改革”的一次有意义的试验。从艺术形式来说，有许多成功之处是应当重视的，如果拿它和当时“天华景”上演的《侠盗罗宾汉》作比较，说不定它还更符合京剧本身的特点。文明戏保持着京戏的基本程式和虚拟手法。却又突破了一些程式限制，以便表现当代生活。《乾隆下江南》表现乘船，仍是一桌两椅，旁边站个船夫作摇橹状；《张文祥刺马》，马新懿站在高桌之上，作远望状，张文祥在台前跑圆场，用以表现两人距离之远，校场之大，以虚代实，极简练有力，不存在写实手法带来的空间限制。文明戏对白一般不用韵白，也不用由上海影剧兴起的“话剧腔”。用的是地道的北京话，演员说来抑扬顿挫很有表现力和亲切感。“文明戏”不完全是新创的一个剧种。它是京戏中一个门类的发展。京戏也有表现当代生活的剧目，小翠花的《马思远》在出现时无疑是时事剧；梅兰芳先生的许多新戏，如《孽海波澜》、《邓霞姑》都是时装社会新闻戏，现实性极强，文明戏大约是发展了京戏中这一品类。 文明戏作为一个专门的剧种，大约在中国舞台上只存在了二十余年，便消声敛迹了。消失的原因尚待考查，但缺乏进一步的发展。缺乏新创作的有分量的剧目必是一个原因。文明戏开创时的积极分子，如欧阳先生，是些受过高等教育有进步理想的文化人，他们边演边写边试验，不断有新戏推出，而到了后期则只是由一些艺人组成的旧式班社来演出，仅成了谋生的手段。文明戏产生的时间短，不像京戏有雄厚历史遗产可继承，有老本可吃，演来演去总是那几句出当然就难以维持了。 文明戏几乎没有完整的剧本，多是幕表戏，内行称“跑梁子”。由导演或主演，说个提纲和每场的主要情节，剩下的全由演员到台上即兴创造。因而也没固定台词，行家称作“活口”。唱念全由演员自己去编，它的好处是不刻板、不拘谨，生动活泼。缺点则是不严谨，不规范，一场戏多长时间没准谱。至于唱词，则良莠不齐，有的演员有固定的套子，唱什么戏都是那几句，临时现编的则看演员的文化水平和机灵程度了。欧阳先生曾说过一个笑话，他和一位演丫头的演员同场演戏，起了锣鼓后，丫头还不知要唱什么，但过门到了，头一句就唱了三个字“我小姐”，过门拉过了，第二句就现编现唱，于是唱道：“自那日在花园得了一场难治好的冤孽病呀……”底下有人喊道：“好长的词呀！”台上台下一片笑声。 ------------ 饮茶闲话 《香港文学》二十五期，载唐琼先生散文《饮茶》，很有情趣。读后勾起我几件有关“饮茶”的故事，也来凑凑趣。 唐先生大文，谈的是文人的雅趣；其实中国的工农百姓，引车卖浆者流，也与茶有难解难分的缘分。我的祖籍是山东省平原小县。农村经济改革后是富裕县了，以前却穷得连老鼠都要逃荒。三国时期刘玄德先生在那里当了一任县长，干到一半，不等上司撤他的职就自动下野，从下水道逃走了。公开的理由是张飞打了督邮，怕惹麻烦。其实也是因为地方太穷，没什么可留恋。这么穷的地方，“糠菜半年粮”，老百姓却要“饮茶”。 那地方人饮茶，其方法既不同于香港、广州，也不同于京津。那里没有茶馆，饮茶只能在自己家中冲泡。乡下也没有茶叶店，茶叶只有到集上卖酱油、醋的摊子上去买。摊贩把茶叶放在个粗糙的木箱里，既不加盖，也不分等，更没有香片、龙井、铁观音之别，只是半箱黑色的带梗的干巴树叶，随买随称。称好用极糙的草纸一包既不怕散掉香味也不怕受潮。 茶虽不好，乡下人对水却很讲究，绝不用烧饭的锅灶来煮水冲茶，要喝茶就要另烧小茶炉，所以在我家乡熟人相遇常用的客套话是“走，回家点炉子！”点炉子者，献茶之谓也。 “炉子”有多种，最多用的夏天是小吗，煤炉天是地炉。煤炉是用铁铸成，下层放引柴，上层放煤末——乡村贫苦，没有人烧得起块煤，也不会作煤球，引柴上撒的只是煤末，所以烧时必须有个人蹲在一边用扇子扇风，或加上小风箱助燃；地炉是冬天用的，在火炕的一头地下挖个坑，与火炕烟道相联。炕口盖一方土坯，土坯前后各挖一个圆洞。弄得像个吕字形。前边的洞口放水壶、后边洞口放烧柴。秫秸、玉米核、高粱穗、豆梗全是好燃料，但不能烧煤，因为地炉是用不上扇子的，配合这两种炉子，也就有了两种“有你没我，势不两立”的水壶。煤炉用一种上细下粗圆锥形壶，这种壶又矮又胖，为的是坐在炉上接受火焰的面积广；地炉用一种上粗下细反圆锥形的壶，这种壶又高又瘦，为的是平截壶要插入炉盖的圆洞中，它是用壶身侧面来接受火焰的。 没有茶馆，并不等于冲出茶来自家独饮，多半倒是十个八个友好亲邻聚在一起边谈边饮。生炉子颇费工夫，早晨中午时间紧，自然就放在晚上。晚饭后谁家院里飘出柴烟煤气，就知道他家“生炉子”了。人们不必等着请，推门进去找个靠墙的地方坐下，自会有一份杯盏送来。同时用柳条编的烟波箩也就递到面前。人们便在茶香烟气之中谈古论今，交换经济政治情报，说东村狐狸作怪，西镇笤帚成精。直到月上中天，才各自散去。第二天这家不点炉子又会有另一家点，很少有空白的日子。我小时见得多了，以为天然就该如此。成人之后回想此事，反很难理解了。贫苦百姓养成饮茶习惯，应有特殊原因，如江浙地方乃产茶区，茶叶来得方便，乡人有此习惯，不足为怪；又如蒙古西藏地方，人民以肉食为主，不饮浓茶难以消化，牧民饮茶成癖，可以理解。山东人没见过茶树是什么样子，一肚子谷糠野菜不愁消化不畅，为什么要饮茶呢？百思不得其解。曾问过一个乡亲，他说山东是出过孔孟二圣的礼仪之邦，凡事讲礼仪，无茶不成礼仪，因而家家用茶。我觉得这话不可靠。 乡人饮茶也有饮出怪癖来的。我的一位当锔碗匠的族叔由饮茶而发展为鉴玩茶壶，我们那里的茶具其实是很粗陋很单调的，几乎家家都用博山出的一种大型铜提梁的紫砂壶，家家都用同一种产品，能玩出什么特殊花样来呢？他的办法是把用水浸透的谷子放满茶壶，用绳把壶盖捆紧，放到阳光下晒。数日之后谷子膨胀发芽，“蓬”的一声把茶壶胀破，变成许多碎片。他再把一块块碎片用铜锔子锔起来，于是就成了一把满身布满铜钉的有奇怪图案的壶，而且每胀破一个壶，碎片都不一样，所以决不会有重复的产品出现。一时间他的茶壶远近闻名。人们夸他的壶有趣，却没有人肯把自己的好壶弄破去摹仿他。抗日战争时，日本军队到乡下扫荡，老百姓拖儿带女，背扛肩挑着吃穿之物四下逃难，他却除了背着个铺盖卷外，就是那把茶壶，并且沏了一壶水在手中提着，一边走一边对着壶嘴啜饮。有次正饮着茶日本人打来一排枪，砰的一声把那壶打得粉碎，茶水洒了他一身，人们吓了一跳，开心的问他伤着哪儿没有？他举着手中的壶提梁，叹叹气说：“可惜了这壶上的锔子，是白铜的！” 八七·元月十九·北京 ------------ 胡侃北京的土著艺术 北京这地方被叫作文化故都已经有些年，打我小时候就听见有人这么称呼它，没听见有人反对，可见是得到了大家认可。 既是文化故都，必得有它独特的文化面貌，什么是北京的地方文化？什么是北京的土著艺术呢？这就有争论了，不见得挂京字的就是京都土产，举例来说，“京韵大鼓”，打头就是京字，而且全国就这一份，总该没说的了吧，且慢，查查几十年前的旧笔记，你会发现它原来叫“津韵大鼓”，原本来自天津，在北京落户之后才改成这个名字，就像在美国的那些彼得·李，乔治·张一样，虽持美国护照，但非土著居民。“京韵大鼓”尚且如此，至于“京梆子”、“京皮影”、“京酱肘子”、“京酱园”那就更没准谱了。如今山西梆子、滦州皮影在本地还挑着大梁，在北京落户的一支你就敢说是北京特产？在北京开酱园的大都是河北人，肉杠子向来是山东人的专利，传到这儿一支，就列入北京土特产目录，难免叫人不服气。 虽说不服，可还不能生气，因为还有另一面道理。梆子确是从山西传到北京的，可您听听李桂云唱的跟丁果仙唱的是一个味吗？别的不说，就听唱吧，山西梆子唱念都是晋腔，京梆子唱的是京腔，就是上韵也按京戏的路子上湖广韵，跟山西口音差着几百里地呢。北京“萃华楼”的“京酱肉丝”跟济南的“酱炒肉丝”也不一个味。别听北京山东馆的掌柜说话还常带点怯口，管“吃什么”叫“漆席么”，真正山东人一听就觉得变味了。并不是北京人爱把别人粉往自己脸上擦，实在是北京的历史造成的。它作为中国的首都，已经六百多年，居民既来自各省各地，也是全国精神和文化财富交流汇集之所，天长日久，没发展的东西渐渐被淘汰，有根基的留下来，在这个大熔炉里，融化、综合、分解、改造成另一种模样，就成为有自己特色的东西了。所以北京的地方艺术和各地的地方艺术有点不同。外省地方文艺，多产自本乡本土，北京则集各家之长，又染上自己色彩，变成自己的东西。产于他乡，成于京城，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京戏。去年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二百年前安徽地方戏进京朝贡，在这里落下脚，在此与皮簧、吹腔等融合，接受昆腔、梆子的影响，形成了今天的姓京的大戏。 用这个观点来认定北京地方艺术，路子可谓宽矣，品种可谓广矣。王佩一大臣的铁片大鼓，关学曾的琴书，连魏喜奎的“奉调”也得算北京土著艺术，因为在这些艺术的原产地绝听不到今天这样的东西。 表演艺术如此，别的艺术门类也不例外。毛**曾说北京的建筑艺术特色是四合院，其实四合院是遍采北方民居之长，加以综合改造而形成的，此外玉器雕琢，有京作，苏作，广作之分；烟壶内画，有京派，冀派，粤派之别，过去就连娶亲的饮场，花轿的装扮，出殡的执事，棺罩的花样都有自己的特点。若再扩大到生活文化范围，穿衣有穿衣的学问，如今虽有很大改变，但仍留下不少遗迹，作为民俗文化来研究是大有可为的。说个笑话当例子，刚进北京不久，我得了几元稿费，买了件纺绸衬衫，是我生来最好的一件衣裳了，平日舍不得穿。正好在伏天时，有位老北京朋友过生日，我正儿八经把衬衫熨平穿了去贺寿，坐下之后，见他们全家都穿着旧夏布小褂，我正为自己的绸衫得意，他母亲过来了，这位大妈平日拿我们当子侄看待，就笑嘻嘻地冲我说：“哟，大侄子，你们革命干部可真艰苦哇，都数三伏了，纺绸还没下身哪。嘴里省一口，也该买件夏布褂子，年轻轻的别叫人笑话……”他儿子就说：“快歇着您的吧，现在哪还这么多讲究哇。”两人说得我莫名其妙，过后打听别人才知道，北京人只在入夏的时候才穿串绸（即纺绸），只要日子过得去，一数伏就该换下来，有钱可以穿罗穿纱，没钱穿夏布也算应节气，再穿纺绸就成老憨了。 外地产的比较原始，比较粗糙的艺术进了北京何以就发展成比较成熟，比较精致了呢？我有个看法，不知是否有点反动，我觉得艺术这玩艺是要吃饱了肚子有闲心时才可以仔细琢磨，精心从事。弄它的人还得有一定的文化知识和艺术修养。北京作为首都，有钱有文化的闲人不多，吃饱了没事干就静下心来钻研雕琢艺术品，这才能精益求精，争奇斗胜。即使是艺人们自己发展创作，在北京也比别的地方更有有利的条件，旧话说“无有君子，不养艺人”，北京这地方有闲钱有欣赏能力的人多，艺人们就容易混饱肚子，北京这地方能见到各地各省甚至番帮海外的艺术精品，也确有扩大眼界，增广见识的机会，这就为艺术家们进一步发展自己的才能提供了条件。过去几代京剧艺术家其籍贯虽多系安徽、湖北、江苏等南方诸省，而艺术上的功成名就皆在北京，就是个证明。 但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地方的，民间的纯朴，健康，乡土气息民间气息浓厚的艺术，一经这些统治阶层的文人大佬加工改造，就带上了统治阶级的思想色彩和贵族化的艺术趣味。贵族文人常有的富贵气酸腐味一渗入艺术领域，就像把一杓肥油加进了雨前龙井中，玷污了整个优美境界。更何况，统治层中的人有权有钱却没有文化修养的大有人在，为了迎合这一部分人的趣味，更易沾上庸俗繁琐的毛病。这一点在工艺美术中看得最清楚，比如北京的家具制造业，按工艺的技巧说，无疑是到清朝时发展到了极致，鲁班馆的家具今天看来还是叫人惊叹它的精致细巧，但和明式家具比起来显得刺眼的庸俗和繁琐，由此也就有了脱离群众，脱离人民的倾向，再进一步就有随着统治阶级的衰败灭亡而衰败灭亡的危险了。这一点也许从昆曲身上能看出点眉目来。昆曲的艺术成就应当说是登峰造极的，无论唱念作打，到今天很多剧种还要从它吸取营养，但昆曲本身，从几十年前就已衰落了。说来可叹，我对昆曲的兴趣竟是从看蹭戏培养起来的，我小时家住天津法租界，那时白云生、韩世昌常在“新中央戏院”演出，因为上座极差，每场几乎上不到四成座，以至小学生们进去看蹭戏把门的拦都不拦。就我记忆来说，当年看的戏中，行头比昆曲班再破旧的很少了。解放初期，我认识的那几位昆曲名伶都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舞蹈团当了基本功教员。白云生的《拾画叫画》、韩世昌先生的《胖姑学舌》都只能在联欢会上露演，许多武生演员，竟改行去耍狮子舞了。新中国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艺术政策才使昆曲从旧统治阶级的艺术牢笼中解放出来，周传瑛等改编演出了《十五贯》，这才有“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之盛事。北京成立了北方昆曲剧院，昆曲作为一个剧种才重新活跃在舞台上（前清北京某王爷酷爱昆曲，在他高阳的封地上成立科班，请苏州昆曲艺人教他庄子上的农家子弟唱戏，才有了北昆一支，故北昆虽出自高阳，仍把它算作北京艺术）。 北京艺术比起外省地方艺术来，和统治阶级的关系更紧密，所以时代的发展，阶级地位的变动和艺术兴衰关联，在这里就看得更清楚些。有些艺术品种，明显随着统治阶层的衰败而衰败了，人们可以感叹，可以怅惘，但绝无回天之力。当然也有不受这种影响，始终保持着艺术生命力的艺术品种，那是因为它们与普通人民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并且不断的有所发展有所改造，随着时代前进而前进，像在这期刊物上发表文章的几位艺术家和他们的艺术就是这样。魏喜奎同志我们是老朋友，我亲眼看到她一生拼搏，不断创新的过程，她不断改进和发展自己的艺术，从不墨守成规，今天大受欢迎的曲剧就是她、曹宝禄、关学曾等几位艺术家在老舍先生直接参与下历尽艰辛创造和发展起来的。这种例子在其它艺术门类如工艺美术界，民间艺术界，也可举出不少，所以我们在面塑、内画、风筝，景泰蓝等方面都看到新的人材，新的成就。 北京也有纯粹土生土长的艺术，但并不见得高明，而且留传下来有所发展的也有限，有的改头换面以新的样式传下来了。如曲艺中的岔曲、单弦，这倒是北京八旗子弟的创造，两者都发源于军旅，前者创于清朝南征之时，后者是乾隆时期大军远征大小金山时的创造，都是用以慰藉士兵们的思乡情绪的，班师之后带回北京，成了子弟们消遣的艺术，只准演唱，不许收费，故谓之“子弟消遣”，民国后才流入民间。但今天我们所见到的样子与当年已大不相同了，当年的“八角鼓场子”是一个完整的晚会，由“鼓、柳、彩”三部分组成，八角鼓开场，中间到牌子戏终场，中间有“哄哏”（相声）、“群曲”、“戏法”、“快书”等多种节目，节目的种类、次序都有严格的规定，是不许乱来的。大约是太贵族化、规范化了吧，一旦走入民间就打破了它的规范，留下岔曲和牌子曲组成一个曲艺节目，“哄哏”“快书”等各自独立，最后的牌子戏只附属于单弦演员的节目中偶尔作一次演出。前些年顾荣甫、尹福来还可唱牌子戏，也就是“拆唱八角鼓”，尹福来不化装弹弦兼演旦角，顾荣甫歪戴乌纱，身着大红官衣，手执马鞭，边唱边舞一出《小上坟》，演得滑稽突梯，精彩绝伦，此后我就再没看过拆唱的演出了，我想会唱的人即使有，怕也不多，而且多半年事已迈，再过些年怕真要绝迹了。 ------------ 遛早儿 早起遛弯北京人叫遛早儿。我从年轻养成了这个习惯，开始是为了健身，后来变成了一种享受，不论在北京在外地，我照例黎明即起，信步而行。在北京是到我去熟了的公园空地，顺便打打拳运运气，在外地专门走大街小巷，冷眼看看那生疏世界。同一个场地，同一条街道，在嘈杂纷乱的白日和寂静清爽的早晨是完全不同的两副面目。人在早晨最清醒，最客观；世界在早晨最本色，最坦率。以真情相待，能看到白天看不清楚的地方。 于是我看见了天刚亮在新奥尔良街头大叫大哭的少女，看见了和他心爱的狗一起睡在公园长椅上的东京老人，看见在塞纳河边打中国太极拳的法国姑娘，也看见过在风雪中打扫街道的清洁工人和黎明时钓鱼的艺术家。 印象最深的还是北京公园里的形形色色。 北京最中心的公园得说是中山公园。四十年代末五十年初我住霞公府，离中山公园最近。可我总是到天安门左右的皇城根为止，没敢进去过。不光我不进公园，天天见面的一些打拳遛鸟的朋友也不进公园。一来那时有闲钱买月票的人不多；二来是人民政府刚成立，旧时代遗留的东西很多，公园里不大安全。一大早就有几位神女，倚着来今雨轩的长廊卖单儿，年轻人怕落下闲话跳到黄河洗不清。老年人迷信，认为早上碰着她们会沾上晦气（我至今不明白这个行业的人怎么会一大早就去等生意）。 大宗的人早晨进中山公园打拳练功，那是一九五〇年初人民政府下令取缔色情行业，整顿治安以后的事。 五十年代中期晨练之风盛了一阵，但进公园的大部分是老人和病人。活动方式除了遛鸟外也只有打拳练气功，就这也只是男性参加，女士们来得很少，我认识一位大姐，不过三四十岁，知识分子，革命干部。想学学太极拳，非请我到她家教不可，我说：“您上公园去学好不好？那儿有师傅教。”她说：“一个女人在大庭广众之下伸胳膊抬腿的像什么样？” 那时的打扮也是清一色的中山服列宁装，偶尔有位年轻女士身穿布拉吉，能引得打拳人住手、练功的人跑气。我有个朋友的妹妹从香港回来，我陪她去了趟公园，她回来头件事就是去买列宁服和改换发型。因为我们在公园里前边走后边有人评论，我们听见那评论曰：“瞧，多难看！香港的裤子没裤腰，香港的鞋子后跟高，香港的头发乱七八糟……”到了六十年代，公园的景象可就整齐划一了，笼子烧火了，鸟儿放飞了，教太极拳的师傅当作封建余孽赶走了，遛鸟的和学太极拳的人多半到了不能见人的地方。公园里完全换了另一类人，他们穿一色的衣服，跑一个样的步子，唱样板戏的唱词。学钱浩梁作派，若要用一句话来形容的话那就是“杀气腾腾”。我偶然看到过一两眼，从此终生难忘，以致过好多年后，看到其中有几位改唱最时髦高调，换了最新潮的时装，又作执掌乾坤状时，我觉得那调门和作派仍带点造反派的味道。 如今遛早儿，看到的又是另一番景象另一类人了。 公园比以前多了，可是公园的地方却显得小了。凡有树的地方都挂满了横幅、竖额，有的带照片，有的加剪报。这边是某派气功，那边是某套拳术，每家都有奇招，各派皆有绝活。横幅如同大旗，旗下高手如林，耍枪的，舞剑的，抡刀的，使棍的，有的站在树下运气，任凭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有的盘旋如飞，势同腾云驾雾，任意闪展腾挪，太极、八卦、武当、少林，凡武侠小说中写到的门类大概都能找到传人高手，也有几处不竖大旗而以道具为标志者，打门球的竖一个铁球门，跳迪斯科的放一只大录音机。打门球的老人多半找清静地带，举止文雅，动作潇洒，颇有绅士之风；跳迪斯科专找宽阔显眼之地，乐声一响，闻声起舞，端的是鹤发红颜，青春常驻，其舞姿之豪放，神态之自得，令看的人也禁不住手舞足蹈。若按年纪上看，如今也还是老人居多，但有病色的极少了，若以性别分类，则打门球者以老大哥居多，老大姐偶尔有之；而跳迪斯科者又以老大姐为主，老大哥纯属陪衬。近一阵跳交际舞的浪潮也赶上来了，他们的录音机要比跳迪斯科的小点，性别则男女各半。大的群落有一二百人，小的只有男士女士各一，不管人多人少，都跳得认真卖力。音乐没迪斯科那边放得响，情调却比那边来得柔，华尔兹，慢四步，探戈，伦巴，你教我，我带你，如醉如痴，自得其乐。并不问别人看了有何观感。说也奇怪，倒也没有评论港式衣着那样的热心人了。也许是如今南风北渐，洋风中渐，连跳舞耍剑的老年人也不乏穿“没裤腰”，蹬“后跟高”者，再指手画脚忙不过来。 这些变化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到来的，还没看清它的过程已成普及之势，光看衣着和行为是找不到起因的。其根源在于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唤起了敬人和自尊意识，各人都按自己喜欢的方式活，也尊重别人的个性喜好，但光有这个意识还不行，要紧的是先吃饱肚子，人只有在没有冻饿之忧，没有被迫害之虑时才有闲心追求生活情趣，有热心争取健康长寿。想想，为什么十年前公园里只有红袖标和样板戏呢，那时不就只有他们才活得有滋味么？ 我有些海外的亲友回来，在摩肩接踵地看过那些固定的旅游点后，我总是建议他们起个绝早，到北京的公园里去看看，那里没有什么粉饰，但能看到中国人真实的生活面貌。 ------------ 该章节已被锁定 ------------ 说年话 去年春节我是在香港过的。人们见面都说 “恭喜发财” “心想事成”，使我重温了一下儿时的过年气氛。想起小孩子时过年情景，有些是很叫人败兴的。 一进腊月就不许说丧气话，这自然是好风气，图个吉利嘛。大人们已经练就了一套说拜年话的本领，自然应付自如，可就苦了孩子们。 明明馒头火大了，蒸裂了嘴，你刚一说：“瞧，裂了！”马上就遭到迎头一击， “这孩子，不会说话！要说馒头笑了！”你看到墙上有块地方掉了墙皮，刚提议：“拿张画儿把这窟窿堵上。”又犯了忌：“大年下的怎么说堵窟窿呢？”真是动辄得咎！ 大人们既把人运财运的兴衰全寄托在说话用话上，却又不编一部 “年话辞典”，颁布一个 “禁忌手册”，一切全要孩子们自己去揣摸：一句话说错便给你颜色看。 他们倒也遵守一个惯例：在过年期间并不打孩子。那口头威胁也够呛。 来不来就说：“我现在不打你，给你记着，过了正月再说！”孩子们听这种话，无异于有的人在 “**”期间听到宣布 “帽子拿在群众手中”时的滋味，整个过年的欢乐心情都被破坏了。对这种高压行为，我嘴上不敢说，心中是颇不以为然的。 心想我长大之后，一定在过年时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过了些年，自己也成了大人，并且也倒了霉，方才体会到人们何以会有这种战战兢兢的紧张心情。 大人们在过年时极力编织一个吉祥的希望来支持自己挣扎下去，小孩子一语会捅破他们的梦幻，当然要极力去避免。 这种种禁忌不是贫穷逼出来的，至少也是对前途缺乏安全感的表现。现在的孩子们是大大自由了，不大会在过年时说句不在意的话便受到训斥和威胁。 我认为这是大人们生活、前途有了保障，有了信心，不再担心因为小孩一句话就导致家败人亡，倒不是大人们人人都信奉了儿童自由主义，或承认孩子每句话都有理。 从年话习俗的变更，看到了我们革命的成果，改革的功绩，对我们的生活更有了信心。 不过我仍然赞成在过年时多说吉祥话，少说泄气话。 “恭禧发财”、 “心想事成”之类年话永葆青春。 ------------ 看戏 今年二月，我回到出生地天津住了几天。四十年没来，下车之后就东奔西走，观察、寻访、凭吊我熟悉的和变生疏了的一切。吃了锅巴菜，访了娘娘宫，逛了宁园，看了鸟市……有的发展了，更新了。有的名存实亡了。有的连名儿也不被年轻人知晓了。我仍很满足。在这里看见了逝去了的岁月和梦境一样的童年。 临回北京前，一个朋友问我还忘记办什么事没有，我说没有。他说：“我替你想起来一件，你这次来天津，没有看一场戏！” 这当真是个遗漏。且不说对厉慧良的技艺一向憧憬，我出生以来第一次进剧场，第一次接受艺术的感染就是在天津，冲这个也应当看一场戏：从剧场里再审视一下变化了的天津、变化了的世界。 我初次看戏，算来是四十七八年前的事了。 我三四岁时，住在姥姥家。姥姥家住三义庄。老爷掌鞋，也做几双新鞋卖，多少有点余钱吧，姥姥就带我去谦德庄看戏。那戏院是席棚搭的。去过几次，似乎看的全是同一出戏。台上两边站着许多人，都又高又大。中间站着一个穿蓝袍戴胡子的官，却又矮又小。那官一个人唱，别人都看着。他每唱一句，胸部就鼓起来，两肩往上耸一下，样子很奇怪，也很可笑。我问姥姥他这样是干什么？姥姥说他年纪小，没有劲，唱不出来，师傅会打他。他是在使劲！旁边就有人说：“这孩子一天唱两场，早晚非累死不可！”我记不清是当时就懂了这些话的意义呢，还是后来在回忆中弄懂的，总之把文艺看作是一宗能累死人的活儿，确是从这时打下的底子。 唱词既听不懂，又可怜这胸部一鼓一鼓的官，（我确信那时就看着他可怜！）我就不愿意看下去，闹着要走，姥姥却说：“再闹不带你来了！快看，多好的戏呀，怎么要走呢？你听那官昌得多好，看那打梆子的又出来了……”我拗不过她，又不爱看打梆子的，于是就睡着了。等她把我摇晃醒，台上已换了局面：一群人穿得花花绿绿，画着花脸，戴着长鸡毛，舞刀弄枪。我兴致高了，精神足了，睁大眼往台上瞧。可是姥姥拉起我往门外走去。 “姥姥，我爱看这个！” “这不好看，乖，咱不看这个！” 她硬是不顾我哭叫，把我拽了出去。大人们就是这样不讲理！他合适的，你不想要他也硬叫你接受；他不喜欢的，你再想得到他也不给你。明明为了他自己合适，还作出副为你着想的面孔。我记不清是当时就得出了这个结论还是后来在回忆中才悟出来的。总之，对那些高高在上的长者发生“腹非”，确是从这时打下的底儿。我长大之后，和母亲谈起这件事，她说那戏院分两次打钱。前边唱“牧羊圈”打一回钱。压轴戏一开场再打一次钱，姥姥硬拉我走，是她的钱不够听完全场的。虽然如此，仍不能使我对姥姥佩服一一既如此你何不两次凑在一起看。你满足之外，也让我满足一下。为何非要我跟你看两次我不爱看的东西呢？ 比起来，老舅就通情达理得多。 老舅那年十五六岁，跟三义庄一个电影院的人认识。他很喜欢放电影这个职业，就去义务替人家摇机器——那种放映机要有人摇它才会转动。姥姥叫他带我上电影院。进门之后把我往漆黑的观众厅一推，就忙他的事去，再也不管我。还告诉我：“愿看就看，不愿看找个地方坐下睡觉，不许来找我，到回家的时候我会来领你的。”看电影我不会睡觉，因为那个影院似乎只有一部片子，什么时候去都是演“火烧红莲寺”，飞檐走壁，击斗法。人攀着老鹰脖子在天上飞，十分有趣。没有声音，影片上人张嘴时，有人打字幕。字幕不朝台口打、而朝房顶上打。也不是用的幻灯，而是一只大手电筒：所以字幕出现并没准地方，观众的脑袋一会儿仰起来，一会儿低下去，这也很有趣。那时的电影比今天的电影还有一处先进的地方，就是机器既然靠手摇，快镜头慢镜头就变化得十分随心应手。大权在放映员或者说是我舅舅手里，如果有熟人要细看比武或是斗法的场面，只要大喊一声：“老二，下边那段摇慢一点啊！”立刻就可以变成慢镜头。要多慢有多慢！ 可惜好景不长。没多久老舅摇机器把手给摇了进去，轧掉一小节手指头。老爷不准他再去尽义务，我也就失去了看电影的机会。 正式能记起来看戏的事，是在数年之后，我十一二岁左右的时候。那时我已失学，除去帮母亲跑当铺，卖家当，无事可作。有一位远亲在东北角的“天晴茶园”（即后来的“大观楼”）当茶房。我常去看蹭戏，那里杂耍之外加演“文明戏”。什么“蒸骨三验”，“乾隆下江南”，“血泪碑”以糟粕为主，偶然也略带有进步气味的，如“新茶花”，大约是欧阳予倩生先在上海演出的剧目。还有一次什么人买了票没空去看，让我上“天宝”看了一次鲜灵霞的“花为媒”。 比较起来，看戏留给我的不愉快的记忆多，说句时髦话，很有点“伤痕”。因为花不起钱，看蹭戏是难免遭人白眼和斥责的。我自己花钱看过两次戏，却更加叫人恼火。一次是攒了半个月的零用钱，去了一趟鸟市。有一个场子里在演西洋魔术，一下吸引住我。魔术师把一个小孩装进箱子里，声称他打一枪，那小孩会变成一只小狗。可是他把箱盖锁上之后，却怎么也不打那一枪。先是上来个年轻人用报纸卷成个漏斗，顶在鼻子上，并拿火把漏斗点着；随后一个女孩子上来，用手扔三个球。弄来弄去，就偏不打那一枪，这期间就一次又一次地收钱，把我的一角钱分作三回收去了，他也没打那一枪。我只好走出来，从此挂念在心，不知那孩子是变成了狗还是憋死了。这件事又引出了第二次恶果。因为对西洋魔术有了兴趣，所以看到上海有个魔术团来天津演出的海报，就发誓要去看一场。那时我已做工，一天可以挣三两角钱。票价正好是三角一张。我攒了一天工钱，又旷了一天工，从北站走到西北角的大陆影院，海报上写“二时开演”，我到那儿已开演了，却找不到卖票的地方。问把门的一个老头，老头说：“拿钱来。”我把三角钱交给他，他一掀帘说：“自己找地方坐下看吧，”我进去时屋里很黑，只台上乱哄哄的许多人在排队。等我找到座位，灯哗的一下子全亮了，观众都鼓着掌站了起来。 我莫名其妙地问旁边的人：“怎么回事？” 人们说：“散场了！” 我说：“写着二时开演，怎么我刚来就散场了？” 有人说：“你再看看海报去！” 我疑疑惑惑走出剧场，又看看贴在门口的大海报。唉！原来是“十二时开演”，我漏掉一个“十”字！我生气地进剧场里边去找那老头。他正跟他的同行说笑，我说： “大爷，我这三角钱挣来不易，你别蒙我，还我吧！” 他说：“什么三角钱？走，捣乱我揍你！” 他的伙伴说：“你照照镜子，看你像趁三角钱拿来看戏的吗？你说这话谁信？” 他们说话的口气挺厉害，脸上却露出惶惶然的神色。我走开了，是哭着走的。由此觉得那个世界太不像话，对一些持强凌弱的家伙总该有点什么报应才好。我参加革命后，渐渐把这事忘了。偶尔想起，也觉得这一切不公平会随旧时代一起消失。谁料数十，年后，于戴造反派红袖标的汉子中又碰见了这一路人物。而且作起坏事，说起昧心话来面不改色心不跳，连那点惶惶然的神色都没有。方知时代尽管如此更迭了，某种人的品性却并不能自然消失。确实如毛**所说：“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只是这些灰尘善于装作金砂。很能遮住一些人的眼睛。 回想起来，在天津看戏，留下最好的印象的，是鲜灵霞唱“花为媒”，那真是一次难忘的艺术享受。那以后我很少再看评戏，更没看见过鲜灵霞。一九六三年，我获遣之后，流落关外，忽然鲜灵霞去那里演出；我一破不看评戏之戒，赶去看她的戏。票卖完了，我硬是找熟人蹭进去站着看了一个晚上，而且认真地鼓了掌，感谢她早年给过我的艺术享受。也暗暗向这位演员告别，我相信自己一生不会再有机会看她的戏了，当真自那以后没再看过她的戏。 四十年后到天津，我确实应当看一场戏。我知道，今天天津的儿童，再也看不到当年那些有害的演出，再也碰不到我那些不快的遭遇了。可我仍然想看一场戏，亲自从剧场里体验一下两个时代、两个世界的不同。 四月八日北京 ------------ 邓友梅谈戏 今年在香港过春节，我去北角听了一次京戏，上海京剧团演出。 我从小爱听戏。十几岁进文艺团体，也是由于梦想当红角作明星。无奈祖师爷不买帐。生来五音不全，而且那条嗓子高不成低不就。“抖来米法叟拉替”只能唱打头三个音。一到“法”就上不去了，这叫“没法儿”！剧团只得派我去点汽灯，发道具。走投无路，这才改行耍笔杆儿，有些不甘心就此认输。凡有机会上台，总是当仁不让。五十年代初，北京文艺界过年时要开联欢会，一帮有瘾的朋友就凑在一块唱京戏，立了个规矩，专业演员只准坐在下边看，票友才许上台。场面和化妆却要专业演员来帮忙。北京有位画家叫李滨声，据他自己说，是姜妙香的徒弟。他来教我唱“宇宙锋”的秦二世。他告诉我：“你只要按我教的唱，准保台下的内行们都得叫好。”他教得挺满意，我学得也挺认真。是一位有名的小花脸来给我勾的脸儿（有一个时期，“宇宙锋”的秦二世，忽然被改成小丑）。还告诉我：“这是茹富蕙的脸谱，就凭这个，上台就有碰头好！”临上台前，裘盛戎忽然来了，他说：“我给你们打大锣，情好吧！” 前边赵高和旦角的戏演到碴口上，我在上场门喊了句：“卫士，（应当是内侍，不知如何，又改成卫士了！）掌灯！”台下果然就是一阵鼓掌。上场去一亮相，唱出两句散板：“昨夜晚观花灯与民同乐，见相府修得像龙楼凤阁”，不知为什么，台底下哗的一声就笑了。我往下一看，只见老舍先生端坐头一排正中间，冲我直咧嘴。我想：“不管他，接着唱！”于是唱道：“卫士掌灯相府进，”然后向旦角一瞧，转身向观众打背弓：“哈哈！”一笑，再唱“灯光之下一美人！”李滨声原是这样教我的：但我想这么漂亮的美人，二世看了哪能只“哈哈”两声呢？于是临场发挥，作了个自认为颇有表一现力的动作。这一来不要紧，秦二世“哈哈”完了，观众们可就哈哈个没完了。裘盛戎偏还配合我的动作打了两声锣！全场就像炸了锅一样喊好。全场静下来之后，就听老舍不紧不慢的赞了句：“哎哟，可惜了的行头哟！” 自那以后，我就谢绝舞台，不作业余演员而当专业观众了。五十年代初，我一星期总要看五六场戏，不仅看遍了“喜连富盛世元韵”，看了“德和金玉永”，而且还赶上了尚和玉老先生、萧长华老先生。昆曲则有戏必看，看时也评头论足，才发现当观众还比当演员舒服。 *****之后我就很少进剧场了，既忙且懒。看了一两场后，觉得如今的戏很难过瘾，与其进剧场耽误工夫，不如听老演员的唱片。 这次去北角看戏，是受了萧铜文章的煽动。萧铜我以前并不认识，但听人讲过。一看他文章的北京腔内行话，更加信服，他说上海京剧团演得好，我想可能不错，就去了。路上还有点半信半疑。到那儿一看，果然不错。这才承认自己对目前京剧演出的成见太主观了点，就想：凡事总要多看看、多听听，反复核实再作判断，再说三道四。凭自己脑袋一热，就下结论，危言耸听，哗众取宠，自以为高明，实在是不值一笑的！ 我看的这场，是上海京剧团第几场演出已不记得，反正开场和大轴是邓宛霞女士的“挡马”和“玉堂春”，压轴是“吊金龟”。“挡马”这出戏，随着昆曲在四十年代的大萧条，已多年没有人唱了，原来听说南昆有这戏。南方讲究“文全福，武鸿福”，大概是鸿福班的戏码留给了传字辈的演员。北昆的老先生们我大部认识，五十年代初白云生、韩世昌、侯永奎、侯玉山诸前辈都在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舞蹈团工作，我当时也在北京人艺。那时叶肇桓、秦小玉都还是十几岁的学员，他们的戏我差不多全看过。武戏他们唱“夜奔”、“刀会”、“棋盘山”、“铁龙山”，不记得唱过“挡马”。第一次我看“挡马”，是一九五二年在老东安市场内的吉祥，南昆来了几个老艺人作内部演出，那天的剧目还有华传浩的“芦林”、“捡柴”，有沈传芷的什么戏就记不清了，演出后颇为轰动。这以后，京剧院就排了这个戏，戏校的学生们也演这个戏，似乎越演越花哨，越火爆。但沉稳、成熟劲则越来越差，票友演出，这是头一次见，而且演得这样熟练，实在难得，很为邓家有这样的才女自豪。 对邓宛霞女干的表演艺术，香港和内地多有评赞，我说不出更新的赞扬词句，除去她的演出很成功外，那天我印象最深的是艾世菊老先生的张义和蔡正仁的王金龙。艾先生的戏我是早看过，也极佩服的。只是看他出现在“样板戏”中时，我非常的难过与痛惜，并且有些同情。那感觉有点像挺好的一块玉被人硬洒上一些泥污。有点不忍看下去。这次看他的张义，觉得泥污洗净了，玉则更灿烂夺目了。艾老演张义，本是大材小用，可是他认真严肃，一丝不苟，一站一行，举手投足，节骨眼，肩膀头，真叫分毫不差，炉火纯青。多一分则多，少一分则少，不抢戏，不夺彩，本本分分，不愠不火。我觉得这才见真功夫，给人以极大的艺术上的满足，蔡正仁也是难得的好。嗓子好，作派好，台风好，真有俞振飞先生的风格。 而这一天给我更好的印象是香港的观众！这真出乎我的意料。前年我在深圳过年，一个居住香港的老朋友去深圳票戏，约我去看。我到后台看他。正碰上两个说广东话的朋友去给他捧场。那二位手执笔，一手拿个本子问：“先生，我该在哪儿喊好，你说说我记下来……”我听了哭笑不得，以为香港观众多是这样，这次才发现我又犯了一个错误。叫好鼓掌没有一处不是地方，而且热情激烈，是我在内地几十年没有过的了，我真想替全中国的京剧工作者谢谢他们。有这样的好观众，还愁京剧不能振兴吗？ 我说从香港的观众身上我产生了对振兴京剧的信心，这不是句客套。有好演员须有懂得的观众，有好观众也得有好演员，相辅相成，京剧要振兴，这两者缺一不可。 作个好演员很难，作个好观众也不易，总要多听，多看，多请教，一句话，得“入迷”。这次在北角看戏，不少观众随着演员在台下轻声哼，我太太觉得奇怪，我则感到极大安慰，因为好久没碰到这么入迷的观众了。三四十年前，我听白云生、韩世昌先生唱昆曲，常看到有人带着“缀白裘”、“遏云阁曲谱”，一边翻阅，一边击节，倾心恭听，该叫好的地方叫好。他们对表演者的尊敬，也引起了我对这些观众的尊敬。从叫好声中也能评断出这位观众的身分、修养。理想的叫好声是并不大叫，并不怪叫，时间不早不晚，恰在一个拖腔终了之后，由衷的、感叹的呼一声：“好！”这样的观众也多半能原谅演员偶然的失误。我也见过一些专以叫倒好来显示自己权威的观众，那叫法是先把“好”字拖长，后加一个“吗”字，然后再尖叫一声：“太好咧！”有一年王泉奎、李宗义和一个年轻的女演员在中和唱“大探二”（大保国、探皇陵、二进宫），女演员唱错了一句，台底下一位先生可抓到了自己露脸的机会，就是用这种叫法连喊数声，一边高声评论。我坐在台口，看到女演员眼泪串珠一样流下来，真有说不出的同情，我旁边一个说：“这个孙子太过分了。有本事你来唱呀：你上台没准观众冲你扔茶壶呢。” 但我也碰到过不吃这厂套的演员。五十年代有位南方老前辈，带着儿子到北方演出，来到天津唱三天。老前辈唱的极好，那位公子当时还尚欠磨炼，父子同台时，台下连声倒好。那位老前辈急了，唱到一半把场面杀住，摘下髯口，走到台口发表了一通慷慨激昂的演讲，痛斥观众这种不礼貌行为。最后宣布：“各位请到门口退票，今天的钱小老儿掏了，各位只当出来溜溜腿！”人们对此事褒贬不一，我倒以为此事虽不宜推广，但那位老前辈为了维护艺术家的尊严，偶一为之也未尝不可。本来么，你花钱是来找乐儿的，谁又没绑架你，演员戏码早公布了，看得好往下看，看不好走人，伤财不惹气，有意见演完戏尽管提，起什么哄呢？ 只要不是恶意挑剔，演员应当充分听取观众批评，并努力改进自己的表演的。观众既严格要求，又尊重演员；演员既要有自信，又虚怀若谷。这样，京戏的振兴才有成效。 哪个演员也不愿出岔儿，可是台上出岔谁也免不了。表演艺术不同于绘画、雕塑、写小说，画好写完自己多看两遍，有错改掉，表演艺术是演员创用与观众欣赏同步进行的。一句话儿错出唇就收不回来，所以观众的谅解与合作十分重要。当年谭富英在天津唱“四郎探母”，嘎调“叫小番”没翻上去，台下连喊倒好带嘘，从此使他在天津不再唱“探母”。他到哪个城市唱“探母”，“叫小番”教师唱的上去，只要一到天津就玩完，在前台唱不上去，散了戏叫琴师吊吊，一吊又上去了，气得他打自己的脸。观众对演员这种侮辱性的打击，于艺术的改进有什么好处呢？有经验的教师是很懂这个道理的。沈玉斌先生在世时，和我谈到李玉茹大姐小时坐科的笑话。头一回正式演出唱“主堂春”，一连唱了两段“人言洛阳花似锦”，第二段头一句唱完，她自己发现了，吓得直翻白眼。沈先生是她蒙师，为她操琴，就小声说：“不用管，唱下去，唱下去！”居然把戏对付了下来。下台后沈先生也没苛责，说：“头回上台，记住就好，”并没因此打掉玉茹的自信。我曾问过李玉茹大姐，此事当真，她大笑说：“哎哟，他还记着哪！” 但是当演员的也要有虚心听取批评的修养，不可自以为是。据说当年有个唱花脸的，专唱张飞，唱起来怪声怪气，动起来乱蹦跳，别人批评他，他还恼火。他一上台观众就抽签，剧团领导人没法儿办，只好炒她鱿鱼。这人不服气，剧团不干就在家里唱，又唱得四邻不安。人们告到派出所，警察劝他不要再唱，他说：“我这是正牌艺术，你们不懂。”警察说要唱可以，你到山沟没人地方唱去，不然拘留你，他没办法了，只好拿着丈八蛇矛到山沟去唱，自己唱没人听，十分寂寞。 恰好来了个打柴的，他把太八蛇矛一横说：“喂，你想死还是想活？” 打柴的说：“好好的，我干么想死呀？” 那人说：“想活就坐下听我唱一段戏，唱完放你走，想死我就给你一蛇矛！” 打柴的说：“听戏么，这有什么不好办的？”打柴的坐了下来，那人就唱，唱了不到一段，打柴的跪下给他作个揖说：“先生，您还是杀了我得了。” 看过上海京剧团演出不久，香港票界朋友宴请京剧团，我也被朋友邀去了。除去在这里见到香港票界几位著名的热心京剧艺术、并颇有成就的大家金如新、李和声、陈廷骅诸位先生外，还见到了巴黎票界的朋友，我发现票友先生们，大部分是上海人。我原有个印象，以为海外票界以上海人、天津人为主，如今不得不承认，我们天津人（我出生在天津），看戏的多唱戏的少。我在北角看戏那天，听到剧场大厅里有几个角落传来了我熟悉而亲切天津话时，我激动不已，装作看报站在近处偷听了好久。谈话的内容，无关紧要，只是那乡音、口气、神情，以至穿装，却使我回到半个世纪前的童年，我太太问我：“你呆呆的看什么？”我说我对这话音、场景那么熟悉。尽管我不认识其中的任何一位，可我马上可以猜出或编出他们的经历故事来，因为他们那么像我的舅舅、邻居、亲戚，和父辈的朋友们。假如我要写小说，选这些人作模特儿就有把握得多。而对地道的香港人，既便认识了一段时间，我也很难把握不住他们的心理，性格特征，因为我不了解他们生活的环境。我们常说写小说要“熟悉生活”就是指这种“熟悉”，我的童年是在天津的英法租界度过的，一九四五以后出生的天津人，则不知租界为何物，他们如果在香港听到那几位同乡谈天，就未必产生我那样的亲切联想。就像我和现在天津人相处，并不引起我对童年的回忆一样。 我对海外票界天津人占很大比重的错觉，是赵柏溪先生引起的。 柏溪先生在旧金山经营商业，很有成就。太太是位程派票友。柏溪先生夫妇都成了旧金山票界的重要人物，他所收藏的京剧录像、录音，不是最完全的，也是极丰富的。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大概不亚于他在经济上的成就。赵先生之到美国定居，也和京戏有点关系。三十年代末期，他还上学，就成了戏迷。这年夏天，他从学校夹着书包出来，溜到“中国大戏院”去听戏。当晚是马连良唱“群英会”，那是马连良的“扶风社”全盛时期，小生叶盛兰、小花脸马富禄，花脸则是袁世海。马先生讲究四框严紧，不仅行头、旗包守旧、桌围处处讲究，连龙套、武行也一律要求头剃的光亮，大领洁白，可这天有点异样，台上四个龙套唱着唱着剩下两个了。马先生在台上也有一点神色慌张。再看前台，不少观众在抽烟。柏溪先生奇怪，拉进茶房来问：“伙计，怎么啦，怎么马连良的龙套越唱越少啦？”茶房说：“少爷，出门看看去吧，外边发大水了！”柏溪先生想去看看，却又舍不得扔下马连良的借东风不听，等诸葛亮的东风借到，戏院外的水也淹没了附近好几条街。英租界地势低水更大，柏溪先生回不去家了，便沿着马路去到火车站，买了张票登上火车。从此一别天津五十年，在美国落了户。我在旧金山见到他时，已经是位功成业就的美国实业家了。 说我们天津老乡看戏的多唱戏的少，这话是不准确。在当天的宴会上就又被事实驳倒了；因为那天在餐桌上谈到了盖叫天先生，盖先生正是天津人，京剧界还有几位也是从天津出来的。老生李宗义、花脸王泉奎、旦角宋德珠；张春华是在天津“稽古社”坐的科，张云溪也是从这里上的台。 北方有彩头班，不知从何时起，我记事时已在天津有两家以机关布景著名的戏团，一家是“大舞台”，雷喜福挑班，仿佛是演连台本戏“狸猫换太子”，而另一个就是“稽古社”的专用剧场“天华景”。我的年纪和张云溪他们相差不多，所以开始看他们的戏时他们也都还是孩子。我小时虽爱看戏，但很怕由大人带着去，大人看戏不顾小孩的心理，专看他们自己爱看的悲剧或文戏。前者使小孩受不住那强烈的刺激，后者则越听越困，我自己能出去看戏时就专去“天华景”。那时他们演连台本戏“西游记”，孙悟空活泼、猪八戒可笑，而最吸引人的是机关布景，演狮虎大仙战悟空了，演到狮虎大仙举起宝瓶时，突然灭了灯，台上变成电影；眼看着妖怪祭起法宝把孙悟空收进瓶子里去，这使我惊诧不已。还有一场戏，台上的唐僧竟当众被妖怪用火烧着，化为灰烬，虽然烧到一半就已看见那唐僧袈裟里也是一副芦苇扎的骨架，我仍恐怖万分，以至半个世纪曾回忆起来还历历在目。五十年代我在北京看过“广乐戏院”演的机关布景戏，觉得不如四十年代我在“天华景”演的好；我怀疑当年“天华景”的机关布景，很可能是中国北方最高水平的。真正的内行，对“机关布景”彩头班，有点像文学界看待武侠小说，把它们视作“低档艺术”。我倒觉得引进现代舞台技术，增加一部分观众特别是少年观众的兴趣，也不失为一个品类，也有存在价值，大可不必嗤之以鼻，而且彩头班也一样出好演员。张云溪、张春华、李元春、贺永华都是难得的好演员。 “稽古社”到后期就有点邪了。先是上演了从美国荷里活影片“罗宾汉”抄来的“侠盗罗宾汉”，在戏里大跳芭蕾舞“天鹅湖”，还由意大利人、匈牙利人弄了个西乐班子，天津人叫“洋鼓洋号”。张春华在洋鼓洋号伴奏下跳西洋舞，这出戏尽管有点歪门邪道，可是很卖座，票价由三角涨到一元，连演了三个多月。班主尝到了甜头，接着就又排了部美国电影戏“月宫宝盒”（这似乎是“巴格达窃贼”的一个版本）和社会新闻剧“燕子李三”，此后“稽古社”就走上了下坡路。到一九四四年班社就解散了。“稽古社”为京剧的发展作出不少贡献。可也有教训值得注意，一种传统民族艺术的改革，必须保存自己的精髓，以我为主，取他人之长补己之短，若一切都随人家的模样办，就没有自己了。 在香港票界的招待宴会上联想起“稽古社”。“稽古社”演出了好戏，培养了人材，这些成绩和一位票友分不开，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高渤海先生。 天津高家的发家史，可以写一部曲折离奇的小说，从数十年前我就注意过有关资料。高渤海先生是高家发达后的第二代，他从小爱听戏。由爱听到学着唱，高家的产业之一是天津法租界的“劝业场”。“劝业场”四楼有个戏院叫“天华景”，少爷要学戏，自然很方便，他天天下了学校就到天华景去找老艺人学戏练功。一九二九年秋天前，他又去练功，教他的老师娄廷玉说：“少爷，我再帮你说两天戏可也就分手了，班子要散了！” 高渤海听了很吃惊，问娄先生：“没办法了吗？”娄先生说：“办法倒有一个，那就是他们不干你来干！”高说：“我还念书呢，哪会干这个？”有两位艺人就说：“有钱就行，你不会干我们教你！”高听了心中一动，回家和他父亲高星桥老先生商议。谁知高星桥先生是个创业之人，颇有眼光。二话没说，拿出一万元来叫他去试试看。于是年纪轻轻的高渤海就成了“稽古社”的班主。 高渤海热爱京剧，又有文化修养，有事业眼光，再加上交际广泛，这就具备了成功的条件。 “稽古社”的营业好转后，高渤海先生以艺人子弟为基本学员成立了“稽古社子弟班”，致力培养后辈，为求科班发展，他高薪聘请尚和玉先生作名誉社长。有尚先生作大纛旗，还怕请不来好教师吗？所以程继先、李吉瑞、萧长华诸位名家全来授过课。叶盛章是尚先生的门婿，他来天津探望岳父，被请到社里说戏，就收了张春华作徒弟。 尚和玉先生自己也亲自说戏，据高渤海先生说，尚先生的一生名作“李元霸”“窃兵符”全在这里教过，“稽古社”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四四年，八年中培养了不少出色的武戏人材，而唱功演员却成绩平平，这大概和主持教学的是武生名家有关。 据行家说，尚先生一生最拿手的戏是“锤震四平山”系“李元霸”中的一折。尚先生的戏我有幸看过，那时尚先生已逾古稀，我则还不大懂事。只记得老先生精气神，功架尺寸都好，只是下跪时要有人搀扶，使我尊敬的心情多于欣赏的心情，以致对戏的内容不大顾及了。 谈到尚和玉先生晚年演出，引起我思考了很久的一个问题来：我们应当怎样看待老演员的演出？ 这几年在国内有一股风气，凡是老演员一演出，报纸上一律叫好。不是一般的叫好，简直个个都说成完美无缺，无处不佳。世界上有些行业，大概是比较不受年龄限制的，比如中医（但也是比较而言），六十多岁的医生，有四十年行医经验，看起来比初出茅庐年轻人有把握，这是必然的。至于运动员怕就未必了。短跑、拳击，哪怕曾蝉联过几次冠军，若说过了六十的人还一定会比十几二十岁的小伙子跑得快，打得狠，怕很难使人相信。 演员是以身体、声音来实现他的创作的，年龄总是个条件。平心而论，我们看六七十高龄的演“红娘”，未必真觉得比二三十岁的演员更贴近角色，我们应对老演员尊重，但不必硬说他怎么样都好。五十年代，我和欧阳予情先生住同院，有天有位极有名的老友主唱青衣戏。我去看了。回来后欧阳老间我：“怎么样？”我说：“这么大年纪了，不容易。”欧阳老说：“唉，叫人家买票就来看个不容易。这何苦呢！有点自知之明吗！”欧阳老晚年灌过一张昆曲唱片，俞平伯先生为他吹笛，声音、气口极好，可是有人请他登台他始终谢绝。我更尊敬他。高龄演员在内行中作作示范，当然可贵；正式演出，是不必太提倡的。这话说出极容易得罪人，所以我也不说。 当然凡事都不能一概而论，总要视个人具体条件而定。高龄演员演出仍保持风采的，仍大有人在，萧长华先生就是一位，他七十岁以后与马连良合演“失印救火”，风采不减当年。梅先生晚年则更是炉火纯青。 也有年纪大了之后，在艺术上又有新创造的。据名琴师、戏曲教育家沈玉斌先生告诉我，黄润甫先生晚年，掉了门牙，当时镶牙又困难，逼得他创造出以气带音的唱法，声音极浑厚沉稳，比他年轻时的黄钟大吕更有韵味。看他得到了观众的欢迎，许多年轻轻、口牙完好的花脸演员也学他这没牙的唱法。有牙的人要唱出没有牙的韵味十分不易，所以很少成功的。 一个外行厚颜谈戏，该刹刹车换换题目了，不过看了半个世纪戏，认识一些内行朋友，总还有些话没说尽兴，最后我想谈几出我看过的“绝”戏，“绝”并不一定就是好，而是空前绝后之意。 一次是儿时看尚和玉先生主持的“稽古社子弟班”唱“铁冠图”。这出并不算出色，可有三绝，一是全部服装是前清遗老载振捐制的，地地道道的满洲服饰，不像目前香港有些电视剧的清装那么充满想象和随意的成分，以致谁也说不清是哪个朝代人；二是清兵服装上的满文番号，一色由贝勒载洵亲笔写出又绣上的，放到今天可算文物了；第三是里内有一场宣读圣旨的戏，钦差大臣念的全是满文。许多旗人朋友说连他们也是头一次听，而且和我一样听不懂，我说这出戏空前绝后，大概不会有人反对。 还有一出戏是五十年代看的，名曰：“审头刺汤”。“审头刺汤”是熟戏，绝在它的演员搭配上，梅兰芳演雪艳娘，周信芳演陆炳，这已是极难凑在一起的了，而唱汤勤的竟是话剧大家、电影导演洪深先生。那一年北京纪念梅、周二位舞台生活四十年，开幕式上洪深先生自告奋勇为梅周二位挎刀。开始大家认为这有点起哄，谁知到了台上洪深先生还真行，一抬足一投袖，处处不离谱。汤勤用苏白，这反倒发挥了洪深先生的长处。与陆炳几句对白，说得嘎崩溜脆。特别是陪礼的那几声笑，引得满场掌声，这是洪深先生最后一次登台，也是梅周洪三位最后一次同台合作。可惜当时没有录像设备，不然应是一部极有价值的戏剧资料。 还有一次也是在五十年代初，看盖叫天先生和叶盛章唱“三岔口”。盖叫天先生是南派武生大宗师，讲究一招一式，动中求静，要个帅劲儿；盛章正值盛年，讲究手快腿快；火暴迅猛。过去这二位是决不能合作的。后来大家破除门户之见，同心协立为发展京剧艺术贡献，才有了这次合作。戏是唱的最好的，那天我是站在场面后边看白戏，发现在两人交手时，叫天先生口中念念有词，盛章点头微笑，但不知说些什么。过了几个月，田汉先生领着我们一些年轻人到大连写作。恰好盛章和李少春、袁世海、黄玉华也去大连演出。在海边吃饭时，安娥说起这场演出来；有人说叫天先生在台上对盛章说的是“老三，你慢点，我年纪大了跟不上。”盛章就放慢了速度。安娥问：“此话当真吗？”盛章只说：“张先生功底深厚，是前辈，我该多照应。”我看过许多名角“三岔口”，以这次最精彩，当时盛章才三十多岁，正是年龄既轻艺术又已成熟：闪展腾挪，真是迅雷不及掩耳；盖叫天先生已过花甲，仍然英雄潇洒壮美，两人配合默契，令人称绝，这可能是他们唯一的一次合作，也是最后的合作。 我说的“绝戏”，还包括另一种“绝”，就是出奇荒唐。 在本人告别舞台的那个联欢会上，我的秦二世并不是最令人喷饭的。还有两位同好的表演更有妙处。 一位是个比我还小的青年，当时才参加工作。他和张云溪住同院，在张云溪指导下练过武功，还学了几出戏，这天他要唱“界牌关”、“盘肠大战”，本来满可以唱好的，可是票友们没人有武功，找不到人和他配戏。李万春见义勇为，把手下的几位武行叫了来配戏，不知李万春事先作了什么布置，总之到开打时四个武行举着枪就围着罗通转，场面也一个劲打“急急风”不刹住，就这么打个没完。罗通想罢手罢不得，想下场下不去，台下又喊好又鼓掌，最后把罗通转得头昏眼花，一筋斗摔在了台上，大声喊：“行了，我不打了！”四个武行才架着他走下台去，此戏没头没尾，就此告终。 这天晚会是通宵，最后的大轴是“群英会”。这里有几个正经坐过科后来改行的人，有几个真正有功底的票友，周瑜就由给我说戏的画家李滨声扮演，演蒋干的是萧甲，按说绝不会出错，不幸的是他们找了个勤务员唱太史慈，这位老弟头脑有点小恙，北京人谓之“缺一根弦”，就是上海人说的“十三点”。太史慈戏不多，喊声“得令”捧过宝剑在上场口坐下就没事了。他偏去请教裘盛戎这怎么唱，裘老板那天刚喝了除夕酒，兴致正浓，就告诉他“这个角色不简单，我就是唱太史慈唱红的，要领于三次打哇呀呀。”勤务员问他：“在什么时候冲谁打哇呀呀？”裘盛戎说：“现在说了你也记不住，这样吧，待会我在台上打锣，你坐在台口冲我瞧，我这锣锤一举你就打，我锣锤指谁你冲谁打。”这位太史慈就记下了，捧过宝剑后就直着眼睛看裘盛戎。此事除他两人，台上的人谁也不知道，戏在正常演出。周瑜唱句：“酒逢知己千杯少，干！”蒋干举起杯，刚张嘴说“贤弟……”裘盛戎把锣锤一举，朝蒋干一指，太史慈就抱着宝剑冲向蒋干，到桌前突如其来“哇呀呀……”怪叫起来。这一喊把蒋干吓忘了词，连周瑜也大失所措了。太史慈自己则规规矩矩又回到台口坐了下来，台下笑的前仰后合，又鼓掌，又喊好。过了好一阵，周瑜和蒋干才缓过气来，把戏接下了去。下场后这勤务员找到裘盛戎问：“老板，你说哇呀呀三回的，怎么后来不举锣锤了？”裘盛戎说：“你没见就哇呀呀这一声，你就红了吗，见好就收吧。” 这勤务员听了心中好大遗憾。到了后边，太史慈没事了，他又改扮个弓箭手，随曹操登场。谁知尽管换了个角色，他还惦着那两声哇呀呀。觉得这两声哇呀呀不打出来，一年都不会顺利，于是决定不再看裘的锣锤，当曹操下令向孔明的草船射箭时，就趁机冲向孔明和曹操，两人各打了一个“哇呀呀”，使晚会的欢乐达到最高潮。 ------------ 五十五前看话剧 文明戏的衰落，大概和话剧的兴起有关系。天津是北方话剧最先活跃起来的地方，记得有文章介绍曹禺先生就在天津上学时演过话剧。 “七七”事变前，我记得看过一场话剧，什么故事忘了，只记得一位穿西服的少爷把一只很漂亮的花瓶当场打碎，使我很心疼。 但那时的话剧多半是学生们的业余演出，大规模的职业剧团演出，是四十年代的事。 最先引起轰动的，是上海电影明星们到北方作 “淘金演出”。天津一些人一向看北京人是 “老土”，认为自己是受过洋文化洗礼的；可天津的某些青年人又对上海人颇羡慕，不论衣服式样，发型装饰，总认为上海比自己又时髦得多。 天津人看的电影除了外国片就是上海片，对上海的电影明星是颇为崇拜的，上海电影明星到北方来 “活人上台”，这就有极大的号召力。那阵上海的明星们犯了什么瘾不大清楚，突然掀起了成帮结队来京津两地演话剧的热潮，顾兰君来演《武则天》和《原野》，白云来演《秋海棠》，徐莘园来演《陈查礼大破黑猫盗》，韩兰根也带剧团来过，此外还有什么不见经传的 “绿宝剧团”之类，较严肃正派的话剧团也有，如石辉、白文等的苦干，来北京演过《秋海棠》，唐若青唐槐秋的中旅，演过《清宫秘史》，王元龙组成个南北剧社，演《明思宗》。 青年人一时把看话剧当作紧跟潮流的时髦事儿。爱看，自然就想演，况且在一般人心目中，认为演话剧会说话就行，不心像学京剧那样坐科八年，渐渐便有不少人从事了这个行业，并且组成了北方的话剧团。 今天中国影剧界不少名演员，如于是之、谢添、郑榕，都出身于天津，中国许多地方话剧团里都有天津人，很大一部分就是那时撒下的种子。 在北方话剧团中有个很特殊的剧团就是小蘑菇、侯宝林、荷花女等曲艺演员组成的 “兄弟剧团”，他们当时租用以演曲艺为主的天津南市燕乐剧院。前边唱曲艺，后面说话剧。 唱太平歌词的秦佩贤，变魔术的陈亚男、陈亚华，都在活剧中粉墨登场。 我看过他们演的 “陈查礼”侦探戏，小蘑菇本是极地道的北京人，他扮演陈查礼，却硬学上海人讲普通话，故意拿腔拿调、咬字不清，实在兼有相声效果。 侯宝林后来说相声《戏剧与方言》学上海人雇洋车，惟妙惟肖，殊不知他和小蘑菇同台演过这种假上海人的话剧。 因为有变魔术的演员参与了演话剧，就又开创了新花样，话剧里加上魔术。 忘了是什么戏，侦探追一个强盗，强盗跑进屋里钻进衣箱中去，侦探朝木箱开了一枪，打开箱盖人已没踪影，成了空箱，是 “大变活人”的技巧，内行人谓之 “使例子”。 “兄弟剧团”专演喜剧，上座不错，日本投降后就散了。 ------------ 该章节已被锁定 ------------ 饮食文化意识流 ——纪念《中国烹饪》创刊十周年饮食也是文化，对这种观点我很赞同。 我们中国人在吃上向来讲究，这种观点无疑更能提高我们的文化地位，增加我们的自豪感。 联系到我自己，可就败兴了。我的朋友 “自吃成材”成了美食家，烹饪能手，如汪曾祺，如陆文夫。我非常高兴，可我自己怎么总跳不出爆肚豆汁卤煮火烧的水平。 在吃的领域，平生就出过一回风头，那是在欧洲。有天到某国的乡间去参观希特勒留下的集中营，恰好附近有个 “中华料理”，中午我们就去那里吃饭。老板是欧洲人，为了证明货真价实，除了室内尽量挂些中国字画外，还特地养了条地道的北京叭儿狗，那狗每过两三分钟就叫唤一次，确是北京口音。 陪同的朋友告诉老板我是中国人，他非常兴奋，说要作几个拿手菜请我品尝，不一会儿就端来了菠萝炖牛舌、咖哩烤肉等好几种菜。 吃完后有个朋友问我：“哪一样最像中国的？”我说 “只有这狗的叫声。”没想这话叫老板听到了，有点不快地问我：“如果我做的不对，请你说这舌头该怎样做？”我告诉他作舌头不能放菠萝，洗净下锅先不放盐，只用花椒、大料、茴香、葱、姜、蒜白煮，然后……说到这他求我停一停，回柜取来纸笔，要翻译重头再说一遍，他一一记下，一边记一边冲我道谢，最后说什么也不肯收我们饭钱，并说作为讲课费还太少了点。 我问他在哪里学来这样的中国烹饪手艺？他说他在越南住过两年，向那里的厨师请教过。 我才知道和汪曾棋一样，他也是自学成材。从此我在该地名声大振，不断有女士向我请教中国的烹饪秘诀，诸如包饺子拌豆腐，都曾无私地给予传授。 不过好景不长，期满回国，又恢复炊事上的无作为状态，遂再无问津者。 但我对吃还是关心的，闲时还对食事作些思索。我想，若把饮食纳入文化范畴，它可能是最容易从事又最难取得成就的一个项目。 说容易，容易到几乎不用学，小孩掌握的头一门生活技能就是吃奶。形容一个人无能，最常用的话是 “你就会吃！”说难，简直难于上青天，从参与活动总人数和领袖人物的数目比例看，这个领域成功机遇最小。 你看么，全国从事表演行业的不过几万人，名演员却够三位数；耍笔杆的也不过万把人，全国作协的会员已超过三千；研究原子能的人尽管更少，我们也还知道钱学森、钱三强一长列名单。 全国十一亿张嘴天天吃饭，著名的美食家，烹饪家能数出几个来？毛病出在哪儿呢？ 这可以从体育方面得到点启示。健康人都会走路和蹦跳，会走路和蹦跳并不就是竞走健将舞蹈明星。 走路与蹦跳是动物本能，个个能作；竞走和舞蹈是人类创造，不学不行。 竞走和舞蹈是人类对走路、蹦跳作了观察、体验、认识、思考、改造、提高等等功夫之后，依据科学原理，按照明确目标创造出来的技艺，它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才能出现的东西，当然属于文化范畴。 吃饭的人虽多，但大多仍停留在本能状态，不进入思维创作境界，就很难吃出名堂来。 这种情况也是饮食的双重功能造成的。饮食不像绘画，人人都知道画只是给人看的，看画是为了解闷，不是为了看画上的包子馒头来解馋解饱。 饮食则不然，它有两套作用，既能解饥活命又供艺术欣赏。不过人总要先吃饱肚子，然后才有闲心去考究食品的色、香、味、形。 这两项功能有先后主次之分，不能平等并列。旧中国几千年来，多数人都还揎不圆肚子，能有几个人去研究饮食艺术？ 虽说这样，但是中国地方大，人口多，历史长，文化传统悠久深厚。从绝对的质与量来说，我们仍是 “饮食大国”。中国烹饪闻名世界，遍布五大洲各个角落的 “中华料理”，也算中国人对世界文化作的一份贡献。现在人们说 “饮食文化”、 “烹饪艺术”，既是 “文化艺术”，当然像其它文艺门类一样有阶级、民族、地区之差；文野、雅俗、高低之分，也有各种流派的争鸣，各种风格的斗胜。 但起决定作用的基本特征还在 “可饮宜食”。不管什么 “文化”，首先得好吃。塑料苹果玻璃葡萄做得再漂亮再乱真，也只是工艺美术的杰作，不能算作饮食文化成果。 有了这个概念，我们才可以在千姿百态的饮食文化面前找出共同性，约定一些基本的、通用的规范，便于饮食文化的品评，也适于错误观念的矫正。 比如，人们在夸奖食品时，总爱说 “色、香、味俱佳”。如果以 “吃字当头”的原则来衡量，这轻重先后的次序就未必适当。一个菜要是吃着叫人恶心，不管怎么好看如何好闻，也不能算是好菜。 近来有的饭店，菜肴质量平平，却在雕刻、配色、摆盘花上大费功夫，我就怀疑是受了 “色香味”次序排列法的影响。这倒也罢了，更有甚者是把挖掘传统和卖假古董混为一谈，一面上菜，一面解说：“这个菜唐明皇吃过了”； “那个汤明太祖命名”，客人感到自己像小娃娃似地被人哄着玩。说它好吃对不起良心；说不好吃，连皇上都说好，你怎么不识货？ 有次陪日本朋友去一家饭馆，桌上放了陈皮梅、玫瑰枣、几碟压桌小吃，服务员居然说这是战国时期某名人的家宴传统，那朋友冲我作了鬼脸，用日语说：“贵国在几千年前就有陈皮梅吗？”说完哈哈大笑。 若明确食品评议应当先比好吃，后论好看，这类笑话可能会少些。其实，饮食文化是最讲实效的文化，不能靠哗众取宠，而要看真招子。 真招子不一定非上名贵菜肴，祖传绝技，只要普通中见出众，一般中显特殊就是好活儿。 记得战争年代，我在沂蒙山区，端午节那天恰好有任务，日夜行军一百几十里，走得肚皮空空，口干舌燥，到了宿营地，各班领到的都是煎饼、猪肉和韭菜。 别的班全吃猪肉炒韭菜就煎饼，我们班长把瘦肉和韭菜剁成馅包在煎饼里，肥肉炼油炸成春卷似的煎饼盒儿，引起全团羡慕。 这位班长就算得是位美食家，其创造性与成就未见得比条件具备时做一碗狮子头差。 只有平庸的厨师，没有下等的菜肴。信否？ ------------ 乌龙与龙井 施叔青送我一罐茶，是台湾产的“冻顶乌龙”。真好，甘醇芬芳，回味浓郁，我逢人就宣传。有一天在香港见到一位经常往来香港台湾之间的朋友，我又夸冻顶乌龙。他说：“你下次来香港我送你两瓶。”我说：“谢谢。”他说：“交换条件是你给我带些龙井来。我故乡在杭州，多年没喝过好龙井了。”我说：“照办。” 茶叶中我最喜欢乌龙和龙井，这里还有点茶叶本身之外的原因。 我曾误打误撞当了一回龙井专家。五十年代初，我和几个朋友去杭州旅行。正是谷雨那天，我们到了龙井。那时我刚学着写小说，认为写小说的人都会品茶，也就学着品茶，装作品茶，其实并没喝出茶叶的好处来。既然到了龙井，认为理所当然该到茶馆坐一下品上一杯，才够派头。便力主进茶馆品一杯。 龙井茶馆的经营人员，全是和尚。我们落座之后，一位四十开外，身穿灰布僧袍、项挂念珠的法师就每人送上一玻璃杯淡黄色的茶水来。我问和尚：“多少钱一杯？” 他说了个价钱，在当时是相当贵的。我便向玻璃杯看了一眼，只见每棵茶叶都竖着一芽，横着两叶，十分整齐好看。听说龙井以新茶为贵，就又随口问道：“这是新茶吗？” 我话一出口，那和尚马上脸色大变，先向我尴尬地笑笑，又看看四周茶客，小声说：“施主是大法眼，您多包涵，多照应。”说完把放在桌上的茶又放回茶盘上，匆匆端进后室去了。我正莫名其妙，只见他又用瓷盘端来四个江西瓷的盖碗来，毕恭毕敬放在我们面前，悄声说：“今晨才炒出来。你尝尝新。” 我打开碗盖一看，颜色变了，这次是一碗碧绿澄清的水，泡着许多片整齐细嫩的叶子，每棵却是一芽一叶。和尚等我看完，在一旁打个问讯：“施主先饮茶，等一等我领你参观龙井。”说完极恭敬地退了下去。我饮了一口茶，只觉涩、苦、甘、冽，确实不凡。 坐了四、五十分钟，对了几次水，我们起身算帐，和尚拦住说：“我领您去看了龙井，再走不迟。” ( 重要提示：如果书友们打不开q i s u w a n g . c o m 老域名，可以通过访问q i s u w a n g . c c 备用域名访问本站。 ) 我们便由和尚领着到屋后，看到太湖石下的龙井。井口并不大，可是水很满。水面正中有一条金线，把一井水分作两半。和尚用水瓢把水搅乱，那线不见了。稍一平定，那条线又弯弯曲曲显现出来。虽然动摇蜿蜒，但井中两股水却绝不混淆，颇有泾渭分明之势。我们正看得出神，那和尚又捧过四包茶叶来说：“这点新茶请各位笑纳，作个纪念。多谢照顾我们的生意！”我要算茶钱，和尚怎么也不肯收，我只得感谢一阵，捧着茶叶下山。那几个朋友就再三追问我：“你与和尚打了什么机锋，为何和尚换了茶杯，又送茶叶，分文不取？”我说：“天机不可泄露。你们只落个便宜就够了，不要再问！”其实我自己也在暗叫奇怪！从此，我喝茶喝服了和尚的神话，就在朋友间传开了，当真有人买茶叶请作指导，我也毫不客气的指导一番。过了一年，我参加个什么会，恰好和浙江大学农学院的一位茶叶专家住在一起，我说起这件事，他听了大笑。他说龙井的规矩，过了谷雨，茶馆就不准再卖去年的陈茶了，要换新茶。再给客人上陈茶，算是欺客。新茶一下来，旧茶马上降价，仍按原价卖旧茶，则是蒙人，我问了一声：“是新茶吗？”和尚或者把我当作真是内行，怕我在茶客前公开揭穿他，所以极力对我笼络卖好，我不仅误打误撞就成了龙井专家，而且糊里糊涂与和尚连手骗了人！我当了几年假内行，见龙井就饮，慢慢的倒是真喜欢上龙井茶，只可惜后来不仅买不到一芽一叶的新旗枪，连好的旧茶在市面上也少见了。 至于乌龙，我是在已故的老师张天翼先生那里开的蒙。也是五十年代，有人从福建来北京，送了他一罐锡罐装的乌龙，那时他还没结婚，就叫我和蒋牧良先生一道去尝鲜。他说乌龙是要作功夫茶来喝的，讲究起来，不仅茶要好，水要好，而且泡的技术也要好。据说以前有位官宦子弟，最喜喝乌龙，后来老子犯了事，家破人亡，连老婆也卖掉了，只落得沿街乞讨。过了些年，要饭要到潮州，来到个大茶庄前，恰好掌柜在，就给了他一碗饭菜。他说：“到你这宝号，我还要饭吗？请赏一杯茶吃！”掌柜随手倒了一杯茶给他。他笑笑说：“这么大的茶店只能拿出这下等茶吗？”掌柜听他口气不凡，立刻把那杯倒掉，叫人泡一杯最上等的乌龙来给这叫化子。这人双手捧杯，饮了一口，连说：“好茶，好茶，只是可惜了！”掌柜问：“有甚可惜？”他说：“可惜柜上无人会泡！”这掌柜也是好事之人，见他这话内行，忙说：“先生，怠慢了，请进来坐一会儿，我再叫人去泡！”便跑到后院，过了一会儿亲自捧出一壶茶来，倒给那人。那人喝了第一盅，拍手说：“好！”饮下第二盅，却抱头痛哭起来。 掌柜奇怪地问：“你说这茶好，却又哭起来，什么道理？” 那人说：“品这茶的滋味，只有我以前的妻子才能泡成这样，饮到此茶，我想起旧妻来了！” 掌柜追问了他的身世后，拿出一锭银子赏给乞丐，打发他走后，连连唏嘘不已。原来掌柜这壶茶是他的姨太太泡的。这姨太太谈过自己身世，正是这人的前妻，从嫁过来就因会泡茶而得宠！ 几次想把这故事写成小说。因对功夫茶的知识比龙井还差，不敢动笔。天翼先生已作古。至今一喝乌龙，就想起他说这故事时那副绘声绘色的模样。他肚子里装了许多这等故事，不知为什么他都没写出来。 1987.2.北京 ------------ 该章节已被锁定 ------------ 第二辑 ------------ 聊聊谢青 近些年不论台湾还是大陆，研究台湾文学的文章，都很少谈及谢青，所以我有一天在纽约和他邂逅相遇，我压根没想到他是同行，而且二十多年前在台湾文坛很有名气，颇出风头。当时我正坐在一个中文报纸的办公室里等待一个熟人，那熟人正被另一客人拦住说话，那位客人穿着一身皱皱巴巴的衣服，鞋似乎也不合脚，虽说美国不像欧洲，衣着比较随便，但和这屋里编辑们的笔挺西装相比，他这身打扮仍是满显眼。这人说话滔滔不绝，而且有些啰嗦。我想大概这位生活困难的同胞，来找工作的。过了会儿，他们谈完了，熟人朝我走来。刚走到我面前，那客人又追了过来，对我那熟人说：“我这个旅馆，一个月一两万的利润是少不了的。可我实在干烦了，有那么多大生意要作，还想有点头空时重操旧业，耍耍笔杆，哪有精力再顾它？决心卖掉了。这么好的产业，卖给美国人白便宜了他们，所以才找你们。没有便宜我不会劝你们买的。都是中国人吗！你跟你们老板一定讲明白这一点，我谢某人是不从中国同胞身上赚钱的。我只赚美国人的钱。当然，我也是美国人……” 大概是这几句引起了我的兴趣，大概是我的眼神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冲我笑了笑，问那位熟人说：“这位是？”熟人说：“大陆作家邓友梅。你们没见过？”“没有没有，幸会幸会，久仰久仰。”他每个字都重复两次，热情地伸过手来，并递过一个名片，上面写着“全美江西同乡会会长，谢天乐”。接着他主动问我什么时候来的，住在什么地方？我说住在台湾作家C家里。他说：“他家离市中心太远，天天要坐地铁是不是？算了，搬到我旅馆来，我管你吃管你用车，别的事你自己负责，好不好？”我说：“初次见面，怎么好打扰？”他说：“都是中国人么，我以前也写作，我读过你的小说，见面就是朋友了，是不是？我来美国时一个钱都没有，全是在这里挣的，死了又带不走是不是？到我这来住吧。”态度很诚恳。我不久就要去西部，不想再折腾，终于没有搬去，但这个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我觉得这人既热情又有点怪僻，事后向几个朋友打听，才知道二十多年前他在台湾是很出名的作家。在那个时期，人们论到近年出现的文学新秀，谈小说必提於梨华，写诗就举谢青，也就是这位谢天乐。在短短几年内他连出几本书都得到好评，二十几岁时就担任《中国时报》驻欧洲记者。曾采访过梵蒂冈百年难遇的教会盛典。但他不满足在新闻界的这点成就，既想闯出番更有声色的事业来，老实说也想改变一下文人常有的拮据状态。他来到了美国，耍笔杆同时业余半做起地产买卖来，不知道怎么一来（按他自己的话说是交了狗运。这未免太抽象），三晃两晃，他竟然真发了财，成了纽约有名的房地产资本家了。他挣下了多少财产，尽管人们说法不一，但算得上是个美国财主。这一点则是公认的。可此人仍保留着文人和中国贫苦知识分子的许多脾气。比如说，好交友，爱清谈，生活作风另有一套路数。比如出席上层社会的集会，他浑身高档名牌，绝对美国第一流标准，但居家生活，他的裤子不发现有两个破洞，决不肯丢掉。平时去唐人街，他总是我见到的那一身旧衣，两只旧鞋，连大陆刚来两个月的留学生都当他是打工仔。这又帮他创了另一个奇迹，就是在纽约二十几年，居然没遭过一次抢劫，因为美国的暴徒持有的也是美国人的逻辑，不能想象有钱人肯穿这么一身来糟蹋自己。 和谢青成为朋友之后，我曾问他这种作风是有意识采取的呢还是习惯成自然，改不了在中国，在贫困时养成的**惯？他说是有意采取的，不过人们对他的动机不大理解就是了。衣着是为人服务的，不能叫它管着你，这点中国人就比老美聪明。参加上流社会活动，美国人要看你的衣装估量你的地位。派头不够，礼仪不周，人家连理都不愿理你，还想和你谈什么作生意？当然要衣冠楚楚。唐人街是另一个世界，多半是自己人，越随便越好，大家相处亲切。这就叫入乡随俗。到哪里成为哪里的一员，才不显得特殊，不引人注意。越不引人注意才越能作出事业来。由此又引出他许多感慨，他说美国是个伟大的国家，为人们提供了许多机会，但真要取得成功也是很不容易的事。要在一个方面取得成功常常要在另一方面付出很大牺牲，他在经济上这点成就，就是用牺牲文学抱负换来的，这很令人辛酸，但对谁说谁也不信，人家反以为他在说俏皮话。文学界朋友们聚会，他常常不积极参加，人家以为他忙于赚钱。其实是自己有种失落感。当年同时起步的人，如今著作等身，名扬天下了。他自己却被读者忘却了。但他并不死心。他想过一二年就从商业事务退休，重新投入写作。他不相信缪斯已永久弃他而去了，经过几十年的生活磨练，他想会比以前写得更踏实些了。这两年稍有空闲，他就要拿起笔写点散文随笔之类，作为热身…… 这话说过，也就放下，我并没太认真，而且我以为，一个在商战中连连取胜的武士，发些感慨是可以理解的，若真让他弃商从文，怕也积重难返的。 不久前，他突然来到北京了。他打电话约我见面。我问他来作什么？他说是来谈生意，我去看他时他却意外的拿给我一本散文稿，说是他近一年的试作，拿来听听我的意见，看他这种写法国内的读者能否接受？ 我说，看来你生意也在做，笔杆也又耍起来了。他说，本来他对做生意已不感兴趣了，可目前中国有困难有关方面要找我合作。我能出力的地方怎好不出力？中国有缺点不假，可再有缺点也是我的祖国。我还是爱她，儿不能嫌娘丑是不是？我投资不是来挣中国人的钱，我和中国合作，在国外做生意，挣外国的钱。他们有钱，我们有他们需要的东西，可是中国对外国还有许多不够了解的地方。常常把可以赚钱的生意也做赔了。我来经营，比国内一些人有把握。这对双方都有好处。何乐不为呢？我这本散文，也是有的放矢的。我认为美国是个伟大的国家，中国也是个伟大的国家，可是这两个国家互相对对方都太缺乏了解。我在中国和在美国都生活了几十年，我有责任帮助我的两个祖国互相沟通。以前中国一些文章，把美国说得毫无是处，眼看就要灭亡，这当然不正确；可是现在有些人又把美国想得一片灿烂，遍地黄金，也不是事实么。这两种误解都会误事。我这文章写的是一个普通老华侨的眼睛看到的美国。我不谈政治，看的全是凡人小事、日常生活，但全是真实生活。不妄加捧场也不吹毛求疵，没一件事没根据，绝对叫美国人看了也服气。 我把稿子带回家中，连夜读了一遍，读的中间我就有了结论：这是本难得的好作品，思想内容，文采和可读性都独具一格。这不是到美国浮光掠影转一圈就下笔的即兴之作，也不是只有生活体验而缺乏文学经验的枯燥文字。我甚至认为，即使是文学里手，如久居美国书斋，一帆风顺，没有亲自在下层社会挣扎过，没在商业圈子奋斗过，要写出这样有血肉，有情趣的作品也不大容易。作者在美国生活久了，也感染上了美国式的幽默，文中充满了嘲讽和调侃却不带火药味，读起来诙谐有趣又引人深思。如果只看文章，人们或许会以为作者是个尖酸刻薄，玩世不恭的人。其实错矣。他的热情是令人吃惊的。他偶而来一次北京却很少有机会去参观旅游。除去正事外，他还揽许多杂事。他听电视上教英语不大理想，就马上打电话给电视台反映意见，人家约他到电视台去谈谈，他马上答应。我一个朋友想到美国开发点事业，想请他给提点建议，他为此又拿出一个下午，而且不论是旧识新交，谈起意见来爽快坦诚，决不敷衍客套…… 对谢青的简短介绍到此我看差不多了。也许读者会问，怎么关于他的文章没谈什么？我主张文章让读者自己去阅读，去评判，不需别人多嘴。所在关于文章的话我就不再多说。 ------------ 认真作戏 清白作人 ——贺邢韶英同志舞台生活五十年 接到朋友电话说，邢韶英同志舞台生活满五十周年了，政府和同志们都想为她纪念一下，我非常赞成。 我是先看她戏后认识人的。四十年前，我们初进北京，北京市还没建文化局，只在文教局下边设一个文艺处，新成立的文联与文艺处合署办公。行政机构、党团组织全是一个。只在业务上有点分工，分工也不明确。比如我本是文联的编辑，却又参加文化处编审科的工作。那时却有影戏审查制度，编审科就管这个，不过并不是审查决定那些节目能否演出，而是决定那些节目可以减免演出税。也不是所有的演出节目都有权审查，北京人艺话剧团演老舍先生的《龙须沟》，歌剧团演李伯钊同志的《长征》，用不着它审查，它主要审查戏曲和要上演的电影。这个科有两位科长一个科员，两位科长是凤子和沙鸥，科员就是在下。沙鸥兼任新民报文艺版的主任，他是那个年头的“新潮诗人”，在报社的时候多，在文化处的时候少，他似乎对戏曲兴趣也不大。凤子大姐倒是常来，可总是被伯钊同志拉着办外交的时候多，按现在的话说她更像个“公关主任”。坦白的说为戏曲演出发减税证的事多半是我这个科员干。其实决定哪个戏减税或免税自有许多领导和前辈管，用不着我操心，我只是听谁讲一声“小邓，给某个戏开个免税证！”我开个证明，打个图章就行了。不过这样我就有了一点特权，可以领到一个审查证，进出剧场通行无阻，也有一份任务，哪个戏曲剧团排新戏的时候戏改科的同志常拉着我一起去了解情况、或看彩排。那年正好赶上宣传婚姻法，苗培时同志写了个新戏叫《二兰记》，由鸿巧兰剧团排演。彩排时我就被拉去看戏了。我看到剧中一位演第二主角的女孩子很朴实、本色，没有旧演员的作派。就问身边的同志这位演员是谁？他说“她叫鸿效兰。别看年轻，已经有八九年舞台经验了。” 这戏演得不错，当时在北京很受欢迎，但我看过也就看过了，除去照例开了一张免税证，没有过问其它的事。过了不久，开团支部会，讨论通过新团员入团，当支部书记介绍申请人邢韶英时，从墙角站起来个小姑娘，穿着件米色风衣，向大家鞠了一躬，就坐下去，怯生生的低头不语。我觉得此人有点面熟，可想不起来在那里见过。等到介绍人介绍情况时，才知道她就是那个鸿效兰，并觉得她和在台上的那个人完全两样，台上是个朴实活泼的女孩，这里坐的却是个很拘谨羞涩的姑娘。 介绍人开始介绍情况。其他申请入团的青年，都是文化局文联大院内熟人，情况大家都了解，介绍时大家听得并不很在意，唯独对邢韶英的介绍，大家听得十分认真，不仅因为她和我们不熟，她的悲苦经历也实在使人震惊。她从小就进了戏班，至今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自己多大年龄，哪一天的生日。她八岁进戏班，到十岁时已会了三十多出戏。对评戏名家刘翠霞、白玉霜、爱莲君等人的唱做，都作过认真的学习。十四、五岁就成了独挡一面的主要演员。碰到一对好心的老夫妻把她收留就认作了父母，真正是共产党来了她才得到新生，所以她对共产党无限的感激，由衷的信仰，党的号召她实心实意地照办。介绍人谈完，大家都觉得上了一堂阶级教育课，几乎没怎么讨论就把手高高地举了起来。 这以后和邢韶英同志见面的机会就多了，每次过组织生活她都来，从来没请过假，但从来也没发过言。同志叫她发言，她说在座的都是革命干部和知识分子，她听着就长了学问，她自己没什么可说的，好好向大家学习就是了。她说戏班里说的全是另外一些事，一到这里好像换了个天地。 只有在团员汇报自己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时她才谈到自己。从她朴素的谈话中我们才知道号召慰问志愿军，她就带着剧团去了朝鲜，在战场上坑道里演唱；长辛店工人要纪念二七大罢工，她带剧团去工厂演出分文不取；组织上要她把自己的艺术经验传授给别人，她不说二话，毫无保留地说戏教身段，尽管她早已是主要演员了，当需要她当配角时她认认真真替别人配戏，没有过不平，没有过妒忌，不论角色，不争牌位；在需要有人带头参加市属剧团时，她就毫不犹豫的离开私人班社。那时和现在风气不同，现在进了公营单位是拿到了铁饭碗，求之不得的。那时公营单位制度严，工资低，要“参加革命”是得有点牺牲精神的。 她的品德得到了人民的赞许。不久就看到她和***、张百发、于是之等五十年代的北京杰出青年站在一起领奖了。那几年，全国性的、全市性的“优秀团员”“先进工作者”“优秀表演奖”“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等等头衔和荣誉一直在她头上闪耀。不久就入了党。 这以后因我进文学讲习所学习，毕业后专门从事文学创作，不再参与戏曲有关的事，和韶英同志就没再有什么联系，仅仅从报纸上看到她不断上演新剧目和不断得到新的荣誉，心里觉得是理所当然的事。再以后，我因为57年那场误会，脱离了生活正轨，当然更远离了文艺，就不大知道评剧界的事了。 经过那场九死一生的“*****”，我逃出一条穷性命再回到北京，已是二十多年后的事了。碰到当年北京文化界熟人，打听起几位老朋友的情况时，我顺便说了一声：“这几年文艺界的大部分朋友都遭了殃，唯有戏曲界的某些人可以逃脱此难，有个把唱样板戏的还唱出红顶子来了，如那位从前姓钱现在姓浩的文化，部负责人……” 朋友作个手势叫我低声，悄悄说：“还是倒霉的多，你记得咱们团支部那个邢韶英吗？”我说：“当然记得，她不是出身很苦，政治上很进步吗？” “完了，赶下去劳动改造去了。” 我说：“下去劳动的人多了，这也不算什么。” “可你知道叫她干什么？杀猪！这人善良得要命，平时连蚂蚁都不敢踩，偏把她下放到屠宰厂去，说要改造她的资产阶级臭思想……” 我听了许久说不出话来，我早知道“***”一伙什么缺德事都能干出来，但真听到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时仍会被他们的“创造性”所震慑。 到底阴天还有转晴的时候，国家还有复兴的力量。“***”倒台了，小平同志等一些久经考验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全国人民扭转乾坤，一轮红日又照到了中国人的头上。那一阵有个风气，许多多年不见的朋友都又联系起来，走动起来我又见到老北京文化局时代的朋友关士杰、黄秉德等人。他们有的还在戏曲岗位，有的当了领导，黄秉德到崇文区当了文化方面的负责人。他说北京实验评剧团调到崇文区来了，改名燕京评剧团。她们把调到戏校当老师的邢韶英请了回来当团长，要为振兴评剧大干一场。说这个团正式演出时，请老朋友们都去捧捧场。我答应了，尽管我并不爱看评剧，但我觉得这是义不容辞的事情。这样我就看了邢韶英的打炮戏“桃李梅”，坦白地说，我看了真是一惊，也许是前些年被造反派用皮带押着看样板戏受教育的印象太深了，十几年来第一次自由地进剧场，我真感到邢韶英同志的艺术造诣非凡。在这戏里她身兼花旦、文小生、袍带小生几个行当，演得那么漂亮潇洒，唱腔如此醇厚动听，甚至叫我回忆起儿时随父母听刘翟霞，白玉霜的情境。老实说，几十年前我认识韶英同志时只是对她的为人敬重，对她的艺术并没太多了解和重视。这时我才发现，我们中国艺术界真有人材，邢韶英是个评剧最好的演员之一。 从这以后，韶英又恢复了她的艺术青春，十多年来活跃在首都的舞台上，她主演的“海棠红”、“绝户”、“赛金花”都得了奖。“啼笑姻缘”、“秦香莲外传”等在电台和电视台播出后很为一些观众所钟爱。有一位老大姐，对她的戏百看不厌，剧团走到哪儿她跟到哪儿看，并把自己做的小菜，衣物送到后台去慰问她，一个演员有这样的知音，今生也该满足了。 今年是邢韶英同志从艺五十周年，政府和朋友们为她举办纪念，我感到高兴和安慰。这证明，在我们国家，一个像韶英同志这样全心全意为人民，为艺术献身的艺术家，是会受到尊重和爱护的，是不会被人忘记的。这对我们大家都是鼓励。 ------------ 印象中的金受申 我相信将会有人写写金受申。 说“会有人写”，是因为近来有人开始注意他的学问和作品了，前边加个“将”字，是眼下还没听说谁想写他。解放后，金受申不算得志，一来是因为他个人的种种原因，发迹不起来；二来是他那套“学问”在前些年没人当成学问，不仅不当成学问，说多了还有怀念旧社会、为腐朽生活方式招魂之嫌。他的作品主要是在解放前发表的，解放后没写多少东西，熟悉情况的老人，大半和他一样作古了。新人想写，却了解得不够。 我认识金受申是在解放之后，熟识，但没交情。 北京饭店后身霞公府，西头有幢红色小楼，如今成了北京饭店的后勤部门，躲在高大漂亮的贵宾楼后边，显得又矮又旧，死鼻子塌眼，来往行人谁也不注意它。可在五十年代这门口还真热闹过一阵子，因为北京市文联和市府文化处都设在这儿，出出进进有不少名人。名人有两派，一派是解放区来的，如李伯钊、赵树理、马烽等等，刚从解放区进城，生气勃勃，风华正茂，是革命文化的主流，当然引人瞩目；另一派是北京原有的大家名流或刚从国外归来的文人学者，如老舍、梅兰芳，名高望重，根深位显，是团结统战的对象，格外受到尊重，坦白地说，有些后来被尊为“宗师”、“泰斗”的人物那时都还站不上最前排。出出入入，打头碰脸遇见名人是常事。有回我要出门办事，有个瘦溜溜的中年人挡住了路，那人正冲着传达室姓田的老头一个劲鞠躬，谦恭地说：“您辛苦，您多照应，您多捧……”刚说声“劳驾，让我过去，”那人回过脸来冲我也来一躬，笑着说：“我叫马连良，刚从外边回来，还不大懂咱们的新规矩，您多照应，您多捧，您……”我连忙还礼。门外头更热闹，一群年轻人正伸着脖子往文化处院里看，一打听才知道新凤霞刚走进门去，戏迷们要等着她出来时再看一眼，那时候谁会注意穿装打扮都像个摆卦摊的金受申？ 我跟金受申在一个单位工作也算有些年，没记得他换过行头，不论是冬天的干部服，还是夏天的白衬衣，都是又肥又大，袖子盖住手，裤脚掩着脚面，一年四季顶着个干部帽，大概从头上就没摘下来过，一手拄着根大拐棍，一手挎着个破书包，手中攥着条大手绢，他的手有残疾，还有一边走路一边拿手绢擦鼻子的习惯。 金受申是老舍先生使了些劲才调到文联来的。闹不清那以前他干什么，好像是在小学教书，但也不一定，总之调来前他的处境不好，为什么不好？我既不知道也不想多嘴，只是老舍先生对他的关怀给我留下挺深印象，为调他来文联，老舍先生说了好几回：“这个人有用，现在他处境困难，咱们调来也算人尽其才，大伙儿都帮帮忙，都是动笔杆的……” 金受申来了，先在《说说唱唱》，后在《北京文艺》，都是当一般的编辑，拄着拐棍按时上班，老老实实看稿退稿做一切分配他做的事，开会很少发言，平时我们聊天他也不大插嘴。那时我们年轻人正全心全意学**大哥，读小说读的是法捷耶夫、尼古拉耶娃，看电影看的是《幸福的生活》《攻克柏林》，我们说这些他插不上嘴。不过他能插嘴的事情他也不大插嘴，研究工作，给领导提意见他不说话，争等级，争待遇这类事他不掺和，人们也并不因此表扬他，人们不怎么注意他的存在，他也满足于不被人们注意，他给人留下的印象，就是身上总带点儿酒味。早上就有，下午尤甚。 可时间一长，就露出点儿他的面貌了。 这年冬天我病了，高烧不退。那时候还没有公费医疗，我自己买些羚翘解毒丸，阿斯匹林之类吃了不见起色。在走廊上碰上金受申，他问了问我的病情，站在那儿号了一下脉，说：“到屋里去。”进屋之后他找了张稿纸，掏出他的大号金星钢笔，哗啦哗啦，就开了一张方子说：“到北边的药铺抓两副，吃好了请我碗老豆腐，不好我退你药钱。”我半信半疑去药铺抓药，柜台上一看方子，问我：“您跟金大夫是同事吗？他近来怎么样？”我一听愣了，笑道：“这位金同志是我们的编辑，不是大夫，您认错人了吧？”药铺的人说：“编辑开的方我们敢给抓吗？金受申，正式挂过牌的！我们都认识。” 吃完药病好了。我没请他吃老豆腐，过了几年又想起这件事来，我就请他跟金寄水吃了顿馄饨。那工夫要吃馄饨到处都有，他们俩却指定要上首都电影院旁边的一家个体户小门脸儿去。那时卖馄饨的就卖馄饨，不带卖酒菜，路上他买了两条黄瓜，进门后找掌柜兼厨师借了一个大碗，上隔壁山西大酒缸买来半斤汾酒，说声：“劳驾把黄瓜拍拍，多搁姜丝，可别放芝麻酱。”掌柜走后他又发表言论说：“现在有人拌黄瓜要放芝麻酱，那叫什么玩意儿，北京人哪有这样吃法的？拍黄瓜就是酱油醋外只加姜丝，这才吃出菜味来。”一会儿掌柜把拌好的黄瓜端来了，寄水和受申都坚持请他喝一杯。掌柜推谢再三，抿了一口，连连鞠躬道谢。受申说：“咱们谁跟谁呀，您怎么这么客气呀。”转身就对我介绍说：“这是尚掌柜，平南王尚可喜的后人，都是朋友。”尚掌柜笑笑说：“以后您多照应。” 喝了两杯酒，又进来一位，有四十来岁，上身穿杭纺衬衫，下身是制服裤，圆口千层底布鞋，手里摇着把折扇。两位金爷都起立问好，说：“六爷您怎么闲在？”那位说：“机关开会，会散了不想回家赶饭了，没想到碰上您二位。”寄水又转身给我介绍：“这位是王府六爷，本来他要袭王的……”那位客气地一笑说：“别折我的寿了，手拿把掐要袭王的还是您……”谈笑声中六爷就坐到了我们桌上，先问：“给你们几位再添点什么？”然后自己要了碗馄饨，叫多加芫荽，就跟我们喝起来。这时受申拿过他那把折扇来看，看着上边的画和题词念叨说：“唔，甲贝勒画的草虫，乙额附的兰草。这丙王爷的几笔字还真有他祖上成亲王的神韵……”接着寄水就和那位王爷互相打听几个皇亲国戚的近况，说话就热闹起来。 “您见五贝勒爷替我请安。” “再碰见老王爷可替我问好。” 听口气他们是常有来往，不断川换的，谈得高兴，金受申说：“再两条黄瓜来。”寄水就跑出去买根黄瓜还带来一包铁蚕豆。我整个听傻了眼，因为从没亲耳听身边的人讲皇亲贵族的事这么亲切，这么熟悉，这么没当回事的。 回去的路上寄水有事，上电车走了。金受申跟我仍就伴步行。我就说：“没想到旗人之间你们还保留着原来的称呼，并且来往挺密切。”他说：“他们都是黄带子，还保持联系。我是平民，只是逢场作戏，平日并没交往。你没见寄水至今作派跟咱还不一样吗？”说完一笑。我听不出这话是褒是贬，按为人来说寄水是更随和，更谦逊的人。虽然有点儿个人习惯，比如都混到一天两顿窝头一碗粥了，咸菜还要切得像头发那么细，凉窝头得切成片要用油炸着吃。这是穷讲究，算不上摆作派。 后来我上中央文学讲习所学习去了，就不大再见金受申，有次我回北京文联办事碰见了他，见面他不问学习情况，却问：“你们是住在鼓楼东大街吗？”我说：“是。”他说那把角儿有个大酒缸，一到冬天门口就挂只鹰，挂些野兔野鸡，现在还在吧？我说：“在呀。”他说：“你再去喝酒甭给钱，你就说你是金受申的朋友，给钱他也不要。”后来我真的去那酒铺喝了两回酒，跟掌柜谈起金受申来，问他认识不认识？掌柜连说：“金爷吗，安定门里这一片老户谁不认识他呀，这要是搬家呀，拉煤什么的，要用排子车，您去雇车就提金受申，他们绝不敢多收钱。”话是这么说，他可没提不收我的酒钱。于是，他们为什么都知道金受申，以及怎么都这么大面子，我也就没问，后来想问时别说酒馆，连那片房子都拆了。 大概也就是那一阵，金受申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两篇文章，一篇谈北京的电车，他还存有北京头一天通电车时的电车票。还有一篇谈“勤行”，说了他早年在砂锅居吃饭时堂倌的服务态度。又有一天我翻旧杂志看到他写的一篇谈风筝的文章。其中特别讲了当年在放镖砣玩的人。别人在红墙里边放风筝，他在红墙外，看谁的风筝好他把镖砣甩上去钩住人家的线，把风筝拉拽到墙外取下抢走，场内的人要绕出红墙得走好半天，追出来抢风筝的人已跑远了。这些引起了我的兴趣，我跟寄水打听他以前都在哪里发表文章。经寄水介绍，我才找了当时的立言画刊等旧杂志来看，才发现他写北京风俗的文章，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茶馆酒肆，花鸟鱼虫的文章足有几百篇，少说也有几十万字，其知识之丰富，文字之老道，绝非一般小报文章可比。在这方面他确实称得上是既杂又专的一家。我这才明白老舍先生为什么对他器重，也觉得他这套学问和他这人都还没得到充分发挥。 我有意找他闲谈，想了解他以前的情况。他拿出一张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毕业纪念”的照片给我看。那上边有他。他以此证明他是正经进过大学门学文学的，他说只因后来选择了通俗文化这一行，就困顿住了。我怀疑搞通俗文化是他困顿的唯一原因，我觉得他自己也并不把这话当真，但我们谁也不想点破这一点，谈话就此结束。 1957年我又回到北京文联。反右前曾和金受申有过较多的接触，听到他酒后说几句平常不说的话。反右中我成了右派，就断了和他的私交，只在会上听到他几次发言，也听到几句他平常不说的话，那些话都是在泛泛的讨论问题时说的，到揭发批判我时，他却闭紧了口一声不出。由此我对他的为人、处境和心态又多了点儿了解。我下去劳动改造之后，有天在西单街头碰上了他，本想避开，他热情地叫住了我，问我生活怎样？我说还过得去。他说，我在研究你的会上说了，小邓就是个毛包，别的有什么？你别急，劳动两年就完了，你才多大岁数！我很感谢他，但没多说什么就分手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 后来我去了东北。后来听说他得了病，是癌，但他拒绝开刀，后来就听说他去世了。 “*****”过后，我又回到北京来。有次去看金寄水。谈起金受申，寄水说金受申去世前他去看过。见到寄水他哭了。金受申说：“这年头你还敢来看我，真够朋友。”我说：“金受申这病和他爱喝酒怕有关系吧，他酒上太没节制。” 寄水说：“咱们全叫他蒙了，最后见面时他才告诉我，其实他不能喝酒，也并不多喝。带点儿酒气去上班，是故意要给人造成个长醉不醒，懵里懵登的样子。这样可以减少许多麻烦……” 这也是最后一次和人谈起金受申，不久寄水也去世了。我总以为都住在北京，来往很方便，反倒没抓紧时候多去看几回寄水，他去世时我正出差在外，回来看见讣告，我很伤心，觉得对不起朋友。 我想将会有人正经写写金受申，也会有人正正经经地写写寄水。 ------------ 该章节已被锁定 ------------ 该章节已被锁定 ------------ 挂甲屯的怀念 从圆明园废墟，往南，再往西，绕过一片有围墙的基地，就是小村“挂甲屯”。 记不得是在《帝京景物略》还是《苑署札记》里，见过这个村名。它的历史比圆明园久远。八国联军焚烧圆明园时，海淀一带的村落全遭了洗劫，但似乎并没有全放火。不然那叫作“吴家花”的废园不会留到今天。 我听说过那废园为什么姓吴，也探求过“挂甲屯”村名的来历。从今往后，我希望世人把这一切忘记。因为“挂甲屯”和“吴家花园”，有了自己历史最辉煌的一页！这里的村民，将满怀骄傲地，一代又一代地往下传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一位终生横刀跃马的元帅，为人民而自愿挂甲之后迁居到了这里，度过了他戎马倥偬的一生中“闲居”最久的岁月！ 六年，两千多天啊，我们的彭德怀老头子！ 一 西邻老张，带点沉重的口气对我说：“头一个接待老头子的，恐怕是我！” 他在房管部门工作，这一带是他的管区。打解放以来，吴家花园没有住过人。荒草没膝，蛇兔出没，淘气的孩子都不敢翻墙进去捉蛐蛐！忽然间来了房客。草还没清除，污水沟也没挖竣，渗水发霉的住房还没修，人就搬进来了。这个有责任感的房管人员很有点歉疚。他是准备好挨批评走进这个大门的，一进门听到前院有人声，就径直上了前院。 自西而东，横穿前院就是那条臭水沟，十月天气，已经很凉了，他看到有几个人光着膀子，卷起裤子站在臭水里挖沟。他自报了身份，一个光膀子，穿着有补丁裤子的老年人就走了上来。 “我是彭德怀，”他在裤子上蹭蹭手，伸向老张，哈哈笑着说，“没经你批准，我们动了土了！来个先斩后奏。” 老张鼻子有点酸。 彭德怀拉着老张往干净地方走去：“这些泥就堆在这里行不？冬天我要开块地种庄稼，就不愁肥料了。院子里的草，等我挖完沟再去动它好不好？” 老张想：这些话本该是我对他说才合适。他沉默好久，才勉强挤出一句话来：“您要我做些什么不？” “你给我讲讲一个住户应守的规矩！”彭德怀说，“我不大懂这些。” 老张讲了点一般的规定，觉着不大自在，告别要走。彭德怀却拉住他问起家常：你住在哪儿？几口人？工资多少？工作忙不忙…… 老张总是觉得没修好房子过意不去，所以尽可能少来打扰。可是有一天黄昏后下起大雨来了，转眼间村道就成了水溪。他知道彭老头子住房有一处还漏水，职责所在，便打起伞赶去查看。大门开着，屋里却没有人。可以人不在屋进去，不可以屋内无人走出来，这是老规矩。老张只好看着那漏雨的天花板等着。过了好久，才听到哗哗的趟水声，老头子披着件雨衣、打着手电筒进来了。老张说：“我来看看这房子漏不漏雨！” “咱俩一个样，我也是去看看邻居们的房子漏不漏雨！”老头子用手擦着脸上的水说，“我怕哪一家房子危险，好叫他们上我这家来挤一挤。还好，农民自己对自己的房子平常照管得很好，比咱们对公家的房子要负责得多！你住的公家房吧？怎么样？要不要先搬到我这儿来？” 老张再也呆不住了，告辞要走，可是老头子拉住了他：“你人口多，收入很少，生活有困难吧？我的工资多些，也是党给的，你拿一点去用吧……” 我问老张：“老头子住了几年，难道就没向你提过一点修建方面的要求？” 他说有。有一次他要求在院墙上开个洞，把院里电井的水管接出去，叫全村人来吃这个水，不要叫大家再去远处挑土井的水吃了。还有一次他自己掏钱买了电线，求我帮助把电线从他院里拉出去，让没有电灯的邻居安上电灯。“***”得势时，他们说老百姓吃了电井水不忘老头子的好处，硬是把水管锯断，把水停了，全村只好又去挑土井的水吃。只是人们反而更加想起老头子来。大家一边打水一边嘟囔：“若是老头子在，再不会叫我们还吃这份苦水！” “***”宣布了要把电线也掐断的，大概鉴于断水的结果适得其反吧，终于没有敢再下剪子。 二 屋顶漏雨的那间居室，已失去当年的格局。一位彭总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彭总的亲属，指着几个方位说：“当年这里是书架，放着书；这里是长桌，放着书；这个长木板上，放着书……” 我思忖着说：“那么说，这屋里除去书，剩下的地方只够放一张床和一套桌椅了？” “对，不过床头和桌面上也放着书！” 他们告诉我，老头子一搬进这屋，就雄心勃勃地说：“我小时候没钱念书，长大后没功夫念书，现在好了，我总算有时间认真地念点书了！” 马列主义经典著作，毛**选集，农艺学，文学作品……一页页、一本本地往下读，别人没起床，他书桌上的灯亮了；别人睡下了，他书桌上的灯光还没熄。 读得最多的，是有关“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著作。他发誓说：“弄不通这个题目我死不瞑目。”有些专门问题弄不懂，他就不耻下问。这里距中央党校只有几里路程，他常常夹了书上党校去投师访友，要求人家收他当读书班的学员。党校的老同志们同意了，从此不管风多大雨多急，他没有缺席过一次讨论会。用密密的小字写满了一本又一本的心得笔记。 他不仅自己勤奋苦学，而且督促身边的人学。对他们说：“你们跟我工作这些年很不容易，一直没有好好学习的机会，现在有机会了，不能轻易放过呀！”他亲自和党校联系，要求人家吸收这几个人进文化班。他自己洗衣服，补鞋子，亲手弄小锅给晚归的人热饭吃，决不肯占用一点大家的学习时间。 他当然不满足书本知识，每天抽出一定时间来作社会调查，用以和书上学到的互相印证。学了“农艺学”，他亲自在院子里开荒种田，接种果树。为了模拟当地的耕种条件，他把卫生设备关上，自己积肥，晒粪。夏初，麦子成熟了。他量好地块，称准收获的麦子，然后问左右邻舍：“我一分地打了八十斤麦子，算丰收不算？”老农说：“一亩地合八百斤，大丰收了。”他又说：“我管理得不好，鸟吃虫打损失了些，不然亩产一千斤可以吧？”老农说：“那算顶天了！”最后他斩钉截铁地骂了一句说：“什么亩产三万斤，五万斤，骗他娘的鬼！” 他理直气壮！他有亲自实践的第一手材料。 老头子，我多想看你在黎明前、掌灯后，一字字一句句写下来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心得笔记！可是那些鬼魅们在害死你的同时，把这些字字珠玉的无价珍宝全毁了，连一个字也没给我们留下啊！ 三 当我们抚摸着老头子亲手接种的果树，欲言无声的时刻，不知不觉被一群左邻右舍包围住了。他们和老头子的亲属，身边工作人员互相辨认着，呼叫着，擦起泪来。来不及问好，就各自谈起十年来难忘的遭遇。 北邻大婶，一手抱着孩子，一手擦泪。她说：“斗了我多少遍哪，叫我交代为什么净说替老头子翻案的话，我说了什么呀？” 她只不过说了点真情实话！ 那一年，男人上水库出工去了，她带着几个孩子里外一个人奔忙，日子很艰难。有一天她正气恼地打怀里吃奶的孩子，老头子听见哭声赶了来一把将孩子抢了过去，一边给孩子擦眼泪鼻涕，一边劝说。她说：“生活苦，连奶都没有了，怎么养得活他呀？你帮我找个主儿送人吧！”老头子说：“既生下来了，怎么能送人？有困难大家想办法嘛，还能叫孩子饿着？”第二天早上，送牛奶的来了，放下一磅奶，说是老头子给她订下的。转眼到了小学开学的日子，两个大孩子吵着要上学，可家里困难得连个小书包也做不起，这学怎么上法？正好开学的那一天，老头子提着两个新书包，每个包里装着一支钢笔，笑呵呵地送来了。同时还给做母亲的带来一块新头巾，祝贺她孩子上学这个好日子！他摸着孩子们的头说：“好好学吧，将来建设社会主义全指望你们呢！” 也还是这位大婶，男人从水库回来得了风湿病，她怕老头子知道了又要操心，紧闭着不往外说。可到底叫老头子知道了，他气呼呼地批评她糊涂，不懂得人比什么都宝贵，立即派人把老汉送进医院，并且叫他们守在那里要医生看完再回来。一检查，病很危险了，经过抢救捡了一条命，可瘫在了床上。 说到看病，对门住的郭风云就泣不成声。他母亲天天早晨在门口扫地，天天碰上老头子，忽然有两天老头子发现这老奶奶没有出来打扫，赶紧找到家去探问，一看果然病倒了。老头子也是马上派人往医院送。可是晚了，没有能救活。老头子难过地说：“太快了，老人家的病太快了呀！”他深深地向死者鞠了几个躬，掏出钱来让郭风云安葬她，对他说：“她劳动了一生，是对人民作了贡献的，我们不能忘记她！” 谈起这位老邻居，青年人也有流不完的泪。一个知识分子，抑制着悲痛告诉我。他结婚的时候，怕打扰老人家，没有给他送信。老人家知道了，夹着一包东西找到新房里，开口就说：“你很不对，这样的事不告诉我？”然后拿出一面织锦，又打开一个纸盒，摆出六只不同颜色的酒杯，说这是以前他出国访问时，一位外国朋友送他的，留给青年人作纪念吧。然后执著地请新婚夫妻到他家去作客。到了老头子家里，他亲手给他们弄吃的，弄喝的，鼓励他们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叫他们记住：“一个人要是只为自己而活着，那可不如死了好！个人的幸福要建立在人民幸福的基础上。”这个青年记住了他的教导，很快达到了入党条件，可是几次报上去都批不准。原因呢，是他和老头子的这段关系“很成问题”。直到去年，他才入了党。听到老头子恢复名誉后，他找出了珍藏二十年的那套酒杯，全家举杯，以告慰老人家的在天之灵！ 四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老头子接到命令去三线工作，这在“挂甲屯”全村都是个喜庆日子。大家奔走相告：“我们的老头子又出去工作了！”大家舍不得离开他，又盼着他快走，大家要求他有空时回来“探探亲”。 老头子和他的身边人员也是既急于离去，又舍不得离去。老头子满面红光、神采飞扬，不住地念叨：“感谢党中央！感谢毛**！我这个共产党员又能为党工作了！”可临到离去时，他却是那么恋恋不舍啊！ 六〇年前后，我们国家困难时期，农村里粮食不足，副食奇缺。可是一次又一次，老头子黎明时一打开大门，门前放着满筐的鲜鱼，整桶的豆油，满袋的白米……连个字条也不写。他不叫人动，看看谁来注意这东西的下落。从黎明到中午，从中午到晚上，巷子里人来人往，却像是商量好了的，谁也不动它一下，谁也不看它一眼。老头子和大家只好含着泪收进来，和着泪吃下去！ 我亲爱的人民啊！ 有一位工作人员，悄悄对我说：“这比给我上多少次政治课都爱教育！原来，我是有点错误情绪的。心想，自己很年轻就跟上了老头子，这一生怕是没有大前途了！从到‘挂甲屯’来之后，我才发现跟着他是多光荣、多幸运，这一生多值得。” 老头子离开时，嘱咐管房子的老张，叫他照顾好他亲手栽种的葡萄。他说：“这是我的家，我要回来探亲。” 过了一年，老头子回到北京了，可是他没能到“老家”来。人们只站在城里的大街旁看见他一眼，脖子上挂着“反党野心家”的大牌子，几个彪形大汉扭着他的手，按着他的头，站在大卡车上，迎着十冬腊月的刺骨寒风…… 又是十三年过去了，祖国终于迎来又一个春天。人们念叨说：“老头子该回来了，我们想他啊！” 郭风云订着一份报纸，每天在报纸上找老头子的消息，突然一天早晨，他打开报纸看到了那个熟悉亲切的面容。可还没容他笑出声来，马上发现那照片四周加了黑边，一时天晕地转，这个结实汉子竟然瘫软在土地上。 他拿着报纸串了一家又一家，不一会儿传遍半个村子，哭声也响遍了半个村子。报纸传到那个被老头子抢下一条命的病人手里，他哽咽着求老郭把报纸贴在病床的墙上：“我不能走动，留在这儿叫我天天看着他吧！” 五 我们一行人走出“挂甲屯”时，悲痛的泪水和喜悦的泪水搅和在一起，堵住了每个人的喉咙，谁也说不出话来。 大家在沉思，在明媚的阳光下沉思。 一个真正的人，一个为人民献出一切的人，会被人民忘记吗？ 高尚的品质，坚强的意志，无私的刚直，勇敢的风格，这一切，将被我们的民族所继承。它将永远保存在我们革命人民的品质中。这样的人，则是九亿人民的脊梁，中华民族的擎天柱！ 远处，圆明园的废墟在阳光下裸露着残破的身躯。一百年了，封建专制的罪证啊！你不要消失吧，让我们不断地看着你：记住那拉氏的继承者林彪、“***”，记住那位想当皇帝的女人。 民族悲剧，不能重演！ 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日挥泪疾书于北京 ------------ 记侯喜瑞先生二三事 侯喜瑞先生谢世不久，沈玉斌先生到我住所来了。进门就长叹一口气说：“侯老九十寿辰时我去看他。他埋怨我说，老弟兄了，见一面少一面，你怎么几年也不到我这儿来一趟呢？我想侯老身体挺硬朗，这话说得悲观了点儿，哪知道说完就完了……” 沈先生跟侯老有六十多年的交情，深知侯老在花脸艺术上的贡献，他的痛惜之情我是理解的。 六十年前，俞振庭组织双庆班，老生是余叔岩、张鸣才，花旦是小翠花，武旦是九阵风，花验就是侯喜瑞，沈玉斌先生即在这班中操琴。不过那时候喜瑞已经是一天拿八块现大洋的名角了，沈先生还是一天拿四吊钱的小琴师。 沈玉斌的父亲沈福山先生也是唱花脸的。本身自然条件不好，终生没有大红。可是功底扎实，技艺全面，会的戏多，在内行人中颇受尊敬。侯喜瑞先生个头矮，嗓音沙哑，在科班他学的是武花脸。侯先生是个在艺术上有抱负的人，出科后多方求师访友，加强学习。要在学习中发现、发挥自己的长处，战胜自己的短处。他一方面努力学习架子花的表演技巧和剧目，扩大自己的表演路子；另一方面刻苦钻研，根据自己脖子长，肩架宽等特点创造出“长神”“长像”等等独特的表现方法，为此他曾向沈福山先生求教。老沈先生热心传艺，但终生不肯收徒，和侯先生成了亦师亦友的忘年之交。在双庆班时，常常在侯喜瑞先生扮好戏候场的时间，沈福山还抓空子为侯先生说戏，说身段，这样侯先生和沈先生一家就关系密切起来。虽然论辈分沈玉斌先生与侯先生论弟兄，可沈先生始终对侯先生像长辈一样尊重，在沈先生和我多次交谈中，反复述说了自己对侯喜瑞先生的尊重与推崇，他对侯先生的许多长处念念不忘。 侯先生虚心好学，而又根据自己的条件加以融化变通。同样的拉山膀，他拉得开阔舒展。别人捋髯上手到耳际，下手在腹部，他上手高出头，下手在胯架，这样个头虽矮，架子却高大雄伟。 大家都知道他曾向黄润甫先生学习，但不一定知道他向黄三先生学习时，黄润甫已进入晚年，牙都掉光了。那个年头不兴安假牙。黄三先生硬是凭气口、尺寸也唱出好来，沈福山曾建议侯先生在向黄三先生学习时，不要死学皮毛，而要学习黄三先生运用气口、尺寸、神情的要领。侯喜瑞按着这个路子，后来创造了“炸音”、“沙音”的唱法，所以用他那条嗓子，也唱得满堂喝彩！ 侯先生一生对艺术严肃认真，不论唱主角，唱配角，唱开场戏，唱大轴戏。一律一丝不苟，从不偷工懈怠。他年轻时家庭负担重，常常一天赶三场戏。在这儿唱大轴，换个场子就可能唱配角。可是他唱“战宛城”的曹操花十分力气，唱《打渔杀家》的倪荣也决不只卖九分。所以侯喜瑞哪怕唱只有几句白的配角，观众也欢迎，也叫好。 侯先生青年成名，但这没有成为他的包袱，出名之后仍然积极进取，从不保守，二十年代双庆班从外地弄了个《七擒孟获》的本子，不光戏是新的，连扮相、行头也从没见过。一般的演员成名之后，不是自己最拿手的戏就不唱了。已经被观众承认了的身段、唱腔，轻易也不敢再改动，排演新戏，更是困难，可是侯先生却勇敢地把孟获这个角色担当了下来。经过精心设计创造，演出后观众连满几个月。孟获的唱腔在社会上流行很广（这个剧本的思想也可能不完善，可是作为演员，侯先生这作法是难能可贵的）。后来他与程砚秋先生合作排演新戏《风尘三侠》，他演虬髯公，也获得极大成功。 侯先生另一美德，是急公好益，在旧社会艺人生活很苦，地方上也灾荒遍地，常有募捐义演之类的活动，每到这时，人们都要为动员名角苦费周折，对侯喜瑞先生则不必担心。他向来不用人多讲，点名就到。要他演什么他演什么，要捐多少捐多少。解放初期，北京的京剧艺人要自己筹办个子弟戏校。当时公推沈玉斌先生主持其事，头一次开董事会，侯先生就说：“学校的教员有我一个，我不要工资，也不要车马费，完全是义务的。”散会后，他又将沈玉斌先生叫住，郑重地说：“我刚才不是随便说的。你记住。学校办起来教员有我一名，完全义务。”后来学校办成了，侯先生担任花脸教员。他住崇文门，学校在陶然亭附近，电车只能通到虎坊桥，下车要走好几里地土道，一下雨还要踩泥趟水。可是不论数九数伏，刮风下雨，他没有一天误过课。学校送车马费给他，他吵得脸红脖子粗，说什么也不肯收。 侯先生一生没摆过名角架子。作风谦虚诚朴，唯一的爱好是和劳动平民交朋友。所有小茶馆，小饭摊，药铺，车场他都有朋友，坐下就聊。听说有个小茶馆买卖不好，要关门，他慷慨援助，在那茶馆义务清唱三天，把个要黄的茶馆救过来了。他自奉俭约，衣着朴素，一九五六年京剧界著名演员们在新侨饭店开会，大伙都到齐了，忽听说门外来了个乡下老汉，正打听开会的地点。沈先生心想：八成是侯先生。连忙迎了出去，一看果然是他。侯先生仍穿着对襟小褂和千层底布鞋，留着帽缨子，连帽子也没戴。沈玉斌说：“到这儿来开会，您怎么还这个扮相啊？”侯喜瑞说：“老百姓嘛，不这个扮相什么扮相？我穿身干部服像样儿吗？”不论开会，上剧场，凡能步行处，他从不用车，公家派车接送他也多次拒绝。这样一个好演员，优秀艺术家，在旧社会受尽折磨，“***”又对他来了次残酷的摧残。十年动乱中，他被扫地出门，连老伴都含冤死去了。可他对党对国家的信任热爱始终如一，至死未减为人民服务的热情。对于党和政府给他的爱护与支持，对打倒“***”后为他落实政策，始终充满了感激之情。打倒“***”后，在一个追悼会上他碰上了沈玉斌，拉着沈玉斌的手说：“现在党的政策好啊，咱们又熬到好日子了，我这把老骨头得多为国家出点力啊！上台不行了，我还能教，咱们一块好好教学生吧。” 侯先生是我弟弟的老师。我只看过侯先生有数的几次戏，但每次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本想写点东西作为纪念。听沈先生谈后，觉得沈老所谈远比我要写的更为亲切深刻。为此我将沈先生的话记录下来代替我要写的短文以资纪念。 ------------ 永别了，鲍昌 鲍昌去了，我很哀痛。 我认识鲍昌很晚。虽然1957年报纸上曾宣布我和他同属一个“反党集团”，而且都是“要犯”，我和他初次见面却是20余年后大家都“改正”了的时候。真正认识他则是1985年初同时调到中国作协书记处以后。 这四年我们在一起相处很融洽。 鲍昌有学问，当过大学的系主任。他研究历史，研究美学，研究文学，都有理论专著；鲍昌有才气，他写长篇、中篇，短篇，都有成绩。不幸的是他还有做组织行政工作的才能与经历，为此才调到中国作家协会当了常务书记。 作家协会的工作对于全国文学运动的发展与制约，对谋求作家福利，有作用也有限度。从一个组织来讲，工作做好是应该应份的，做不好受批评责难也理所当然。作为工作人员个人对这一切负有多少责任及持何种态度，则因人而异。鲍昌在这方面，称得上“忍辱负重”。常务书记的工作无所不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天天坐班。经济行政、理论创作、内事外联、会议诉讼，事务之繁杂，头绪之纷乱，决非外人所能想象。人无完人，谁也不是三头六臂，何况一个书生，差错是难免的。即使是别人出的差错，常务书记作检查也责无旁贷。人们都痛恨官僚主义，值得高兴的是责备文化团体的官僚主义比责备有权势的部门安全得多，所以他就有机会听到较多的批评甚至责难。张三得了奖，可以骂成走了作协后门，作协负责人可耻；李四没得奖，可以骂作协领导存有偏见，可恨；分房子、评职称、入会、出国，都有争议，都有矛盾，这一切最后全归到常务书记身上，他们要去解释、检查、交代。不仅任劳，而且任怨，有时，也会有些出人预料的横祸。有次作协办的一本刊物上发了篇年轻人的作品，惹得一些人恼怒了，指名作协负责人前去“解释”，鲍昌他去了半日，回来时面无人色。我问他：“怎么样？” 他小声说：“重温了一下受围攻，挨斗的场面。” 他苦笑了一下，把桌上两份报纸推给了我说：“我们这么干，可你瞧人家还说什么？” 这两份报纸，一份是国内的，上边有人写文章说作协是个名利争夺场，一些人在这儿抢着做官，表示嗤之以鼻；另一份是国外的，又有人在那里说：“作协的领导人有的也曾是作家，所以迫害作家更有办法。” 我说：“怨谁呢？你当教授，当学者，当作家，那样也能混碗饭吃，何苦来干这个？” “不就是还有点共产党员的党性嘛！不就是服从组织决定嘛！”说完叹口气。 话，说完也就过去了，第二天他仍然如常的处理工作。不仅如此，当我在一份向理事会作的书面发言中提出辞职时，他正色地劝阻我：“把这一段划下去，不然我不同意发。我们是党员，作协的工作总要有人作，我们问心无愧就完了，别的不管它。” 我真佩服他的忍劲儿。而且在这种境遇下他还能不断地发表作品，出版辞典，带研究生。我问他时间哪里来，他说他回家后放下筷子就拿起笔，从不舍得睡午觉，很少娱乐。他能倾听各种不同的文艺论调，很少与人争执，但是他自己坚持为人生的艺术观，始终把社会效益看作天经地义的写作目的，所以他的小说一向是有所为而作的。他读书很勤，新发表的重要作品，他极少漏掉，因而对文学动态总有清晰的了解。在讨论文学状况的会上，他的发言有材料，有分析，有见解，从不信口开河。有几次与外国作家座谈，他发言后引起客人热烈鼓掌，并且向他表示感谢。除去王蒙之外，我觉得在作家中再找这么一个会做组织工作的人才不容易；在领导干部中找这么个有学问会写作的也不多；而既能做组织领导工作又同时有心境、有韧性去做学问和写作品的人更难，他去世后人们会更加感到这个人才的可贵。 鲍昌作人，有良好的道德情操。他是长子，多年来负着赡养老母幼弟的责任，他自己还有两个孩子。我也是长子，也当过“右派”，深知在那困难的岁月中这挑子有多重。但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把另一副担子也担了下来，他家有位老保姆，无依无靠，他请到家当长辈一样供养，病了殷勤伺候，平日问寒问暖，多少年如一日，从无倦色从不懈怠。 他是易于合作的伙伴，不盛气凌人，不装腔作势。他是我的领导，我们外联部门有急事分派他任务，他从未推脱过，常常碰到别人不愿接受的工作，我就扔给他，他一定认真作好。而在私利上，他却自律很严，没见他伸手要过什么、条件、什么待遇。说话办事总给对方、下属留有回旋余地。鲍昌自青年时代追求革命，抛开都市生活投奔解放区，在解放战争时期就作出了成绩。解放后当了二十几年右派分子，含冤蒙垢，但对共产主义的信仰从未动摇；对革命的热情从未稍减。当“右派”时认认真真地劳动，复出之后热情写作，努力工作。为人处世有原则，有理想，有分寸，有节制。一辈子如此作人，我认为可以问心无愧了。 鲍昌当然不是完人，他也有中年知识分子常有的弱点与短处。我们受过类似的政治伦理熏陶，经历过相同的苦难，相比之下，某些消极因素留在我骨子里的痕迹更深，所以我就容易更多地看到他的苦衷、委屈与善意，也容易体谅他的处境与谅解他的不完善处，因而他的去世，我感到哀痛。 永别了，鲍昌，你这一辈子不容易！ 1989年2月21日深夜 ------------ 致赵伯溪兄 我这马虎毛病改不了，把你的地址又丢在飞机上了，这封信只好 “假公济私”拿到报纸上来。多谢你和大嫂，使我在美国这块陌生的地方 “有家可归”。我在美国怎么也过不自在，只是到了你那儿才舒一口气。 我无拘无束地吃中国饭，说中国话，唱中国戏，谈些连在中国也找不到几个知音的陈谷子烂芝麻。 嫂嫂仍然拿我当小孩，换着样给我弄饭，开车好远去给我买烟，弄得连我自己都忘了是快六十岁的人了。 最高兴的是，在你那儿我见到张文娟女士、李金堂先生和一见如故的摄影师老弟，没想到你家成了道地中国味的票房啦。 金堂先生那天感冒，还专为我唱了大段的《鱼肠剑》，字正腔圆，师承正宗，真叫一曲难忘。 本来我正在楼上摆弄录像机，忽听楼下传来一声：“老丈不必胆怕心惊！”叫我一愣：美国还有这么地道余派？ ！下来一看，他们几位正唱得热闹，嫂子介绍说这是李金堂。金又一愣，沈玉斌先生在世时谈起他的在台湾的老学生，我有印象，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 回来后我跟李玉茹大姐说起来，她高兴得直拍巴掌。那天李先生唱完，我们就聊了起来，说起我们共同的熟人——李玉茹、冯玉增、沈玉斌……李先生很动感情。 我们说话又被那位打鼓佬听见了，他跟我打听北京几个地方的变化，自新路、陶然亭、窑台、万寿西宫、第一监狱……原来数十年前他住牛街南口，敢情跟我算邻居。 你瞧，世界就这大点儿，撞来撞去全是熟人：文娟女士曾在北京市青年京剧团呆过，我们还是一个系统的同事，真是人生何处不相逢！ 在西方不少国家的华人社区我都遇见过这样的小沙龙。我到过巴黎的票房，在伦敦容庚先生家中和朋友们一起品赏过国画。 我感觉参与这类活动的华人同胞并不仅出于文化爱好，而是在这种活动中肯定自己民族的价值，宣泄交流怀乡爱国的感情。 我不知这看法是否武断，至少我用它解释你的行为很合适。你早已是有成就的美国公民了。 事业成功，家族兴旺，论财产，论地位，都够份了，孩子们都劝你该享享清福啦。 可你三番五次奔走于大洋两侧，投资吧，合营吧，引进吧，开发吧，忙得不可开交。 费了多少话，搭了多少钱，甚至于憋了多少气却乐此不倦，百折不挠，图什么，不就是对故土的一点感情吗？ 同时你又成了在美国的中国戏曲艺术倡导者和收藏家。大概在中国也难找到像你收藏中国戏剧、曲艺声像资料那么丰富的人了。 为什么？不就是对老根的一丝怀念吗？这种文化上的追求和你爱故国行为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我对你家那股深厚温馨的民族文化氛围永不能忘。美国有许多叫人赞叹、留恋的好地方，但对我个人来说，如果在美国没到你家，这趟就算白去了。 我的小说《那五》已拍成电视剧，制成带后，有人去美国即捎给你，算我的一点薄礼，并祝健康长寿，合家欢乐！ ------------ 纪念徽班怀故友 看报上那劲头，近来是要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了。在这个日子里我由不得又想起故友沈玉斌先生。 沈先生是道地的梨园世家。祖上沈小庆是创演“八大拿”的名武生。祖父沈三元和谭老板是谭小培的老师。父亲沈福山，是排戏的“大管”，用现在的词说就叫导演，郝寿臣、侯喜瑞都跟他学过戏。他的子侄和学生辈中如沈金波、沈宝桢、燕守平、苏敬文……都是人们常提起的。唯独沈先生本人除去他的学生和朋友外，似乎知道的人甚少。其实他不论在戏曲音乐上和艺术教育上都功绩显赫。只因一生坎坷，受了些不公正的待遇，没有充分的宣传就是了。沈先生自己倒是很想得开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之后，他对党和政府感激不尽，便把最后的全部精力都用至振兴京剧上来。他对群曲下过真功夫，便集中精力写了一本书。临终表示，他这一生只作了三件事，一，担任梨园公会理事长时置义地办义演，为穷苦同业解决了些困难。二，挑头办起了艺培戏校，后来由政府接办成北京戏校，培养了下一代人材。三是为致力于京剧群曲的研究和发展，使这门艺术不致失传。 群曲是什么东西？值得一位老艺术家如此珍视？群曲就是合唱，是京剧音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多重要，翁偶虹先生有篇专文，找来看看就会明白。简单地说，它是维持戏剧节奏，渲染气氛，烘托剧情，衔接情绪等等的重要手段。举个例子，“长坂坡”曹操发兵一场戏。两边八位大将都站好了，八个龙套全摆齐了。曹操说声：“追赶刘备去者！”大家稀里哗啦就下场。跟哥们打群架似的，这能给观众造成统师千军万马的感觉吗？但台上总共就这十几个人，背后是个花花绿绿的守旧，怎样才能造成这威武雄壮的效果呢？京剧前辈就用了群曲。曹操说完：“追赶刘备去者”之后，大家吼叫一声：“啊！”全体站立不动。唢呐吹响。齐声唱一句曲牌“羽檄会诸侯”。然后再起冲头锣鼓。曹操与众将上马，作一个严阵出征的亮相。众人齐声高唱“运神机，阵拥貔貅，须要同心戮力，斩权臣，拂拭吴钩……”边歌边走，举着旗帜围绕曹操和大将绕一圆场。唱至最后一句，摆成“斜胡同”。锣鼓敲起紧张的“急急风”，全场人员齐声呐喊“威武”。曹操再在这威武声中扬鞭打马，率队而下，您瞧，这一来整个的感觉就不同了不是？ 群曲不只用于兴兵的场面，宴会、行路、嬉戏、交战，都少不了它。这么重要的音乐艺术，近年来却衰落了。有的只吹不唱，有的则干脆连吹也不吹。 群曲的衰落倒不自今日始。数十年前谭鑫培在前台看杨小楼唱《铁笼山》，回到后台就问杨：“那段八声甘州的牌子你怎么不唱？”杨小楼红红脸说：“我不会这词您哪。”谭老板立刻把词教了他。再晚一点时，郝寿臣先生在戏校教学生唱《草桥关》，教到姚期被绑赴刑场时，想到曲牌《脱布衫》原词失传，他不想再误学生，去找沈先生设法。沈先生就代填了一首新词，裘盛戎听说这件事立刻专程找沈先生求教。从此裘派名剧《姚期》才有那“英雄无故被刀残”催人泪下的完整唱段。 群曲既在京剧表演中如此重要，怎么会衰落和濒于消失呢？这和京剧最早的形成有关系，京剧是由徽调、皮黄等融合而成的，初进京时曾和昆腔同台演出，又从昆曲吸取了大量养分，这群曲的曲牌干脆就是从昆曲中原封不动挪用过来的。如《法门寺》太后仪仗队行进时用的“一江风”移自昆曲《百顺记》，《铁笼山》姜维兴兵唱的“八声甘州”，来自昆曲《麒麟阁》……这种现成的移用法，在当时是又方便又省事。长期如此，就带来点后遗症。一是词文雅奥，京剧演员，特别是群众演员多半是文盲，根本不懂自己嘴里唱的是什么意思，不懂意思就很难记词，于是就哼哼呀呀滥竽充数。群曲多半是用唢呐伴奏的，唢呐声响，谁也注意不到词唱清楚没有。演员们发现哼哼并无危险后，就再发挥一步，干脆就只随着唢呐作动作，连哼也不哼了。乐队见演员不唱没事，自己也就没劲再吹，于是有的连乐队也不再演奏，在锣鼓声中大家舞动一番就下场完事。 从昆曲移用群曲曲牌，还有另一个毛病，就是文不对题。比如《挑滑车》番将黑风力上场，本来要表现黑风力的勇猛强悍，杀气腾腾，唢呐一响唱出来的却是“匆匆的弃宫帏，珠泪洒，叹清清冷冷半帐銮驾，望成都只在天涯……”这是哪儿对哪儿呀？查其原因，原来此曲来自《长生殿》唐明皇逃跑的那折。当初挪用这曲子的老先生大概文化水平也不高，只听着曲调合适就用了过来，演员也不懂，也就跟唱了下去。年头一多人们就见怪不怪了。 沈先生为了挽救群曲，就从曲词入手，把失传的填写了新词，把文不对题的重新改写。在此同时，他把由于年久失传而造成的种种错误，如唱法上南北曲不分，尖团字不分都作了查证、校对和更定。为此耗尽了他最后的心血，可惜在世时没看到这本书出版，临终有些放心不下。 沈先生去世后，在出版界、戏曲界朋友陆稼林、荀令文、李步清和他的学生和宝堂等人白尽义务多方努力下，去年这本书终于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北京戏校为更好完成老艺术家的心愿，把全部书都买了下来，义务代销。我把此书寄了几本给香港台湾有关朋友，得到了很热烈的赞扬，认为沈先生为恢复传统，振兴京剧作了件大好事。在此纪念徽班进京二百周年之际，我愿代故友向剧团和戏校进一言：体念老艺术家的苦心，下功夫研究一番，把群曲唱起来好不好？ ------------ 别愿坚 忆当年 1月23日晚上，张锲来电话说愿坚托他带话给我，希望能见我一面，张锲还说他刚从医院回来，愿坚情况不好，怕就是一两天的事了！ 知道愿坚病重，已有好久，总是想看他去又不敢去，我怕承受不住这诀别的场面，又不知对他说些什么，到了这时刻，空泛的安慰还有什么意思？ 这一夜我通宵没瞌眼，第二天到医院去的路上，我心情还很沉重，但进了病房，见了愿坚，反倒冷静了些，轻松了些，他比我想象的状态好，很清醒，不沮丧，但很亢奋，一见我就伸出手来说：“友梅，你来了，好，我好像又挺过来了，我看见死亡像一团黑雾，慢慢向我靠近，我咬咬牙把它又推了回去，现在又走出低谷了，看样能稳定一段时间，我大概三五天就可以出院……”我说：“这就好，你少说话，别累着。”可是他不肯停嘴。我说：“你住嘴，听我说好吗？我们认识多少年了？”他说：“45、6年了……”我说：“是的，你好好养着，到50年时我们庆祝一下，把老战友们都找来。”他高兴地笑了，并提起几个熟人，没有一点悲戚样子，我心头的重压似乎轻了一点，我想他也许是有意安慰我和在场的家人，也许对自己装糊涂，不论哪种都比我看到过的一些诀别情景好。 我不愿离去，我知道这一走就是永别了，但我不能总呆在那里，我不走他会说个不停，其实我想叫他多说几句未必是坏事，可我怕大夫和家人担心他太疲劳。我向他告别了，走出病房门，在门外站了好久，然后走到院中，又呆立了一阵，我没怎么悲哀，我对自己说，愿坚能这样充实地度过一生，把“党费”和“七根火柴”常留人间，对人对己都交代得过去了，当然是走得早了点，可是这条路大家早晚都是要走的……但是我的泪水还是顺着脸颊流下来了，心中怎么也排解不开一种说不出的空寂清冷。 和愿坚初次相识，那年我15岁。 1945年冬或是46年春，山东滨海军区宣传队调到鲁南八师去，从新四军军部驻地经过，军部文工团演出话剧《气壮山河》表示慰问。这是个写抗日战争的戏，我在里边演个通讯员，演出结束后他们到后台来致谢，大人找大人们谈，孩子们自然也凑在一块东拉西扯。一个和我年纪差不多的小宣传员笑嘻嘻地看了我半天说：“你演得真不错，我看得都掉泪了，你的国语说得挺好，怎么学的？”我说：“我在天津出生，在北京住过。”旁边另一个孩子就向我介绍，这是他们分队长，叫王愿坚，是诗人王希坚的弟弟。我那时正迷着写诗，对王希坚挺崇拜，能背好几首他的诗，听说眼前这位是他的弟弟，我自然格外重视，从此就记住了这个名字，并为他对我表演的夸奖而高兴，虽然近年有的朋友把我这“演员出身”当作笑柄，我倒并不因此自惭形秽，回想起那段生活，还是很珍视的。 过了不久，国民党军队向山东解放区发起进攻，抗战胜利后的短暂和平时期结束了。新四军军部文工团派出一个小分队，到前线去作火线文艺工作，到达鲁南前线后，陈毅军长要我们下到八师部队去，鲁南八师是山东的主力军，出过安保全、郭继胜、陈金合、张明等著名的战斗英雄，而且铁道游击队的许多人就编在这个师里。能到那里去，大家那股高兴劲绝不亚于今天有些人拿到出国签证的情形。虽然那是走向火线，走向危险。可就在我又喊又跳之际，却又传来个坏消息，说是前线危险艰苦，年纪太小去不得，要把我一个人留下来，我听了后那股沮丧劲也不亚于今天有些人被外国领馆拒绝签证的情形，虽然这是出于爱护。为此我去找领队戏剧股长丁世贤，就是现在的电影界名人丁峤，我求他带我去，他说要去也可以，但必须服从命令听指挥，我满口答应下来。他们就带我到师部，到师部后丁峤就命令把我寄存在师部宣传队，我已作过保证，无价钱可讲，只好眼巴巴地看着他们下了团、营，自己到宣传队报到，宣传队把我分在一个分队里，分队长正是王愿坚。 和王愿坚相处后，我反倒对他缺少好感了。他也不过17、8岁，个头比我高不了多少，却总是装作一副大人相，说话面带笑容，口气严肃正经，而且满嘴政治术语，他自己军风纪整齐，对别人也要求严格。那一阵没有战斗，每天只是出操、唱歌，操练节目，分队长轮流值日管集合、作息这些杂事，每逢他值日，好像总爱挑大家点毛病，集合时哪一分队慢了，谁的背包打松了，队伍解散前他还要批评两句，我心里就叫他“假积极”。我是从军部来的，自认为是上级机关来的，应对我客气点，谁知他对我却一视同仁，军帽戴歪了，他会叫我扶正，绑腿散了，也要批评，虽然尽量是笑着说：“小邓同志，你这个绑腿怎么总像二大娘的腿带子似的。”我心里就不痛快。为了逃脱这类的管束，我提出来不参加他们的节目排练。我要写剧本，他们也同意了。这样除去出操、行军、开会我和大家一起行动外，其余时间我就蹲在屋内写剧本，愿坚偶而也进屋跟我聊几句，拿起稿子看看两页说：“真不简单，你能写出这么多来，什么时候写完给大家读读，讨论一下？”我答应着，但始终也没读过，因为我始终也没写完。就这样，在这个宣传队里我还是过得别别扭扭，也交了两个朋友，但不是王愿坚，一个是郭允泰，倒不是我崇拜明星，那时连郭允泰自己也还不知道啥叫明星，他虽也比我大两岁，并且喜欢人称他“老郭”，却并不真以大人自居，跟我既说笑话，也发牢骚，行军还一块掉队，掉了队我们俩就凑在一块胡扯，我觉得他以平等待我，于是引为同志，还有一个是小丁，是个小姑娘，出身名门，是丁肇中的本家，是唯一比我还小的队员，也是我唯一敢指挥又指挥得动的人。我那时还学画画，一有空就拿着纸笔找模特，可是谁也不肯叫我画，我就找小丁，我说：“坐在那儿别动，等我画完再起来。”尽管满肚子不愿意，她也不敢走开，所以我把她当作朋友。 现在想来，我在宣传队的别扭和对愿坚不喜欢，除去我个人毛病之外，还由于两个团体作风的不同，军部文工团有不少从上海、济南等大城市来的知识分子，还有几位在全国颇有名气的大明星，比如与石辉搭档的白文，演《秋海棠》出名的郑重，洋戏可以演《前线》、《俄罗斯人》，大戏可演《雷雨》、《李闯王》，平日业务演习，基本功的训练都较重视，艺术空气较浓，作风上么也多少有点文艺工作者的浪漫劲头。有些人还有点个人癖好，比如我们的画家彭彬，不论发了什么军装，他自己一定要改一下，主要工程是把帽檐加长，领子放大，还有位潘今席，他怕背背包沉重，总是把被子的棉花拆去，打背包时用秫秸扎成架子，外边包上被单，作成一个空壳。当然碰到开会时，别人坐在背包上他只蹲在地上，蹲久了就会假装上厕所出去休息一会儿。这些我们只觉得有趣，并不看成是什么缺点。这些人不少是我的偶像，我曾有意无意地模仿一二。到了师宣传队这就不行了，这里是严格的军事作风。我的有些习惯就成了自由散漫、军事观念不强的缺点，我觉得人家对我要求过苛，其实人家还是格外客气的。我对愿坚的不满其实是误会。 没多久，这误会意外地解决了。 开始了宿北战役，头一天出发，当夜就行军120多华里，从鲁南一口气走到了苏北，走到80多里时我的腿简直就不像是长在我身上了。每迈一步都要使出全身的力气，脚一落地就痛得咬牙**，王愿坚看了看我，悄悄到指导员那里说了几句什么，指导员就叫住我，要我伏到他背上去要背我前进，我认为这是寒碜我了，坚决予以拒绝，指导员就把小丁背走了。我正背着背包一步一拐往前挪，忽然有两只手伸进我的两肩，抓住了背包带，不由分说把我的背包抢了过去，驮在了自己的背包上，我一看，就是王愿坚。我强充英雄地说：“不用，我可以……”他说：“我知道你可以，这是头一天，明天还要行军呢，你留点力气给明天吧，我比你大，吃的也比你多，这在我不算啥。”其实我早就背不动了，就顺坡下驴，把背包给了他，心里觉得以前对愿坚的反感有点过分了，我真怀疑，他要不给我背背包，这最后20里地我能不能坚持到底。 从这开始，我和愿坚也有话说了，并且越来发现他的长处很多，比如，我唱歌跑调，他不跑，到了驻地看房子，借铺草他动作比我麻利。小组会上我把这些优点提出来并表示愿意向他学习，他却说：“你的优点更多，在业务上我要向你学的多了，这么小就能写剧本啦，我多久能学会？”终于我和他也成了朋友，过了许多年后，有次在北京我和他谈起那时的事来，他说：“那时你说你要写剧本，我们就都依你，你写的我看了，算个啥玩意呀，俺就装糊涂，不打击你的情绪就是了，就你自己认真当回子事。”说完我们大笑，我才觉得愿坚当时最大的优点是比我成熟。 后来我们回到了野战军政治部。在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和愿坚他们还经常有碰面机会。1947年刘邓部队从大别山转战到河南，我们曾一起到豫西一带去慰问。受到刘邓首长的鼓励，洛阳战役，开封战役，我们都在同一条战线上作宣传工作。渡江之后，我们在南京，他们进了浙江，见面少了，后来我调整到北京，并且离开了部队，就没再见过他。1954年再见到时，他已在总政***编《红旗飘飘》了，我觉得那是件很繁杂，很辛苦，甚至有点枯燥的工作，可是他干得任劳任怨，而且接二连三看到他的《七根火柴》、《党费》等作品发表出来，思想性艺术性在当时都算得上革命历史题材小说的顶峰作品。我着实为他高兴，也有些纳闷，愿坚平日拘谨理智，他的作品怎么这样感情丰富，这么生动活泼，这么有灵气，这里有什么秘密？另外他又是什么时候学会写作，并把文字功底打得这么扎实的呢？我们从小当兵，上学的机会都不多，我只上过4年小学，愿坚比我多些，但也有限，他当分队长时不过17、8岁，已经有好几年军龄了，他能比我多上儿天学呢？在战争时期我自学文化和写作，发了几篇稿子，就自我膨胀，到处张扬，现在才知道人家王愿坚闷声不响埋头苦干，比我有出息多了，这对我实在是个教训。从此对愿坚我又多了几分尊敬。这一段时间，我们常见面，多半是在各种会上，有时也在双栅栏总政***的宿舍，每逢我称赞他的作品和刻苦，他总是说自己不行，这时我已不认为他是“假积极”了，而是极佩服他这种谦虚的品德。他对我的创作不仅当面给了许多鼓励，在背后也曾为我某篇作品被误解而替我辩白。 反右开始后，周扬同志曾找文学界几个年轻人谈过一次话，关照一下大家，要严于律己，谨于言行，实际是爱护与保护的意思。我和愿坚都被召去，那天很热，所有的人都短袖薄衫，唯独愿坚是全副军装，还扎着武装带。我说：“这个天你怎么还穿这个？”他说：“部长召见，哪能随便呢？”我问他在干什么，他说打算写一篇小说。听周扬同志谈话后，想先放一放再说了，先整顿一下思想，等有时间你上我那去，咱们细谈。没想到从此一别就是20多年，因为我不久就成了右派，离开正常的生活轨道了。这20多年中我只有两次想起过他，一次是1958年反右倾时，他有篇作品被批了，说是他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我很奇怪，心想王愿坚别的毛病有，可跟资产阶级怕是很难沾边吧？他干嘛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呢？想不明白也就不想了，我不是连自己怎么成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也没想清楚吗？再一次想起他是*****时，又从油印的传单上看见他的种种罪行了，这一次倒很容易就想明白了，我很为他担心，因为我知道他是个谨慎小心，自制自尊的人，不像我这么脸老皮厚，经打又经踹。我怕他想不开，受不住，心想如有机会见面我要和他谈谈我对诸如此类事的看法，哪知我们再见面已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了，这些已用不着再说，于是又和20多年前一样，说些创作打算和生活体会之类。 40多年，我和愿坚就是这样的淡淡的交往，见了面推心置腹，无话不谈，不见面也很少找机会故意相会。从来没亲昵过，也从来没有疏远过，平时相忘于江湖，根节上又会互相想到，从病房走出来，我才感到失去了多么难得的一个伙伴。 晤别的第二天，愿坚走了。这样的生活，这样的写作，这样的离去，对人对己都可以交代了。旧朋友散尽，余也等轻尘。这条路大家都要走的，只希望自己也能像愿坚那样有拼搏，有成绩，对人对己都交代得过去。 ------------ 该章节已被锁定 ------------ 该章节已被锁定 ------------ 关于馒头的往事 偶阅文学报，读到绍棠的自我表现之三“馒头和党费”，心中许久不能平静，情不自禁打破自己“不谈往事”的戒条，略作一点补充。 那三个屎盆扣在绍棠头上多年，实在叫他吃了不少多余的苦头，这是至今叫人一想起来就难过的。绍棠说“带着馒头下乡”这事是一位刚从西山体验生活回来的朋友揭发的。他的记忆可能有错，当年在青年团中央大会上揭发这件事的是我。我并没去京西山区生活，如果绍棠记错了人，请务必纠正，别把我的过错算在别人帐上。此事给绍棠带来不幸，以前我曾非正式的口头上表示过歉意。现在我想公开的向绍棠道歉。 五七年那场风暴中，绍棠的案子是弄得较热闹的，大会小会，长短文章，不计其数。我只有幸发过一次言，就是从维熙在《走向混沌》中揭露的那一次。维熙文章写好后曾跟我说：“我在一篇文章中写到了你批判绍棠的那件事，你有什么意见吗？”我说：“没有，是我干的，我要对历史负责。”他的文章发表后，不少朋友来信来电话，说这篇文章反应强烈，人们对你看法不佳，你有没有要说的？我说：“没有，过去的就过去了，若说吃苦头，我比谁也不少，要写，怕一本书写不完，算了往前看吧！”有的朋友听了这句话反倒引起了向我约稿的积极性。我也曾一度动心，但终于没有写，这和我脾性有关，我是怕找麻烦的人，极不愿卷入任何新闻事件中去。绍棠的文章引起我的情绪波动，我倒想趁着我勇气未退，说两件有关的事。一件事别人不大知道，另一件事是知道的人不大肯说。 一、绍棠在1957年春，报上已号召大鸣大放，但还没见什么鸣放文章之时，已决定下乡去。有天他已买好车票，打好行李。（不知有没有馒头）正准备上火车了，忽然接到一位长辈的电话，约他，从维熙，林斤澜和我谈话。他临时退了车票，去参加谈话。那天在座的除我们几个青年外，还有三位作家老师，其中邵荃麟同志温和地批评了绍棠对三十年代的一些情况不了解，有时会说错话。也批评了我对抗战时一位作家写的作品过于欣赏，指出那篇作品脱离抗战的实际生活。随后几位老师问我们当前的工作计划，绍棠表示他不想再在城内呆着参加各种座谈会了，要马上就下乡去。这时却遭到了另两位老师的批评，他们说：“目前党号召知识界鸣放，你们是青年人，又是党员，你们不带这个头谁带这个头？怎么能这时下乡去呢？”于是绍棠才打消了下乡的计划，我后来便想，如果当时绍棠下了乡，就不会有机会再说一些当时看来不合适的话，或许就躲过了那场灾难。当然，那几位老师谁也没规定绍棠说什么不说什么，绍棠自己要对自己的发言负责，但这次劝告确实起了留下绍棠的作用，是不成问题的，后来我见许多人写的回忆文章，都没人提这一段，我大胆冒失在这里不避尊者讳，把它说明一下，以证明绍棠并非是自愿参加那场鸣放的。 二、从维熙在《走向混吨》中对我的揭发，除情绪的感受上各有不同，是完全符合事实的。但此事有些背景怕他并不详知，团中央开大会前两天，北京文联一位负责人找我谈话，告诉我两天后要在团中央开会批判绍棠，要我发言。我说我对绍棠关系不深，没什么可谈，他说：“关系不深才好谈，从维熙和刘绍棠关系那么好，人家都能撕开情面，在北京文联的会上对刘作了揭发批判，你不是也听见了吗？人家不是党员还能划清界线你该怎么办？现在是考验你的时候，给你戴不戴帽子还没决定，就看你的表现，给你这个机会，就是挽救你，你要认真考虑哟！” 此事很费了我一番心思。但我想的并不是该不该批判绍棠，而是想怎么能批判得使领导满意，就我所掌握的绍棠这点“材料”实在难以证明他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主张。但我并不认为要我批判他的人想故意整人，而认为是我自己缺乏社会主义觉悟的表现，我甚至为此很苦恼。但我也不想无中生有去陷害绍棠，搜索枯肠，找出来的材料就是绍棠下乡自带馒头，对这件事我当时还没有现在知道的清楚，我还认为绍棠的作法不对。但我也知道我揭发的这材料怎么也拉不到反党的纲上去，所以当时用的是劝告的口吻而不是批判的口吻。我发完言后，群众有人鼓掌，主持会议的人当即宣布“大家不要鼓掌，邓友梅也是右派！”会场立时哗然。这件事至今我感到有一种被耍弄被欺骗的感觉，我并非不想借批判绍棠而立功赎罪，但我并没卖友求荣的野心。所以对那场悲剧并不觉得多么可笑，今天看来，我对绍棠的揭发与批判全是错的，我向绍棠当众认错。 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是天使或是完人，过去的年代我被人整过，整得好苦，但我也整过人，比如“三反五反”和批判“武训传”时候，我就参与过制造冤假错案。给对方造成的痛苦也不轻。当时所以这么作，无非两个原因，一是政治上不成熟，有一种盲目的倾向，虔诚地认为领导上说的都是真理，比自己地位高的人，比自己资格老的人一定比自己正确，自己的任务就是如何贯彻上级的意图。二，当然有自私的心理，想在各种工作中都表现得出色，从而得到信任和重视。以后的一些年这类事作得少了，也是有两个原因，一来年纪大些了，碰的钉子多些了，说好听些是成熟了一点，对许多事情有了些新的看法和想法，说难听点则是多了些世故，把许多事看穿了，一切采取超脱的态度。二是自己也被打入了另册，没有机会在这方面有什么表现了。有的朋友曾问过我，为什么我不写关于反右和**的回忆文章，为什么对有些人和有些事采取过分宽容的态度，其实我对有些人和有些事也是十分恶感并耿耿于怀的，只是想到如果当时换个地位，我也被“红旗手”重用的话，我是否表现得比别人更好？我对自己并没那么大的把握。这样我就决定，有些事心中有数也就够了，是不必公布于众的。 数十年来这是我写的第一篇关于这类往事的文章，很可能也是最后一篇。因此，我想借这机会，向一切在过去的年代被我伤害过的朋友表示由衷的歉意。但不希望大家原谅我。因为连我自己都不想原谅自己，同时也对这篇文章可能得罪的朋友表示歉意，欢迎他们反驳批评。对以后在这方面牵扯到我的这类文章，恕我不再作复了。 ------------ 第三辑 ------------ 访马其顿 一 我在八月二十二日早晨从北京上了飞机。飞机就在空中与太阳竞赛，结果飞机赢了，太阳输了。在空中飞了十六个小时之后，到贝尔格莱德刚刚中午。 南斯拉夫作家协会的外事秘书叫波芭。长得很漂亮，也很能干，凡到过南斯拉夫的中国作家，尤其是男作家，回国后没有一个不说起她。所以没见面我就被灌了一耳朵关于波芭的好话甚至有点嫌人们对她赞美太多，怀疑男士们太容易动情。到贝尔格莱德机场，我看到一位三十来岁，亭亭玉立、薄施脂粉、落落大方的女性站在中国文化参赞身边，便晓得这就是她。果然，她就走了过来，伸出一只手…… “你就是波芭？”我不等她开口就抢着说：“关于你我知道太多了！” “噢，你不会比她知道的更多。”说着她从身后拉过来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这就是我的女儿，她要见见你们，据说有些问题要和你们单独谈谈。”小姑娘一本正经地向我行了个屈膝礼。 波芭在几分钟之内，和所有人握过手，问过好，然后宣布马上去机场餐厅休息和吃饭，她说：“天还早，你们不必出机场了，休息一会儿就换乘另一架飞机去斯特鲁卡吧！” 小姑娘就跟着我。她拉来大使馆一位二秘当翻译，对我说：“我妈妈打算把我嫁给中国人。我跟你们打听一下，做中国人的妻子是不是很困难的事？听说你们喝茶是不放糖的，好像还不许养狗。” 我告诉她，不必担心。按照中国法律她至少还要过十年才能出嫁，那时说不定中国人喝茶就放糖了。也许还能养狗了。 “那就好了！”小姑娘说着叹了口气，“我妈妈说中国人很好。可她自己并不打算嫁中国人！” “为什么要你嫁呢？” “她跟柴参赞是好朋友：他们一起喝咖啡，柴参赞说他喜欢我，愿意叫我嫁给他儿子。妈妈就答应了，并没有征求我的意见，真不像话！” 机场的餐厅是个长形的屋子。我们坐在靠墙的长条凳上，那里先就坐着一个戴眼镜的人在看书，波芭介绍说这是位希腊诗人，也要去斯特鲁卡的。大家握过手后诗人仍然低下头看他的书——他和我一样，既不懂塞尔维亚语，也不懂德语和英语。这儿连使馆的同志至少有七个人会说中文。说希腊语的就是他一个。他只好低头读自己的书，八成那书也是希腊文的。 这顿饭吃得很从容。一边吃一边谈访问日程。中间夹着问候互相熟悉的朋友。过了不久南联邦作协的秘书长伊万·伊凡尼夫妇也赶来了。他要和我们一道去斯特鲁卡。席间他告诉我，南斯拉夫最近出版了《中国当代诗歌选》的第二种语言译本——马其顿文本，夏天他们刚出了塞文的。在短短几个月中，他们出版了两种文字的译本，效率很高。我表示感谢。 我们谈了他们出版中国诗选的情况，照理我应当谈谈中国出版南斯拉夫诗集的情况。当初达成的协议是双方各出一本对方的诗选。现在南方出了我们的诗，我们却还没出南方的诗，看来好像我们失约了。但是且慢，这里还有隐情。 我说道：“你们知道，你们提供的稿件中有一部分可能会和我们别的选题重复，所以我们还没最后编写，这次来我还是要和你们商议的：一旦商定，我们会出得很快。” 伊凡尼友好地说：“会有时间商量的。” 波芭笑着挤挤眼说：“怕不只是选题重复的原因吧？” “关于这部诗稿……”我正想借机阐述一下我的观点，她却把手一拍说：“不用向我解释，会有人请你解释的。我的职责是让你在南斯拉夫过得舒适、愉快。等你们从马其顿回来请你们到我家去喝咖啡，我煮的咖啡比这里的好多了。” 说完她替我斟满了一杯啤酒，冲我一笑，笑得充满理解、同情和信任，于是我再不怪我们的男作家太容易动情了。反觉得她确实值得赞美。能干、美丽、友好。她多少使我松弛了一下心情，觉得我面对的问题可能还不那么糟。登上去斯特鲁卡的飞机后，我居然睡了一小觉。午夜十一点时到达斯特鲁卡。北京已是早晨七时，恰好离家整整一昼夜了。 二 我们迟到了一天，没赶上马其顿诗歌节的开幕式。睡了一觉醒来，已是二十三日，头一个节目是郊游、野餐，参观一个古教堂。 大队人马正出发的时候，来了位热心的同胞。这位同志久住南斯拉夫，塞尔维亚语不错，据说也会马其顿语。真会不会我说不清，但看得出他和马其顿的一个文人都挺熟、也很亲热，他很热情地问候了我，又热心地问关于《南斯拉夫诗集》出版的情况。我告诉他，他们选的这本是《南斯拉夫马其顿诗集》，其中他们选了数首诗人W的诗，这位诗人的诗在国际上很有影响，对他的艺术成就是没有争议的，但是他算哪个国家的人却大有分歧，这有点像中国的孟姜女的故事。两家邻居，一墙为界。突然从墙根底下长出一棵葫芦来。藤蔓在孟家院中生长，长到墙头又向姜家伸延过去，在姜家屋顶上结了个葫芦，葫芦成熟后剖开一看，里边有个漂亮的小姑娘。孟家说这姑娘应姓孟，属于孟家；姜家说这姑娘应姓姜，属于姜家。双方争执不下，村人也无法劝解，只好去告状。官老爷判为两家共有，小姑娘起名叫孟姜。但20世纪的国际争端是找不到一个官老爷来作判决的。作为双方的朋友的第三者也难以介入，只有劝他两家友好协商，他们自己没争出个结论之前，第三者不宜表态支持任何一方面，不然只会使矛盾复杂化。 这位同胞摇摇头，不以为然地走了。当头一瓢冷水，使我预感到麻烦之严重。便没有心情再去郊游。我告诉邹荻帆同志说身上不舒服，便一个人留了下来。 他们走后，我先用电热杯烧了点开水沏茶。喝足了茶，精神振奋了些，便一个人出去漫步。南斯拉夫的旅馆不备开水，但允许你自己用电热杯烧，使喝惯热茶的中国人还能对付。后来我到民主德国如法泡制，电热杯却叫柏林饭店给没收了。它既不备热水，又不许自己烧，迫着你光喝冰镇矿泉水。看来还是南斯拉夫的旅馆讲理。 斯特鲁卡市南边临奥赫里特湖，旅馆就在湖边，打开窗子能听到涛声。看到青年们在湖边游泳和接吻。这湖朝北开了个口，就流出一道湍湍的小河来，河水和湖水都出奇的清，出奇的蓝，出奇的干净——没有一片草叶、一根树枝，人和鱼潜游在水下，岸边的人看得很清楚。河上架着两道桥，桥很平常，既不宽大也没有建筑艺术，装饰艺术上的特色可是挺出名。因为每年诗歌节时都在河岸开朗诵会，各国诗人都在桥上朗诵自己的诗，观众就散在河两岸欣赏，在这桥上还颁布“金环奖”：也是一项国际荣誉。 我出了旅馆，先走到湖边，湖边是砂砾地，砂砾呈黑色，不像海边黄色的砂滩。因为天还早，人不多。先碰到一个老太太，一个人坐在石凳上，手里拿着半张旧报纸坐在那儿发呆。我怕打扰她就悄悄从她身后走过。走到有几棵杉树的地方，拉开架子打太极拳。刚打了个起势，一男一女两个青年拥抱着走了过来。一边走一边轻轻说笑，走到距我不远处的另一石凳上坐了下来，我想他们是要亲热一下。我在这儿不动，他们觉得不方便，定会自己离去，就还继续打我的太极拳，并且不断用眼角扫他们，谁知他们并没有走的意思，一边用眼角看着我一边抱得更紧。中国人虽然自古以来就会与异性拥抱，但还不大习惯看别人拥抱。我觉着挺别扭，只好收了拳，匆匆离去，走到他们身边时，两个人松开手，冲我笑着点点头说：“功夫？中国？” 我连忙点头说：“对，中国。” “少林？李连杰？OK！” 他们俩绝对友好地向我伸过手来，我一一握手，这时女的从背包中拿出一个小画册给我看，原来是一本电影《少林寺》的说明书。 也许他们是打定主意一边拥抱一边欣赏我的“功夫”的，我笑一笑，赶紧告辞了。我沿河往下游走（斯特鲁卡这条河是由南往北流的）。过了那以诗闻名的桥，走进市区，这里很安静，住房精巧，清洁，多半是两层小楼带一小片花园。有大丽花、波斯菊和鸡冠花，最多的，是玫瑰，几乎家家都有，没有空地的也要在阳台上、窗台上放几盆。花盆并不讲究，像北京人一样也有用旧饼干桶、旧脸盆养花的。几乎每栋房子都有一个阳台，阳台上都放着一张小桌。我以为是南斯拉夫人在阳台上吃饭用的。 走到商业街，街并不长，但商店很排场。按人口说这里只相当中国一个镇，若按中国镇的市场来衡量，这里商品应该算很丰富，而且高档货颇多，按人民币折合，这里的衣服便宜，皮鞋则贵得出奇。我去一个服装商店参观，流连的时间长了一点，发现我身后慢慢围上来几个人注意观察我，而且都是女性，在中国从没有被女士们重视过，我觉得颇荣幸，就向她们微笑、点头，几位女士都笑了，问我：“基那？（中国）”我说：“也斯！”她们再问，我听不懂了，终于一位十分漂亮的女士走近来用手指指我毛衣上的花说：“基那？左得……” 我这才明白她们是在欣赏我的毛衣！似乎问我到哪里能买到！我只好用手比划“北京、也斯基，尤格斯拉夫，涅特。”中文加英文加俄文，她们都听不懂，一致叹气表示遗撼，我点头往外走，她们热情地送我到门口——原来这几位全是店员，我决定下次再出来时穿件外衣把毛衣遮住，不然总引人注意，而我又不能回答，有点自找麻烦，虽然义务为中国商品作广告也是爱国的表现。 回到旅馆才想起来，只有我一个人留在旅馆别人全去野餐，我中饭怎么吃法呢？便又跑到街上面包铺买了一块牛肉饼，其作法与我在兰州吃的一种非常相像，味道也差不多，价钱便宜。这种肉饼在以后的宴会上却再也没见到过，非常可惜。 三 这天晚上，举行了“中国诗歌之夜”。会场设在河边一个现代派造型的剧场里。台上挂着二道幕，白色幕布上涂上，也许是洒上或甩上去各种颜色，相当好看，就是有点乱的慌。幕布前边放了一排椅子，所有的中国人和要在这会上朗诵的演员全面对观众坐在椅子上，演员们用马基顿语朗诵郭沫若、艾青、田间、臧克家、严辰、萧三、邵燕祥、公刘、李瑛等人的诗。到会的中国人，邹荻帆、张志民、刘绍棠和我，各朗诵两首中文诗，由翻译事先把译稿读一遍。 邹荻帆和张志民的诗，全是从南斯拉夫出的中国诗集中选出来的，已有译文。只有我和刘绍棠是专为这诗歌晚会现写的，现由大会雇用的翻译在我朗诵前由他口译一下。 我年轻时也写过诗，但从未被人们看上眼，我也明白自己诗才有限便以停写来藏拙。这次我写了两首与邹荻帆、张志民的诗一块朗诵，实在是打鸭子上架，为了不至出丑只得从表演上去找补。我上台演过戏，胆大皮厚，便把那诗分成高高低低的音调，快快慢慢的节奏，再配合上举手、昂头、作苦脸之类的动作。这样全武行地一闹果然剧场效果大增，为我鼓掌的人显然比给两位正式诗人鼓掌还用劲，两位诗人无可奈何。整个晚会都是在热烈友好气氛中度过的。马其顿姑娘们向每一个朗诵诗歌的人都献了花。原来传说只有现代派和朦胧诗才会受欢迎。事实证明并非如此。现实主义的诗，读到精彩的句子时人们也鼓掌。 我们的诗受到欢迎，自然和翻译的成功分不开，为我们口译的大会雇来的翻译是个三十来岁的小伙子，在北京学了几年汉语，学了一口流利的北京话，又娶了一个广东知青作妻子。他的汉语水平和聪明看来满够用。诗大概是译得不错的。但他也学了一身北京某些青年的那股吊儿郎当的油气。他没参加任何单位，只在作自由的职业翻译。 可他又和中国人挺友好。让他陪着买东西，决不会吃亏。他对中国的感情发自内心，很自然。 诗歌晚会散场后，马其顿对外联络委员会和文学界宴请中国代表团，这在大会是例外的待遇。其他代表团都由一个统一的欢迎派对招待。出席宴会的虽然只限于南中两国的人员，可人数很多，外交界首脑，各共和国作协**，大会主持人，全到了。宴全设在珍珠饭店的二楼大阳台上。下边露天酒吧正在跳交谊舞和民族舞，歌声笑声不绝于耳，俯身一看灯光闪耀、色彩缤纷，充满了快乐气氛。但这里跳舞的多半是30岁以上的人，没有太年轻的。地下室还有个迪斯科舞会，年轻人都上那儿去。一位作家领我到地下室看看。那里更热烈、更活泼。喊呀、鼓掌、跺脚应有尽有。有成对跳的，有单人跳的。单人独跳，自得其乐的人更为多些，我问领我来的那位作家：“你不跳吗？”他说他这年纪混在年轻人中未免有点惭愧了。其实他才四十来岁。我们***同志60岁还带头跳迪斯科呢，从这点看中国人自有走得远的地方。我当真认为宾雁的青年气概是十分可贵的。 宴会前一半连谈连吃很轻松、很友好，谈到中间，有人提出中间出版南斯拉夫诗集的话题来了，空气骤然紧张。诗稿的编辑者马基顿作协**杜多罗夫斯基、马其顿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马特夫斯基、塞尔维亚作协**布拉可维奇都发了言。据说今天郊游时他们知道了这本诗碰到困难。他们表示，如果是出于印刷、发行等技术上的原因可以理解，如果别的原因就很遗憾。马其顿人很难想象在他们的诗集里可以没有那位诗人的诗……他们措词、口吻不一，但观点一致、态度一致。每个人都谈得很长，我认真地听着，饭吃到午夜，快散了，他们想听听我有什么看法。我说：“感谢大家坦率，热情的发言，我相信凭我们的友谊，我们总会找到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来使诗集早日出版，今天晚了，明天再说。” 这天晚上回来，有人对我发出忠告。说我为这诗集作的考虑是多余的，应当按南方提供的书稿原样出版。另外方面如果也要求出本W诗人的书，也照出。叫他们去吵好了。中国作家不用管这些闲事。不必自找麻烦。 我很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和勇敢，但谢绝了他的独到建议。我觉得那不符合我们中国人交友之道，中国交友讲究与人为善，息事宁人。 四 从二十五日开始，我们就进入了“全方位活动状态”。 二十四日这天上午大会讨论。题目是“诗的城市化与大自然”。主人为了尊重中国，请张志民首先发言。在这同时，马其顿电视台便来采访全团，挨个儿提问和录像。中午大会主持人路恩斯塔罗伐又设便宴招待我们。 晚上，全体与会者到奥赫里德市参加金环奖的授奖仪式。 奥赫里德距斯特鲁卡也就十多二十公里，是个傍山沿海的小市镇，镇上大部分还是二次大战前不久建的二三层老式房屋，街灯也还是铁框方形玻璃风灯，放眼望去，充满传统的欧洲小镇的浓烈气息。沿着石板路走进灯光暗淡、曲曲折折、高低起伏的小巷，便听到拱形窗口传来的管风琴声，会场在一个中世纪留下的小教堂内，教堂墙上的壁画已经斑驳，地上的石板也坑坑洼洼，但他们就维持住这个古老模样。该用胶护住的护住，该用石块填补的填补，既没有发生像我们*****中那种“除四旧”式的毁灭，也没有遭到“整旧如新”式的破坏，保留了它原有的风貌。 这晚上得奖的是希腊诗人简勒斯·里兹索斯。他大约有七十多岁了吧，穿一身浅米黄西装，说话轻声细语，风度高雅优美，是个典型的欧洲绅士式的诗人。但人们告诉我他却是著名的共产党员，九次坐牢而坚持信仰马克思主义。由此可见，在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欧洲人并不把傻大黑粗看作是共产党员的必备条件。我们这儿一度把一切与文化教育有关的东西全视作与革命品格誓不两立，非把它改造得一点不剩才好。这想法到底是从什么时候、怎样产生出来的，颇值得历史学家去考证一番。我从照片上看，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还是白领黑领结，仪表整洁，并不敞胸露怀胡子拉茬。 回来时已是午夜，看到各家住宅阳台上或院子里，都还有人坐着悠闲地边饮啤酒边闲谈。此后我在斯科普里、贝尔格莱德，见到几乎所有的露天酒吧都座无虚席，人们手捧大号的啤酒杯连玩带笑，高兴了还唱几句，不唱到后半夜两点不会散。我这才明白各家阳台上的小桌不是为吃饭预备的。 上边说的日程，是公共的日程，而在公共日程之外，我成了一个被说服、被劝导、被责问、很可能还是被诅咒的对象，轮番的被邀请“个别地谈一谈”“友好地谈一谈”“坦率地谈一谈”“开诚布公地谈一谈”。和“不妨尖锐地谈一谈”。这些谈话是不轻松的，但决不是不友好的和没益处的。从这些谈话里，我看到南斯拉夫人爱国的热忱，民族自尊心。既看重友谊更看重原则。各加盟共和国，各族作家的团结一心，使我更敬佩与热爱他们了，我感觉到每个作家都对中国充满友好感情，有几位朋友，十分顾大局，通情达理。既坚持他们的观点又体谅我们的处境，使我由衷地感谢他们。从谈话中使我确切了解了他们的观点，对我很有教益。 然而，谈判并没达成协议，这使我连觉都睡不踏实了。 五 二十五日这一天是诗歌节的高潮，也是我们的活动高潮。这天上午马其顿共和国总理德斯塔夫雷夫同志单独接见中国代表团，接见的地点在斯特鲁卡郊外依山临湖、雪松丛中的别墅里。陪同总理接见是诗歌节负责人斯瑞佐夫斯基和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马特夫斯基。总理赞扬了中南两国作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当然，也关心地问起马其顿诗选的出版情况。显然他对整个情况非常了解。他表明了他的立场，他是持南斯拉夫作家的观点的；但也能体谅我们的观点。并说明中南两国人民的深厚友谊绝不会因这具体事件所影响。我表示感谢，因见总理满头白发，又听说他明年即将担任全联邦总理我便说：“在革命的道路上，总理是前辈，很感谢您对我工作的谅解与支持。”会见出来后，一位了解情况的同志对我说：“你老兄几天来大体还应付住了局面，今天可出了笑话，一个外交笑话！”我惊问：“怎么啦，我说错什么话了吗？”那同志说：德斯塔夫雷夫比你小几岁，你居然称人家前辈岂不失言？我听后十分惭愧，后悔没把情况先调查清楚，不过天晓得，谁会想起接见之前要打听人家的年纪呢？应该记住的教训是，万不可用衡量亚洲人年龄的眼光去衡量欧洲人。 从总理别墅回到旅店，已经到了开记者招待会的时间，来不及回房间休息整理，就直接进了会场，出席的人很多，提问题很踊跃，头一个问题就是：“听说中国在编辑出版马其顿诗选进程中碰到了困难，您能告诉我是怎么回事吗？” 我说：“从广义来说，任何工作过程都是克服困难的过程。编辑部的任务就是克服编辑工作中的各种困难，您把这还当成新闻吗？” 座席中发出赞同声，这时一位女记者问“中国是否还有女权问题？”我说：“有，在个别农村或偏僻地区，还有明显的歧视、压迫妇女甚至买卖婚姻存在。但在文艺界似乎相反，女性作家和艺术家的能量大于男性，成功率与知名度也大于男性，我们同事多是女强人。在不少知识分子家庭中好像存在提高男性地位的问题，那里是女性当权的世界。” 有几位男记者不仅鼓掌，而且大声喊：“完全同意，我们这儿也这样。” 提问的女记者又问：“那为什么你们代表团里没有女作家？” 我说：“她们来了还有我的发言机会吗？” 会场上一片又一片大笑，空气轻松下来了，这以后就一帆风顺，一直把招待会开完，交谈始终在愉快的气氛中。 晚上是传统的河上诗歌晚会。那座桥被装扮得花团锦簇，放了几排椅子。凡准备朗诵诗的人，全在桥上落坐。其余的人和当地市民一起自由去找立足处。河边几十根旗杆，挂满了各与会国的国旗。我们在一个广场前边找到五星红旗，非常亲切，站在它下边照了相，然后沿着河边漫步。河两岸树上挂满彩灯彩纸，附近建筑物上悬起了标语，天空升起两大群气球拖着的标语；在标语和彩灯之间，是扬声器，来欣赏诗歌朗诵的人随便地在河两岸站着，坐着，溜达着，或三五成群，或只身独处。铜管乐队演奏了几支曲子后，“通通通”几声巨响，天上闪亮起焰火，**宣布大会开始，那希腊诗人昨天虽已在教堂领了奖状，今天仍要举行一次授奖仪式，然后就由各国诗人朗诵自己的诗，有用英语的、法语的、希腊语的，张志民和邹荻帆自然是用中文。中文诗有人翻译，别的诗大都没人翻译，但人们听也鼓掌，不知他们是真听懂了还是出于礼貌。朗诵的人和听的人都很高兴，这是无疑的。想一想中东，看一看柬埔寨，翻翻报纸上那些关于战争、阴谋、侵略、流血的消息，你会知道成千上万不同肤色、不同语言、不同国度、不同信仰的人在一个五彩缤纷的天空下，度过一个充满友谊、尊重、信任和善意的夜晚，是多么可贵，多么有价值。为这个夜晚，应当谢谢南斯拉夫人民。 六 二十六日，参加诗歌节的全班人马离开了斯特鲁卡，到马其顿首府斯科普里。 在这里我们要停留三天，第一天晚上举行国际诗歌晚会也就是把斯特鲁卡桥上的节目在这里向首府的诗歌爱好者重演一次。第二天参加翻译工作会议。在这个会上要为九位文学翻译家颁奖，其中有中国小说《子夜》的译者维拉同志。维拉被马其顿电视台请去当特邀编辑，曾到斯特鲁卡采访过我们和我们相处得很有感情，这个女同志苦学苦干，全力以赴从事汉文学研究，当年我国政府领导人访南，她曾为铁托同志当过翻译，她今年还刚三十多岁，已作出许多成就，人却谦虚得很。她受奖，我们从心里高兴。第三天则要举行两次中国诗歌朗诵会。上午在奥赫斯化纤纺织厂为工人们朗诵，晚上在1919文化中心，为首府文化界和文学爱好者朗诵。 二十六日这场晚会，在“炮弹旅社”举行。这是中世纪留下的一座建筑，是土耳其人侵入马其顿时的遗物。好像是马其顿人赶走土耳其人后发现他们扔下许多炮弹，便用炮弹代替砖瓦盖了这么座旅馆，旅馆却又保持了一些土耳其建筑风格。我们在电影上见到这种样式的旅馆，一个方形大院子，三面却是带走廊的二层楼，楼上住人楼下喂马，院子里可以停放马车，可以举行宴会，也可以用来决斗。开大门那面墙上筑成雉堞，并且大门两侧还各有一个尖塔，使这旅馆兼有堡垒的作用，朗诵会就在院中石板地上举行。因为旅馆已成为文物，房屋不准使用，只准使用院子了。 从我们住的旅馆到炮弹旅馆，有两华里，要过一座桥后穿过两条古老的小巷。我们赴会时，是下午，看到这两条巷子虽有几家小店开业，但没几个行人和顾客，散会后是夜晚了，两条巷子都变成了闹市，路边冒出许多酒店来，每个店都挤满了人，有的店里跳舞，有的店里放录像。而沿着墙根摆满藤桌藤椅，更多的人们坐在那儿一边呷啤酒一边唱歌。一些吉普赛人或是支了火炉烤玉米、或是顶个大篮子叫卖肉饼、水果。青年男女就在酒桌的空当间追逐嬉笑，或是挤在路灯下拥抱，还有些半大不小的孩子，成群结队地叫喊着横冲直撞，摆出副***保卫塞拉热窝的作派来…… 因为巷子窄，两边又被露天酒吧占去了地方，我们这一群只好鱼贯而行，一列前进，这么多外国人在他们中间挤条路出去，显然给喝酒的人和闲逛的人带来挺大乐趣。他们就冲着我们举杯、问讯、一叫喊，甚至吹哨，人人都招手，人人都笑哈哈，使我又一次想到和平与友谊在人类生活中的价值。 二十七日参加翻译会议，是在距斯科普里数十公里的另一个城市托特甫。这个会本身无非是讲话、发奖、鼓掌、照相，没特别可记述处，那会外活动倒有两件很有特色。一是我们去参观一个古教堂时，恰逢某位圣者的祭日。教堂广场上有集市，许多吉普赛人的大篷车在那里组成的临时市场。卖的杂物，卖货的方式都还保存吉普赛人流动商队的特色，唯有一点不同的是这些大篷货车不是用马拉而是用小汽车、小卡车拖着走，美丽的吉普赛女郎和老人也不骑驴或步行，而多半乘小卧车骑摩托了。这种景象是在亚洲诸国很难看到的。另一件是我们当夜的住处，距托特甫很远，汽车在山上爬了有两个来小时，通知大家上边不通车要大家下车自己步行，这时天已全黑，山上没有路灯，下着雨，风又很强劲，本来在山下还是夏季气候，却骤然进入了深秋，冻得人人发抖，个个磕牙，山路又陡又滑，不时有人跌倒，谁也弄不清为什么东道主要把这群外国人弄到这儿来。大家拼命奋斗，终爬上山顶，看到有家山间旅馆，立刻欢呼而入。里边却装饰得古朴舒适，光亮温暖。这晚大家聚在用橡木做成墙壁、桌椅、地板的饭厅内一边唱歌跳民间舞、一边开怀畅饮，一边畅叙友情，直闹到半夜两三点才睡，竟比在大城市现代化宾馆中过得有趣和谐，大家才体会到主人的良苦用心，拍手称绝。 二十八日两场中国诗歌朗诵会，内容是相同的。除我们自己朗诵，大会还请了电视台两位红星参加朗诵唐诗和艾青、李瑛、公刘等人的诗，那位男演员很有风度，声音浑厚。女演员表情细腻，风趣活泼，可惜就像他们记不住我们的名字一样，我也记不住他们的名字。尽管如此到晚上全成熟人了。 在“1919文化中心”举行的中国诗歌朗诵会是晚上五时开始。开始前，对外文化交流委员会主任马特夫斯基表示，希望和我单独谈十分钟。我们谈得很诚恳，互相充满了信任，诗歌晚会之后，马其顿作协**扎多罗夫斯基为我们举行了最丰盛的送行宴。那两位演员也参加，女演员跟刘绍棠学了一句中文“我爱你们！”她就举着酒，反复说：“我爱你们！”人们也就跟她学着说，后来，随着饮进肚中的酒液增加，她就把“们”丢掉了！不断地对刘绍棠、对我、对所有的人说：“我爱你！”于是桌上的也就跟她一起丢掉了最后一个字，互相拍着肩膀，碰着酒杯说：“我爱你！”当我指出这一字之差时大家哄然大笑，就在这笑声中互相吻别，叮咛永远为中南两国的友谊而努力。第二天我们离开马其顿回到贝尔格莱德，在贝尔格莱德，作协秘书长伊万·伊凡尼同志请我郊游，路上他问我在马其顿的一周的感受如何？ 我说我们结识了朋友，加深了了解。所以尽管在一件具体事务上还没取得成果，我们在总体事务上却取得了综合性的极大成果。两国作家间的友谊，使我对解决悬而未决的事务充满了信心。 他说：“我也这么相信，我会与你合作。” 我们的乐观精神后来被证明是对的。不久之后南斯拉夫作家团来北京访问。在团长、联邦作协**茨洛贝兹和扎多罗夫斯基等同志的真诚合作与谅解之下，我们找到了出路。诗集进厂付印了。 1986年元旦于深圳 ------------ 汉堡之行 我1988年春天接到汉堡的请柬。“中国月”将在秋天举行。 在文学交流活动中，联邦德国的朋友是好伙伴。不仅热心积极，而且深入踏实。近几年外国翻译中国作品，以联邦德国数量最多，质量最好。驻北京的德国外交官员，在促进两国的文学交流方面，也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前任大使维克得先生和现任大使贾培德先生本身就是名作家和文化人。两任文化参赞，也都热爱中国文化。愉快的合作，使我们成了朋友。由于他们的介绍，很久以业我就想到联邦德国看看，接到邀请真是喜出望外。 一切准备都很顺利，临行前却发生了点小麻烦——几位同行者一哄而起选我当了临时领队。这是个受气挨骂兼辛苦一举三得的差使。此行作家五人，有三位是女将，古人云“一个女人三面锣，三个女人一台戏”，三位都是名角，京海两派俱全！我想，这出戏够听一阵的。 9月26日清晨从北京出发，经莫斯科转机到东柏林。看来我估计过分了，几位女作家合作得意外好。张洁女士有在飞机上睡觉好习惯。一人占了一排座位，从亚洲一觉睡到欧洲。安忆只顾埋头看书，从不给人添麻烦。乃珊女士也很文静，从北京到莫斯科仅仅和我说了三句话，起飞前问了一句：“飞机上有饭吃没有？”饭后问一句：“还给什么吃的不给？”快至莫斯科时又问了句：“莫斯科有什么好吃的东西卖吗？”莫斯科实在没什么好吃的东西卖。不过和我去年来时相比，也有很大变化。原来空旷的候机室，现在划出一半开了外币商店。逛商店时碰见了面人汤和哥德学院在北京的负责人阿克曼，才知道同机上的中国旅客大部是去参加“中国月”的艺术家。阿克曼翻译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得过最佳翻译奖，是熟朋友。他正和一位女士边走边谈。女士高鼻深目，袅娜苗条，会说中文，略带西文西方口音。我觉得面熟，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正猜想她是德国使馆的朋友还是德国记者、专家，恰好有位中国艺术家走来和她说话：“喂，阿衣杜拉，你好！”才认出这是著名的新疆舞蹈明星，我只在电视上见过。 换机后又飞了几小时，到了东柏林。东柏林机场别来无恙，依旧是窄狭的过境通道，漫长的排队人群。但手续办得似乎比我上次来时要快些。我自以为熟悉路径，过了边检就径直走出机场。正在寻找同伴，一位机场管理人员追过来向我作了个手式，说了一串话，然后又作了个手式。态度很急切。话没听懂，可两个手式都看明白了。前一个手式是叫我别再往前走了，后一个是命令我跟他回去。我随他回到边检出口处，他又往相反方向一指，我依他的指点走出另一道门。这才看见同来的人和汉堡德中论坛来迎接的朋友正向门口翘首张望。我一出现，迎头一阵哄笑，随之女同胞们的批评就雨点般洒来了。“叫你作我们领队，你先把自个儿丢了，这叫怎么回事？”“你的签证是经过国际走廊的，为什么要非法入境，闯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去了？”我又认罪又道歉，在嘲笑声中进入长途汽车。 艺术家们仍与我们同车，沿着东西走廊急驶。路侧有铁丝标志出走廊的边界。界外是民主德国秀丽的森林和丘陵。白、蓝、浅紫、淡黄的各色野花，无视人间禁忌，按它自己的意愿，开遍边线内外的东西两边。恰是“一路秋山红叶，老莆黄花，颇不寂寞”。中途有个休息点，设有酒吧、超级市场和商店。车子停下来休息。这里仍属民主德国领土，但地处走廊界内，一律使用外汇。转眼间阿克曼已从超级市场抱着几条香烟出来，告诉我说，这个免税区，许多东西比别处便宜，要买快买。逛过超级市场大家到酒吧吃点心。酒吧格局与民德乡间所见类似，但酒的品种丰富得多。诸如人头马、拿破仑、苏格兰威士忌，德市场很难见到，此处应有尽有。吃过饭看表，从北京出发已经走了二十几个小时，北京此刻早已入睡，这里太阳还没有落下。 重新上路后，人们前仰后合地睡了过去。迷迷糊糊中听到一声哨响，车子停下，到达边境了。我们社会主义国家阶级斗争警惕性是高的。在民德边检站用去时间较长。人们先下来排好队，边防军拿着护照照片一一查对人脸。然后车上车下，里里外外仔细看。认真负责精神令人起敬。过关后开出几百米，到了联邦德国一边。车子又停下，一位军官上来，先说句笑话，把车上懂德语的人全逗笑了，然后一手持护照，一手点人数，人数点完，对车看也不看，把手一扬：“OK！”连告别带玩笑，互相说了几句客气话，嘻嘻哈哈地就入了境。大家顿时感到一阵轻松，精神振作了许多。 进入联邦德国，路灯骤然增多，车窗外亮如白昼。遥望远方城市，则如一片灯海。当车子陷入这五光十色的灯海时，就进了汉堡。到亚细亚餐馆门前，与艺术家分手，艺术家们继续前进。我们随论坛的朋友进了餐馆。 论坛来接我们的朋友有两人。男士叫莱诺·奥斯特，女士叫古德龙。我进入老年边缘后，最明显的老态是记不住人名。这两位名字却一下就记住了。因为男士长得非常像恩格斯，一打听，他真的是革命导师恩格斯的后人。女士的名字和我民德的一位朋友的中国名字相同。我们去民德访问时，民德作协的舒曼夫人和我们相处得很有感情，她请刘绍棠给她起了个中国名字，刘就给她起了“古德龙”。绍棠说，德国话管好叫“古德”，这名字的意思就是“一条好龙”。没想到德国原来就有这样的名字。眼下这位好龙，是汉堡大学学中文的姑娘，说一口不错的汉语，也像中国姑娘那么腼腆。她把我们领进餐馆，那里已有一群朋友和一桌好菜在等着我们。我们吃过早饭从北京出发，经过了一天一夜再加小半天的奔波，到汉堡居然没耽误当天的晚饭，这个帐我怎么也算不明白。按我的表计算，到旅馆去休息时，离家已经快四十八小时了。 这是欧洲常见的那种家庭旅馆。在阿尔斯特湖边，一幢四层公寓楼，每层两套房间，每套是一户人家，每家就是一个旅馆。我们几个人分住在三家，也就是三个不同的旅馆。谁住哪里自由选择。女作家们住了二楼，我就选了三楼。匆匆洗过澡，几乎没爬上床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已是汉堡时间9月27日上午。按北京时间则是第三天中午了。 午前没事，我们就沿着阿尔斯特湖畔散步。湖的一面通海，其余三面全是绿地，树林和花坛。有长椅、咖啡厅和游船码头。绿地后边，隔一条宽马路，散落着一幢幢花园宅院，多半是外国领事馆和文化机构，中国领事馆也设在此。再走过去就是商业区了。这里很少美国、东京式的摩天高楼。多半是三四层建筑，但极讲求造型和绿化。保存和重建的古建筑甚多。汉堡在德国不仅是大城，而且是个古城。中世纪时已作为商业联盟中心的汉莎城闻名于世。1686年，汉莎人在内河入海口修了道堤坝，造成了阿尔特斯湖，一下使这小城长出了翅膀。交通方便了，环境优美了，贸易发达了，人口增加了。1903年成为德国第一个超过百万人口的城市。此后每年平均增加一万人。目前有180多万人口，13%的失业率。同时又有大量的外籍工人。因为有些活儿德国人自己不愿干，也有些活儿用外籍工比用德国自己人便宜，失业的人可以领到颇丰厚的救济金，看不到衣衫褴褛、生活拮据的景象。 中午在亚洲饭店，汉堡市政府官员正式宴请中国作家代表团。德方出席的有政府文化官员和德中论坛的朋友。除奥斯特和古德龙外，又见到了北德电视台的福格先生和著名汉学家汉姆斯先生。这几位都是热心德中友好工作的实干家。饭前交谈一会儿，就把我们的活动日程安排妥当了。 晚饭前去参加中国领事馆的欢迎会。所有参加中国月的中国人全来了。在国外，回到领事馆就像回了家，大家免去外交礼仪，全部放松。说说笑笑，百无禁忌。领事馆女同志卷起袖子下厨房给大家作了一顿地道家常便饭，有人说是出国后头一顿吃饱。艺术家们还表演了节目。被我误认作德国人的阿依杜拉也唱了新疆歌。 散会后时间尚早，一位在汉堡留学的女同胞热情地领我们去看夜汉堡。我们走了不少地方。歌剧院，夜总会，游览地，商业街，灯红酒绿，火树银花。真个是不夜之城。后来走到一个所在，名叫“圣保罗街”，当街竖着影壁似的三块交错的木障，遮住了游人视线。听说过汉堡有个圣保罗教堂，是几个世纪前的著名建筑，我想必是到了这个圣地，用一道篱障把天堂与凡世隔离开也合逻辑。便请女同胞带路，她笑笑说：“此地禁止女性参观。你们男士自己去欣赏吧。只是多加小心，别起邪念。”我想天堂圣地，怎会引起邪念呢？便和彦周顺木障走进去，哇呀！果然是个奇异的世界。不像是天堂。很值得一看。看过后未必产生邪念。反会引起思考，有助于全面了解另一个世界。 街两旁巨大的玻璃橱窗中陈列的是活人。展示着上帝把我们创造出来时的原始模样！ 九月二十八日，上午参观海港。 汉堡海港仅次于鹿特丹，是世界第二大港。从1888年开辟为自由港，已有百年历史。沿海数百米长的高层仓库，红砖灰瓦，水痕斑剥，仍是百年前旧建筑，连窗口悬着的人力起重装置，也是百年古物。库房实际建在水中，前门面临大海，背对石堤岩岸，用它自身在海堤之间隔出一条水道来，与内河相接。前门从海船上卸货入库，后门从库中提货装小船内运，甚为方便。现在每年吞吐5500万吨散货1800万个集装箱，靠这些古老设备当然是不行了。但他们建设新设备时，仍把旧的保留了下来。一部分继续使用，一部分建成海港展览馆供人参观游览。在近处停了一条客船改成的餐厅和数只供游览用的游艇。稍远处的岸边，有几处小啤酒馆和窄狭的小巷，巷内都是破旧拥挤的二三层住宅。陪同的奥斯特先生说，那也是历史遗迹。小巷是当年的工人居住区，啤酒馆就是为他们开设的。19世纪时，码头上还没有固定的劳动组织，工人要找活干，每天黎明时就到这些小啤酒馆来，等招工头雇用。晚上下了工，拖着疲劳的身躯再到这里来，用酒来安抚身心苦痛。马克思当年见到的就是这种情况。1910年，这里才出现同业劳工市场，此后也才有固定工。仓库底层一排像淋浴室用的小木箱就是固定工人唯一的生产设施，存放工具的木箱。工具却要自己准备好带来。好在那些工具十分简单，我们在展览馆看到了，无非是绳子，带木把的铁钩和尖头空腹的探子。这些工具和我小时在天津码头看到的一模一样。证明两国的码关工人有同样的痛苦历史和创造智慧。 这个码头展览馆不设特备的展厅或柜橱，也没有拦人的绳子或栅栏，一切保持自然面貌，码好的货垛，散了的麻包，磅秤上还有称了一半的货物。有一大批茶叶筒上，打着“中国”字样，挨近它放着古巴的烟草、南美的咖啡。茶箱对面窗前，摆着一列长桌，桌上放了十几个铁罐，又一条线摆了十几个带盖的小铁杯，一位穿旧式外衣的人，像药剂师似地从不同的铁罐里各取出一撮茶叶，按不同的比例，配成数份。分别放不同的铁杯内。旁边电炉煮着一壶开水，冲入一个个铁杯，闷一会儿、拿起头一杯，晃一晃，看看，嗅嗅，啜一口含着，微闭双眼沉思片刻，回身吐进铁筒里。往纸上记几个字。然后再顺序尝第二杯、第三杯……尝时专心贯注，吐时叽叽有声。许多中学生围在四周，用虔诚惊异的眼睛看着，有的还记笔记。陪同的朋友告诉我们，这是在表演品尝评定茶叶。茶叶进口后，用这样的方法来评定品级和制定价钱。问我中国是否也用这种办法？据说这种品尝方法是和茶叶一块从中国传来的。我说或许是这样，但你们中为洋用，已经改造成德国的东西了。在中国品茶，很少用铁器。甚至连煮水也尽量用陶器。多半是冲茶，很少煮茶。先把十几种不同的茶叶冲泡好，把茶汁倒入盖碗，不留一片茶叶，排成一溜。然后再把品尝员请进室内，一一品评。每尝完一杯，漱一漱口，立即报出这杯茶的产地、价格、适销地区……我刚说到这里，他们就惊叫起来。一个朋友作个手势请大家安静，追问还有什么不同，我说还有就是中国品茶员吐茶时发不出那么好听的吱吱声。 说着我们上了游艇，驶离码头，开往出海口。一路上看的是集装箱连成的城墙、加轮船组成的城市和吊车结成的山峦。也见到一艘中国船，名“香海号”。最大的一艘船是美国航空母舰。海水澄蓝清澈，没见到泡沫塑料，啤酒空罐之类我们水面上常见的东西。不知是否被收废品的全捞走了。船驶出好远，看到了那个有名的大堤，伸展在海水中，就是它把海水隔成两片，隔出一个阿尔斯特湖来。 晚上开始演讲会，会分几天进行，我们几个人轮流参加，今天中方参加的是鲁彦周、张洁和程乃珊。没我的事，就一个人上街瞎逛。诗人徐志摩说过，游山不能有伴，尤其不要有女伴。如把“爬山”改为“逛街”就是绝对真理了。山路只有一条，有个女伴无非爬得慢些，看的山总还是一个。逛街则不然。女士们只对时装和甜食感兴趣，可谓长观不烦，百看不厌。而我偏与这两样东西皆无缘。一起去时只陪着走路，她们进商店我就站在门外看行人。一个人逛街就可以去自己喜欢的店。这晚上我就逛了旧货店、古董店。还独自进酒吧喝了地道德国啤酒。并且往角子老虎嘴里白扔了几个硬币，这才心满意足回旅馆。 这时开座谈会的人也回来了。只见张洁女士满面杀气，怒目圆睁，如一阵旋风般冲了进来。我一看就知道事情不妙，悄声问鲁彦周出了什么事？他指指张洁说：“跟阿克曼吵起来了。” “为什么？” “回答问题时，阿嫌张态度不冷静，张叫他少抡指挥棒……” 往下我就不打听了。张和阿是合作伙伴。阿因译张的书在德国得了最佳翻译奖，张因阿的翻译《沉重的翅膀》飞遍了欧洲。两人友情很笃。爱吵就吵，吵完又好。不必替他们操这份闲心。而且张洁存不住话，不必去问，明天她自己会憋不住找我来谈。想到此就径自回去洗澡睡觉。 二十九日是我参加汉堡中国月的主要活动日，发表演讲和参加座谈会。不过正式活动在晚上，白天还有许多时间去参观游览。女士们一早就倡议去逛商店。这是件比正式活动更辛苦，又决不能请假的任务，因为女作家们虽然游兴高，但从不记路。又只有一个翻译，于是便以随从兼领队的身份恭陪前往。 张洁是老汉堡，尽管不认路，但知道商业区的方位。她提议去车站前的一个商业中心。那确是一个好去处。许多巨大的高层商店，被一个个用喷水池或雕塑装饰起来的街心公园隔成数组，又用种满花木放有长椅的宽阔人行道连成一片。沿街看过去，鞋帽时装，首饰珠宝，古董文物，壁画地毯，厨房设备，烟酒糖茶，猎枪渔网，汽艇摩托，花鸟鱼虫，猫窝狗舍……似乎除了核武器，凡人类生活中可能用到的东西，全替您想到了，全替您备齐了。为您提供了一切方便。就剩下一件事留给您自己办，就是看看您的钱包是否也方便？惭愧的是不用看我就知道自己的钱包不那么方便，于是就自动放弃领队职责，悄悄退到众人身后改任跟班。 张洁和乃珊家庭观念强，率先冲进了超级市场。张洁拖过一辆车来沿货架往车里挑厨房用具，挑了不少，不过多是白洁布、餐巾之类小件，并没挑冷库、洗碗机和电灶。乃珊以挑食品为主，一边挑一边评论：“的个末子好乞咧！”也买了一大包。从这里出来她们就拐进了服装店。我知道这一进去半小时之内是不会出来的了，便拉鲁彦周一把，坐到街心公园长椅上去休息。闲看来往游人与街景。欧洲的繁华区有个特色，不像亚洲国家繁华区如香港、东京那么拥挤，也不像纽约那样喧嚣。即使商业中心，人流也疏疏落落，井然有序。汉堡这一点尤其显著。至于商店建筑，橱窗设计，货物品种，招徕方法，西方国家实际上都大同小异。男人而又心粗如我者，往往只见大同，少见小异。只有同等商品，价格相差太多时才能发现。而且只限于香烟、啤酒之类。这天我观察的结果是，德国的啤酒实在又便宜又好。其它一切都比香港价高。还有，汉堡街头游人比起巴黎纽约，有色人种似乎少得多。有一些阿拉伯人。但这里的阿拉伯人与巴黎的又有不同。这里以劳动者居多，不像香榭丽榭大街上随时会碰到乘奔驰车、戴钻石戒、偕女伴、带仆人的石油大亨。 女士们终于出来了，每人手中都举着把彩色缤纷的折叠伞，热情地告诉我说，有个店处理雨伞，非常便宜，劝我快去买一把。我拿过来看看，见有“台湾制造”字样，便打消了买的念头。并理直气壮地说。“台湾也是中国，何苦大老远到德国来买中国货呢？”从这里又转到鞋店，我终于看到一件想买的东西了。袋鼠牌旅游鞋，样式不错，价钱也还便宜，毫不犹豫买了一双，正想向她们展示，一细看，上连赫然也印着“台湾制造”字样。就蔫不溜地放进提包。尽管为我们同胞的经济成就而高兴，但这鞋我决不给同伴们看了。女作家尽管写起文章来风格各异，口头创作却全是辛辣嘲讽派，不必给她们增加新的素材。 回旅馆休息了一会儿，将近中午，福格先生和奥斯特先生到来，要陪我们去参观北德电视台。福格先生是该电视台的东方部主任，又是德中论坛的委员，以双重主人身份欢迎我们去，并请我们在那里用午餐。我们当然乐于前往。 参观电视台得到的印象是环境安静优美。工作井然有序，人少机器多。电视台的领导人对促进德中友谊非常热心，每有中国客人来，必定热心接待。王蒙、鲍昌、张抗抗等中国作家都来这里作过客。在客厅喝咖啡时主人就放了王蒙在汉堡活动的记录片和其它介绍中国的片子作招待。东方部的重点就是介绍中国。它们不仅向德国人介绍中国，而且也制作和提供中国需要的节目。在中国收视率很高的英语学习节目“跟我学”，就是他们专为中国人制作的。 饭后时间尚早，福格和奥斯特便约我和张洁去阿尔斯特湖边的水上俱乐部喝咖啡。这里傍花近水，清静明快。我们就坐在那里漫论有关德中友好的话题。这次谈话的内容我已记不清楚，但由此引起我的一些联想，我想到了甲乙两位先生。甲是本土出生的欧洲人，汉文不错，翻译和出版过一些中国书籍，作过不少促进中外文化交流的工作；乙是位中国血统的欧洲国人。外文不错，对促进中外文化交流也作出不少贡献。两位的爱好也差不多，都爱在外国人面前以中国文学专家自居，在中国人面前以外国通自诩。甲先生愿在外国人面前表示自己在中国方面路子广；乙先生爱在中国人面前表现自己在外国吃得开。这两位先生在国际华文文学的圈子中都有些名气，都交下了朋友，也都招引出点微词。无非牵扯到两个方面，一是作为外方有关部门邀请中国作家的中间人和顾问，他们过多地坚持了个人的观点和作法；二是对于中国文学故作权威状。对这一类事我一向持豁达态度。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为人处世，各有各的章法，各有各的信条，中西两方属于两个世界，不必用自己尺度去衡量别人，只要作的事总体上有益于中外友好，就是朋友。其它何必苛求？至于个人间关系，感情相投就多来往些，秉性各异就保持点距离。不宜采取“不是朋友就是敌人”的方针。值得注意倒是我们个别同志应该自尊自重些。中国作家穷，能掏钱自费出国旅行的人不多。有人出钱邀请，欣然接受，这很自然，无可指责。但为了达到这目的向促成者赔笑脸，套交情；为了不负主人盛情，专找人家爱听的话说，就未免有点那个。国际间交往，讲的是求同存异、互敬互谅，不能在原则上作交易。当然，本来就持有不同政见者和打着文化交流幌子、甚至冒充某种特殊身份招摇撞骗者除外。因为那是另一范畴的事。 29日晚七点半在德中论坛开的演讲会，是第三次会。张洁参加过一二两场，第二场时发生了点争执，主持者就有点紧张，惟恐今天再有不愉快事情出现，很客气地和我打招呼，希望我能帮助他们掌握好会场。我叫他放心，保证会开得轻松友好，没火药味。 这种多内容的综合集会，是这次“中国月”中文学活动的主要形式。开幕这天，许多作家和友好人士，包括联邦德国前驻华大使维克特先生都到会祝贺。这些都是作为贵宾被邀请来的。至于其他普通与会者，则是谁爱来谁来，花钱购票就可入场，没任何条件限制。与会者的涵盖面很广泛。凡能购票来参加这个会的，大多对中国怀有友好情意。这是他们的共同点。但可能是唯一的共同点。除此之外，政治信仰、文化水平、美学观点、生活经历、社会地位、处世方针，很难找到两个人完全相同。这么一来在座谈讨论时就势必产生争论。就是我们的熟朋友中间，各方面也有极大差异，唇枪舌剑也在所难免。举例来说，在前一天的会上，我和那位先生就有过一次交锋。那天是谈德国如何翻译介绍中国当代文学问题。大家认为很多优秀的中国作品在德国没有译本，而一些并不出色的作品却译了不少。我的朋友阿诺尔德就问甲先生：“您能否介绍一下您是怎样选择翻译书目的？”甲先生说：“我最注意中国报刊上的争论文章。对哪篇文章争论最尖锐，我就优先选择哪一篇作品，因为这类作品肯定会传达较多的信息，不论是社会信息，经济信息，政治信息……”阿诺尔德问：“邓先生对此有什么看法？”我说：“如果我有权力发放学位证书，我一定发给我的朋友政治学学位或信息学学位，我不会给他文学学位。因为有无争议从来不是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会后我和甲一起喝茶，我问他对我的发言有什么意见？他说很好，不过以后他不想再弄文学了。他宁可多介绍些中国的政治文章过来。说着就把他最近翻译出版的一本《***文选》送给我，上面还有某位中国领导人的题签。我当然表示感谢，同时说：“我希望你文学也还搞下去。我不赞同你的选题观点，并不等于不赞成你的全部工作。”看得出他有些不愉快，但总算都没红脸。争论既然难免，当然最好的情形是既能说明自己观点，又无损于友谊和礼貌。但作家究竟不是外交官，重感情，尚坦率是其本性。与对话者之间有点磕磕碰碰，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只要总体上坚持了原则和礼貌，就算合格。 我们这天的会开得满成功。争论也有，但没发生在中德国两国朋友间，而在是中国同胞之间，并没引起不愉快。 这次和我们一起参加会的，除中国作家代表团外，还有两位中国人，一是L小姐，她目前在伦敦一个摇滚乐团当歌星。另一们M先生，目前在巴黎闯天下。据德国朋友介绍说是位有名的中国青年诗人兼画家。在国内时参加过星星画展。写诗大约是在法国定居后的新发展。所以专门发表在西方办的中文杂志上。这两位都是德方根据某位汉学家的热情推荐直接从巴黎和伦敦请来的。虽非中国作家代表团的成员，大家活动还是在一起。相处也还融洽。L我早就认识，也读过她的作品，很为她的才能高兴。M虽是初次见面，给我的印象也不错。他腿部残疾，拄着根拐杖，衣着也满朴素。浅谈过几句后，知道他在巴黎给人打工，刷墙，洗碗，扫垃圾，什么苦活累活都干。揎圆了肚子还要写诗，生活得着实不易。这天的会我是第一个发言的，由阿诺尔德给我作翻译。阿是著名评论家，给我翻译之前，他先谈了一番他对我的作品的评介。我除去谈我的创作经历外，自然也要谈及创作观点。我说了两点，一，我认为文学的功能主要是为读者提供美的享受，有助于读者认识世界和认识自己，有助于人类灵魂的净化和完美。我不认为文学直接对政治的干预会有什么了不得的作为。二，在艺术形式上，我仍追求民族特色。我把世界文坛比作一个大花坛，各国作家是不同的园丁。英国善长玫瑰，日本精培樱花，荷兰产石竹，法国有丁香……各尽其力，各展所长，这花坛才能百花齐放，彩色缤纷。中国若也种玫瑰，种得再好，即使和英国的一样好，对这花坛来说，也并没新的创造。即使没有中国参加，人们也不会感到缺少什么，假如中国种牡丹，这就不同了。就有了不能代替的独特存在价值。演讲之后，在座谈时，有德国朋友问：“你对中国当前的文艺政策有什么看法，你认为中国作家有创作自由吗？”我说：“就我个人的体会来说，我还从没有过像今天这样自由的写作环境。刚才阿诺尔德先生介绍了我的小说《那五》和《烟壶》，像我这样的作品，在以前绝不会有地方发表。若当真发表了，其后果会比不发表更糟。现在不仅发表了，而且四处转载，连续得奖。这难道不是有无创作自由的一个例证吗？当然，我不是说中国的文艺政策已经完美无缺，再没有需要改善的地方，中国的民主制度已经登峰造极，再不要有所发展了。况且我也不认为民主是无条件的，自由是绝对的……”我这几条看法，M先生显然都不喜欢。我讲完后，立即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主持会议的斯恰米特先生用担心的目光看看我。我冲他笑了一下，恰好台下有听众要我表示看法。我就说，在一个会上各人发表各人的意见，在我已成习惯。干么不让听众带着问号回家自己思索呢？把争论的时间用来进行下一个节目，请大家听听我们中国人朗诵不更好吗？ 斯恰米特先生便宣布转入朗诵。听众立刻活跃起来。 先由我朗诵《烟壶》片断，效果平平。随后M朗诵他的诗作，这才把会推向高潮。 M先生朗诵是十分精彩的。他朗诵的第一首诗，题目叫做《门》。这首诗很有特色，不论你听懂听不懂，喜欢不喜欢，听过一遍，保证能把全诗记住。因为尽管全诗很长，其实只有一个字，“门”！朗诵起来声音高低强弱，节奏快慢缓急，变化多端，铿锵有致。整个大厅都被这诗的吟诵声震住了，一时万籁俱静，只听到一个声音。 门！ 门门门门门门门！ 门门， 门门门门， 门、门门、门门门门门！ 门…… M先生生有一副好嗓子，也有舞台经验，我敢打赌，若当歌星其成就未必在诗作之下。他还朗诵了另一首诗，内容属于针砭时弊之类，形式上就没有“门”那么叫绝了。觉得类似北岛，却又不敢肯定。过后碰到一个熟悉中国新诗行情的朋友，他在美国出版中文杂志上读过M的诗。我问他：“M先生的诗是否受北岛影响？”答曰：“NO！北岛业已过时，他们比他更新潮。属于后朦胧派。”以我观察，M还是注意学习的。这使我又增加了一分敬意。因为我联想起另一位诗人。有天在纽约几个朋友一块吃饭，席间有位教授问一位大陆才去的青年诗人：“你们从哪里吸取营养？是不是主要读中国古诗？”青年诗人说：“我们发过誓言四十岁以前不读中国作品！”教授就说：“唔！是的，你们主要读外文诗！你是读英文还是法文？”那诗人叹口气，愤愤地反问道：“在中国那种环境里能学得好外文吗？读不懂呀！”教授愕然，不再发问。身旁一位女作家悄声问我：“中国书不读，外国书读不懂，那还读什么？光读自己的？”我笑了笑没说话，我想造成这种情况，有它历史的原因。过些年他们之中一些人将会自我调整。只要为人正直，其它可不必苛求。怕的是头上生角身上长刺的那路英雄。比如有的先生，未曾出道之前，也曾谦虚的找这位“老师”那位“前辈”帮这作那。要作协为他进行多少安排，作了多少服务。一旦功名成就，踏上别国土地，就慷慨扬言，“中国作家协会的头目因为也是作家出身，所以最会迫害作家。”与此辈相比，我碰到的这几位青年朋友就算很不错。所以，在汉堡的晚会，朗诵开得轻松愉快，朗诵完便在掌声中散会了。主人很高兴，一再向我表示感谢。 “中国月”的正式开幕日期其实是10月1日中国国庆节。而作家们开过29日的晚会，主要的工作项目就算完成了。主人有意安排文学活动提前进行，提前结束，叫作家们可以轻松地参加其它活动。 10月1日下午3点，市议会和政府官员，在市政厅设酒会欢迎全体中国朋友。汉堡市政厅是座世界著名的哥特式建筑。建于1686年，造型宏伟，工艺精湛。巨大的拱门，壮丽的石柱，宽阔的大厅，深邃的雨道，生动的浮雕，灿烂的壁画组成的大理石宫殿，仿佛是一首交响乐，鸣奏出一首时而庄严时而华丽、时而深沉时而愉悦的乐章。听到它，既感到个人在群体智慧前的渺小，又感到作为群体一员的骄傲。既被这庞然大物震撼，又为能主宰它而自得。 酒会在宴会厅举行，随后进入会议大厅举行开幕仪式。汉堡和上海是姐妹城，上海市委曾会书记带了一个代表团专程赶来参加。中国大使陪同他们入场后，仪式便正式开始。一时全场掌声经久不息，欢呼如雷。日尔曼是个含蓄的民族，如此热烈的场面出我意外。不过他们的含蓄性马上就表现出来了，这就是开幕式之简短。这么大个活动，讲话总共不过三分钟。中国客人致答词后，马上由中国音乐家指挥交响乐团演奏谭盾的乐曲。曲终礼成。“中国月”就算开始了。人们分头去参加不同的活动。晚上大家再聚到市政厅前广场上观看中国灯笼和焰火。 “中国月”是为增进德国人对中国的了解举办的，表演和展览的当然都是中国事物。这些我们回国以后还有观赏和学习机会。乘帮助德国人了解中国的机会，我们去看看德国。 在最后的几天里，我们参观了不少地方。我认为看到的最重要地方，当然是原子能研究中心。这个中心在世界原子能发展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很有名。世界上许多得诺贝尔奖金的大科学家，包括李政道、杨振宁都在这儿作过重要课题的研究。可惜我只读过四年小学，对它莫测高深。那些原子、中子全封闭在巨大的合金容器里，它们如何对撞如何分裂根本看不见。看见了我想也绝不会懂。我根本分不清这些大罐、大管、大机器和化工厂、钢铁厂的那些有什么区别。偶然碰到一位在此执行交流计划的中国专家，他极热心地为我们讲解介绍，我也出于礼貌又询问又点头，其实什么也没听懂。若问我有什么印象，只觉得这地方很神——神秘、神奇和神圣。还想回国后嘱咐孩子学好物理。 另外几处我都看得明白。最感兴趣者有三处：一是开设了中文课的中学；一是鱼市场；还有一处是古城吕贝克。 我从没想到汉堡会有这么多所中学校设有中文课程。我们几个中国人要分成几批到不同的学校去和孩子们见面。我和L小姐二人一组，到郊区一中学。学中文的孩子坐满了一间大教室。简单的对话不用翻译，我演讲时就由教师帮忙。教师是华裔，是我在汉堡碰到的最好的翻译。该L小姐讲话时，她说她没什么好讲，还是唱个歌吧。这一唱就震了！整个教室欢声雷动。一再返场。显然比我那枯燥的讲话受欢迎得多！欧洲孩子与中国同龄的孩子相比，从体型上看似乎要大，可是性格上却比我们的孩子更像孩子。天真，热情，直率，好动。他们表演节目就用他们的本色。在中国，我最怕看舞台或电视上的儿童表演。不是嫌孩子们不可爱或不会表演，怕的是那些好心的导演们叫孩子们故作“可爱状”！我怎么也想不明白，在生活中我们拼命把孩子教成小大人，要他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而一上舞台，又唯恐他们不小。不论唱歌也罢，跳舞也罢，全叫他们把脑袋左右摇摆，上下点头，矫揉造作，惨不忍睹。岂不知孩子装大人固然叫人难受，孩子装孩子更叫人受不了。欧洲孩子没受过这种教练，台上台下一样天真自然，纯洁朴拙，与观众的交流没任何隔阂。使我这年近花甲的人顿时也被唤醒了童心，与他们一同又唱又跳。连心灵都净化了。但乐极生悲，这天几拨人都在学校耽搁了过多时间，从而贻误了一位华裔朋友的约会。那位朋友误以为我故意冷淡他，听说颇有烦言。我无法解释，至今怀有歉意。 鱼市场开设在码头附近，沿着海边摆起成百上千个临时货摊，按经营品种划成几片小区，小区之间留出一条条空隙，既作为界线又当成道路，就构成了一片万头攒动、熙熙攘攘的露天市场。这里叫作“鱼市场”，可能是从历史上沿袭下来的名称。现在并不仅仅卖鱼，甚至主要货品是不是鱼都值得怀疑。这里的货物从食品饮料、水果蔬菜、服装鞋帽、家具电器，到花木盆景、古书旧画、文物古董，无所不包。它和我们去过的那个商业区形成极有趣的对比。那里商店建筑豪华壮丽，这里一片露天。那里卖的各种高档商品保证地道名牌；这里卖的名牌货绝对是仿制品。那边除古董店外，其它商品只卖新货。这边除蔬菜鱼肉鲜花之外，没那样东西不卖旧货。来买卖旧货的人也比买新货的多。当然最基本最突出的差别还是价钱。看起来同样的一件皮夹克，那边橱窗里标价一两千马克，这里最多不过三四百，若是上过身的，那就相差更悬殊了。花一两个马克买一套西装，十个八个马克买个打字机决不算新闻。不过，这需要点运气和眼力。可惜两个条件很难同时遇到。我这次先买了一门铜炮，虽不算古，但工艺不错，价钱也相当便宜。高兴之下，鉴别商品的自信心便大增。不一会儿又看到个阿拉伯人卖刀。弯弯的铜刀，刀鞘上镶满红绿宝石。珠光宝气，耀眼夺目。刚伸手要拿过来细看，那阿拉伯人却冷着脸说：“先生，你最好有心买它的时候再看，这是很贵的东西呢！”我一听不由得七窍生烟！心想：不错，我们中国人是有挨售货员白眼，听售货员刺话的习惯。进一回商店若是从头到尾没挨一句训斥，简直会当作要走红运的征光，能高兴得多吃两碗炸酱面。可那是在我们中国。我们受自己人的气理所应该，受气越多，越透着有修养，能成事。在外国可不行，外国人作买卖不兴这一套，这是故意歧视我们！再说，我们中国售货员虽有时态度蛮横，出口不逊，但只限于对我们中国人自己。对你们外国人，凡高鼻色目者，一向很讲礼貌，极力奉承。偶然得罪个把外国人，多半因为他们是华裔，从肤色上造成误会所致。一旦人家登报批评，必定公开检讨，并作出改进计划的。我在这里也算外国人不是？你怎能用中国店员对中国人的态度说话？再说，别看我们在中国买东西要低声下气，一到外国我们的身价可就大涨，一举一动都要代表整个国家了。有位从大陆出去的女演员，没改变国籍之前，就在某部影片中演了脱衣镜头，同胞们就责备她“丢了全中国人的脸”！这个教训必须牢记。在外国向洋人的无理行为妥协，也可能被认为“丢了全中国人的脸”。那可吃不了兜着走…… 想罢多时，又摸了摸钱包，我就问他：“多少钱？”他说了个不大不小的数目，我连价儿都没还，扔下钱拿起刀就走，那阿拉伯人板得紧紧的脸上立刻笑开了花，并且伸出大拇指说：“歧娜，古得！”意思是中国真棒！我感到非常自豪，不自觉把那刀举起来舞了两下。这一舞不要紧，上面镶的宝石珍珠纷纷往下掉，这才发现原来刀鞘上粘的只是些塑料片、玻璃珠，并且粘得很不牢。这地方阿拉伯人作生意也是出门不管换的。只好认倒霉。一个德国朋友大笑着跟我说，这是他们常用的方法：故意用激将法把你惹火，一气之下买下来。回家一看，是个乐子，一笑了之。马克可是揣进他兜里去了。我这才恍然大悟。不过我并没后悔，觉着为维护民族尊严而作出牺牲很值得。 玩得最愉快的地方是吕贝克。 吕贝克仍保留着古城门、古石板路、古教堂甚至古代天空的蓝色。当然也保存了不少旧宅邸。亨利希曼和托马斯·曼兄弟的故居是其中之一。大理石圆柱大厅，可以开几百的人舞会。花园里老树参天，石径蜿蜒。二层以上的生活区，房间很多，舒适宽敞。我在欧洲看过几个作家故居，这是最富有的一处。相比之下斯特灵堡、席勒、歌德等人的房子都大为逊色，距此不远，就是“布登勃洛克”家族的故居。托马斯·曼那部名著所写的故事原来就发生在他家门口！参观这房子会令人惊诧托马斯·曼描写事物的精确，以致怀疑是按这房子写的小说，还是按小说建的这房子！这一天本来是故居休息日，听说我们要来参观，市文化局特别例外开放，并派了一位官员在此等候，为我们作导游。参观完毕还代表市政府请我们吃了中饭。饭后我们去参观了一个奇特的地方——木偶博物馆。这个博物馆原是私人收藏，最近才捐献给政府。他的原主人和王安忆是旧相识，和我们也有一面之缘。是位名叫法埃的电视摄影师。开幕式那天他曾扛着摄像机在市政厅东奔西跑，有人介绍他和我们认识了，他说知道我们将去吕贝克，他会赶回去招待我们。安忆说她可能去不成吕贝克了，因为她还要去荷兰。法埃立即作了个表情，用中文说：“王安忆走，我哭！”把我们都逗笑了。 法埃业余爱好就是收集木偶。各个国家、各个时期的木偶装满了他整个三层楼陈列馆。只中国木偶就摆满一层楼。其中有几个显然是江加走的作品。不仅如此，他竟然还收藏了一套福建木偶戏的舞台装置，包括守旧，桌围，门帘之类。我说：“你真了不起，这里有的东西够得上是国宝级的，在中国也很难见到了。”他听了非常高兴，把我当作知音。请我们到隔壁木偶剧场去喝咖啡。那里白天是咖啡厅，晚上演出木偶剧。 下午我们驱车去波罗的海海滨游览区，游览区给我留下的印象极好。头一条是清静，在全中国很难找到这么清静的游览地，偌大一片青山绿水，除去我们竟没有别的游客！海山树下，目光所及，满是蓝绿两色，空气似乎也染上了淡绿色，饱含松针和海水的清香。对岸是苏联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去年在瑞典、芬兰我也曾从那里遥望过海的这岸，当时还曾想，这波罗的海多少年来都是战火纷飞的水域，二次大战后虽平静了些年，也一直被冷战阴影所笼罩。近年来世界局势趋向和缓，长期稳定，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不可阻挡，也许从此波罗的海会成为人们友谊交流的水道，再不闻厮杀之声。 离开海滨时天已黄昏。我们又进了吕贝克，并在一间有一百多年历史的饭店门外停了下来。奥斯特先生说：“今天是鲁彦周先生的生日，我们在这里给他祝寿。”大家听了意外地高兴。这个节目是事先没宣布的。我们都不知道今天是彦周的生日，德国朋友却早有准备了。看来信息的重要性不可低估。 这家百年老店确有特色。家具，地毯，幔帐，灯具，多是百年旧物。侍者着黑礼服戴白手套。乐声悠悠，烛光熠熠。大家轻声议文学，论音乐，讲交流，谈友谊，在和平与友好的温馨气氛中，度过一个难忘的夜晚。 回到汉堡稍作停留，我们便告别了朋友们，到斯图加特和法兰克福去。在那儿分手各奔东西。张洁等回北京，我去纽约，结束了这次有益的旅行。 ------------ 该章节已被锁定 ------------ 竹风 “竹风”，凡看过郑板桥画的人，都有极深的印象。“竹风”一词不大常见，我是在长岗京才弄懂这个词的。 日本的古都，有三个：京都、奈良，大家都熟悉；还有一个长岗京，就不大为人所知了。我一向把冰心老师视为日本通，谁知她竟和我一样，是这次才知道的。 长岗京不为人知，一是它作为京城的时间短；二是它后来没有发展成大都市，至今仍是个只有七万人口的小城。尽管如此，它仍有着故都特点，那就是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深刻痕迹。 长岗京以产竹著名，有贵客来访，主人总要以笋飨客。宴会上用的碗、盘、筷，全以竹制，酒杯则是一段新伐下来的尚带着翠叶的小竹筒。酒宴完毕，主人就把酒杯赠与客人当作纪念品。 我们到长岗京那天，正下瓢泼大雨，汽车突然在一片竹林边上停下，市长先生请我们打开车窗欣赏竹林的景色。竹林深处正有一位妇女和一位壮年男子举着此地特有的长头竹镐在挖笋。主人招呼了一声，那位妇女捧着一颗鲜嫩的大笋跑过来，浑身往下滴水，一位日本朋友介绍说：“这是市长夫人。” 夫人深深行了礼。我们问：“为什么这么大雨，您还来挖笋？” 旁边的人解释说：“夫人是为欢迎中国作家，特意来表演给大家看的。” 我们一听，赶紧从车上下来，向夫人道谢。她说：“原来是要请大家来一道挖笋的。下雨了，只好由我挖给大家看了。”我们请市长先生劝夫人回去。为了不致让女主人再挨浇，说完赶紧回到车上，离开竹园。 在车上，我问陪同的朋友：“日本各地皆有竹林，为什么长岗京对竹子格外重视？”那朋友说：“竹与竹不同，这里产的是孟宗竹。全世界到处都有竹林，可孟宗竹只有杭州和长岗京两地才有。”我说：“怕不见得吧？”他自信地说：“别处即使有，也是从这两个地方移出去的。这竹子，原来只有杭州产，一千年前，僧人道无把它引到了长岗京。从一千年前，就虚心向中国求教了，还有哪个国家能超过日本呢？” 我这才明白，长岗京人重视孟宗竹，首先着眼的是它所代表的中日友谊，它所代表的日本人民那种勤奋好学、虚心求教的精神。 由于这一点启发，我觉得一下子明白了许多事情。 我到奈良时，鉴真大师已启驾归国探亲。陪他回国的是当代唐招提寺的住持森本孝顺长老。在御影堂内，人们对我讲了许多森本长老的事情。长老已是年逾古稀的老人了，自幼年入寺，供养鉴真和尚。早上朝见活像，总先要问一句：“您昨夜休息得好吗？今天可是上好天气，您会觉得愉快的。”晚上定省，又总要问一声：“您今天觉得身体安泰吗？早一点休息吧。”数十年如一日，风雨阴晴，从不间断。前年我国领导人访日，在唐招提寺见到长老，表示欢迎他访华。长老说：“我很想去中国，可是几十年来我侍奉恩师身边，没敢远离一步，如今更不能离开他了，还是等他归国探亲时我陪他一道去吧。”今年终于完成了他的夙愿。 原来我只把长老的行为归结为“宗教信仰”。后来，一个偶然机会使我改变了这个想法，我们在大阪机场，正碰上护送鉴真和尚还乡的队伍，人很多，也很忙乱。为了不打扰他们，我们悄悄走进一个候机室，并约定不再去见长老。可是森本长老听说我们来了，立即从百忙中抽出身来，向大家合十问候。我们说：“长老很忙，何苦还这样客气？”他说：“你们是大和尚的乡亲，也是文化使者，我怎能不来致敬意？” “文化使者”几个字，一下提醒了我。只要知道日本天平文化的高度，知道日本人民对天平文化的自豪感，就会体会到森本长老对鉴真大和尚的敬意，是包含着对来自中国的“文化使者”的感激之情的。 奈良市长一间客厅，他命名为“西安厅”；因为没有长安，也就没有平诚京和奈良的文化风貌。在这间放满中国文物的客厅内，他拿出两枚古钱给我看。一个是在奈良出土的“开元通宝”；一个是从西安挖掘出来的日本古币“和同开宝”，两枚钱的形制，字体都很相近。它们各自出土的地点，却是那么耐人寻味。看着这两枚钱，眼前就浮现出千余年前那一支不畏艰险、甘受辛劳、漂洋过海、跋涉在中国大陆的遣唐使和留学僧的队伍。而迎面走来的，又是中国的东渡高僧，赴日巧匠。那一夜，我恰好住在晁衡日夜怀念的三笠山麓，窗外春雨绵绵，我久久不能睡去，又想起这两枚钱来。我觉得两国人民祖祖辈辈用血汗结成的友谊纽带，像是一根纤绳，曾把两国文化的航程，拉到了灿烂完美、共同促进、共同繁荣的航线上。后来航道上出现了暗礁险滩，航船遇到九级风暴，那根纽带磨损了，破败了，但是由于两国人民的努力维护，终究没有断开，所以一旦雨过天晴，船仍旧能扬帆前进。日本人民对中国文化那种尊崇与感激的心情，就是他们维护住纤绳使之未能彻底折断的内在动力之一。而且我觉得，不从历史的角度去观察，对今天许多日本朋友那种真挚的友好心愿，也难以理解得深刻。 广岛一位行政官员极诚恳地说：“我们种水稻，是积累了一些好经验的，学起来也不难。你们好不好派几名农民来学习，我保证短时间内全部教会。”长岗京的人民正为与杭州建成姊妹城而努力，再三叮嘱，请作家代表团从侧面帮帮忙。而长崎的造船厂，主动提出欢迎中国造船工人来厂里实习…… 这种在文化源流方面的“认同”情感，在作家、艺术家身上就表现得格外浓重，井上靖先生的《天平之甍》已是家喻户晓了。这次我见到水上勉先生，又给了我极深的印象。那天《朝日新闻》社请客，招待我们吃“涮牛肉”，水上勉和我隔着红铜火锅对面坐着，一下子谈起禅宗来。他眯起眼，无限甘美地向我讲述他去湖北访寻禅宗发源地的情形。他到了湖北黄梅，那里已是一片青山，数段断垣，有的地方连瓦砾也没留下，可是他恋恋不肯离去。忽然，远处响起了笛声，万寂之中，不绝如缕，他感受到了那种超脱的境界，似乎找到了要找的东西……他在山中拣了两粒枇杷子，小心地带回日本，一颗送给朋友，一颗自己种在庭园里。朋友那棵枇杷树长得很好。他那棵却没有破土发芽，他又到朋友那里要枝条来压种。他眼睛望着空中，憧憬着说：“我的窗外就要长起一棵黄梅的枇杷树了，啊，真幸福！” 日本人民谦虚、好学，但又不生搬硬套，学来则按自己民族的特点加以发展改造。他们尊重历史传统，却又不拘泥、保守，而是广开眼界，兼收并蓄，只要“于我有利，就拿来为我所用”。这点，在长崎看得最清楚。因为长崎在锁国时代是唯一开放的口岸，所以那里留下来的遗迹最多，这里不仅有中国人建立的孔庙、佛寺，还有法国人建立的日本第一座教堂，荷兰人的“洋馆”、石板路。 我尊重他们这种宽阔的胸怀和尊重历史原来面貌的客观态度，但我不完全赞成一些观点，我把我的想法说了出来。一位日本朋友说：“我感谢你的坦率，从我的观点看，日本是个小国，面积只有中国国土的十六分之一，可是人口却是你们的十分之一，不敞开胸怀接受外国一切好的东西，怎么能挤进先进国的行列呢？” 这话使我很有感触。在奈良，我们曾对市长先生说过：古时候日本以中国为师，进入近代以后，日本在许多方面走在中国前边了。民主革命时期，中国许多革命家是在日本受的启蒙教育、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经由日本传进来的。在四个现代化进程中，中国要向日本学习的东西更多，现在轮到我们作学生了。 市长说：“中国是母亲，日本是吃母亲的奶长大的，儿子有时会超过母亲，可母亲终究是母亲。” 谦虚好学，这的确是日本人民在各方面取得长足进展的原因之一…… 话题仍回到“竹风”二字上来。长岗京人口不满七万，却是日中友好运动开展得最普及最热烈的地方之一。西园寺公一、清水正夫、秋冈家荣，都是此地日中友协的顾问。他们出版了一种日中友好期刊，取名就叫《竹风友好》，是以孟宗竹象征日中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的。我认为把这两字用来形容日本人民，也很贴切，虚心、有节、挺拔、长绿……我以有这样的朋友为荣，愿意学习他们重友情、爱学习的好风格。 ------------ 索尔兹伯里去德州 前年秋天，在闲谈时，哈里·索尔兹伯里对我说：“写完长征后，中国的改革又吸引了我，我要再写一本《新长征》，你对我这个计划有什么建议没有？” 我说：“希望你除去看先进典型，最好看一下最最普通的中国农村——代表多数农民生活水平的农村。中国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生活在农村里。” 他说：“你有没有更具体的建议？比如看哪里的农村？” 我说：“比如山东，是我的家乡，几个世纪以来生产水平都没多少提高。只是近几年才有了变化，或者说才开始变化。” “你能为我作向导吗？如果我去山东。” 我说：“我一定陪你去。” 就这么谈定了。他把这个计划告诉了接待他的单位，那单位也很支持。去年春天我在四川见到他，他就又问我：“可以决定过些天和我去山东吗？” 我说：“可以。” 五月初，由接待单位转来的一个电话，说他正在南方采访，打算几天后去山东；但我若不能去他就不去。我立即答应去山东与他会合。接待单位也很高兴我能配合他们的工作。不料中间出了岔头：山东有个单位的干部，传下令来，叫邓友梅自己去山东省某单位汇报陪同计划。并且说明邓友梅在山东的交通和住处等，一切由他自己解决。还说：“他要去德州、平原不行，那里不开放。我们招待外宾，谁都来插一手还行吗？” 中国作家协会与索尔兹伯里有工作交往。我个人对索也很尊敬。帮助这么一位对中国友好的作家完成写作计划，是我应尽的义务。我放弃自己手头工作去陪他，是个人作了牺牲的，并非认为和洋人拉拉关系就可以光宗耀祖，插一手分点好处。既如此，我只好通知出版总署转告索尔兹伯里：我没工夫去山东了，请替我表示歉意。 我以为此事就此结束了。可是过了些天，山东直接来了电话，问我：“你什么时候到山东与索尔兹伯里会面？”我说：“我已经决定不去了。”对方说：“我姓徐，刚刚接办这件事。以前的事我实在不知道。如果有什么地方不合适，我表示道歉，希望你还是来……” 这位同志很诚恳也很友好。我只好再次改变计划，动身去德州，等候索尔兹伯里。并没打听对我宣布不开放的地区，怎么对他又开放了。 5月17日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穿了条旧牛仔裤，长袖衫，胸口上戴着心脏起搏器，白发白胡须上落了一层黄土，精神抖擞地来到德州。我想，如果没有徐同志这个电话，我会失约。但是对这位年逾八十，走完了长征旧路两万五千里后，又热心关注中国新长征的好朋友失约，将使我自疚一辈子。为此我感谢徐同志。 索尔兹伯里一见面就拥抱我说：“好极了，我知道你会来！”并没说由于他的坚持我才能来到。 这晚上德州地区负责人准备了简单的地方风味的饭菜：香椿芽、高桩馒头。他吃得津津有味，谈得也很有兴致，他在饭桌上谈话也向来要记笔记。他问：“你们这里计划生育搞得怎么样？真实行了一对夫妻一个孩子吗？”地委书记马中才说：“没达到。现在在农村只能作到第一个生下后，几年之内不要生第二个，最多不准超过两个。城市里，干部、知识分子大多数作到了一对夫妻只生一个。”索尔兹伯里说：“是的，我在农村看到常有人身边带着三两个孩子。那么入学率呢？有多少孩子能坚持学完全部小学课程？”马中才说：“各个区县情况不一样。但山东这地方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习惯，特别是近两年富裕些了，大多数农民坚持叫孩子入学。平均百分之九十五可以坚持学完小学和初中。这几年本地考上大学的学生，在全省各地区中比例是较高的。”他还说了些具体数字。饭后索尔兹伯里对我说，这地方讲话比较老实。不久前他去过南方一个地方，那地方有位负责人说，他们那里完成计划生育的百分之百，入学率百分之百，坚持学完小学中学的也是百分之百。索尔兹伯里听了就不再往下问。他告诉我：“他们讲的可比***先生讲的乐观多了！” 我和索尔兹伯里住隔壁。当晚听到他的打字机又响到深夜。我和他有过几次较长时间相处，很知道他的习惯：采访一天不管多累，当夜一定把笔记下的材料整理完，打印清楚。我很想提请他注意身体，但这话不能说，因为美国人不愿你总叫他注意自己的年龄和健康。另外我对自己的观点是否正确也没把握。按一部分中国人的看法，他该算功成名就，生活无虑了。到了这把年纪，大可以养养花遛遛鸟，讲究点养生之道，安度晚年。他却带着心脏起搏器满世界奔波，每天工作不下十几个小时。他没说过自己要为什么主义奋斗终生，也没提倡过“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他却把物质享受实在看得很淡，自奉简约，至今手中提的还是二次大战中在列宁格勒用的那台旧式打字机。而把全部热情投在为社会付出上。对他来说，人生的价值在于奉献，工作是最大乐趣。 第二天，5月18日，我们就去平原县。 我在车上给他作了简单的介绍。平原县的名称来自战国时期“惠文王封弟胜为平原君”，已有两千多年历史，是典型的黄河下游农业区，这里又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三国时刘备在这儿当过县长，因为地方太窄，战事不已，半途从下水道逃走了。唐朝安史之乱，这里是前沿阵地，颜真卿就当了平原郡守。到了明朝，燕王扫北时，此地被杀得血流成河，十室九空，最后只好从山西往这里移民。我的祖先就是那时从山西移来的。军阀混战时，又成了直皖奉各系拉锯战的战场。而抗日战争一开始，日本军队就沿津浦线南下占了这地方。八路军随之开来展开游击战，这里又演出多少英勇悲壮的故事。这地方人虽然拼搏挣扎了几千年，吃饱肚子则是最近几年才实现的梦想。不过也就是得到了温饱，不要说和美国比，就是和广东、烟台等等地方比，生活水平也相差很远。你和农民交谈一下，会知道他们想些什么。一切你自己直接去看，去问，我不再多嘴。 9点多钟我们到了马腰务村。 这一天马腰务逢集。集上人山人海，尘土蔽天。赶集的人穿得大部分很整齐，面色健康喜悦。集上商品很多，许多大城市过时的服装、日用品，在这儿正时兴，所以陈列得琳琅满目。也有几个时髦青年穿牛仔裤，骑摩托车。蓝牛仔裤里还露出粉红色棉毛裤来，摩托车上驮着鲜鱼活鸡和香椿芽、嫩韭菜。女孩子还有挎着篮子穿高跟鞋的。因为街上人太多，我们只好把车停在村政府，步行去村里。我领他走到村北头，告诉他日本军队就曾在这里一次枪杀了三四十名抓来修据点的民夫。这个地方原有的居民全被赶走，安下了据点，住了一排日军和十多种不同的伪军和伪政权机关。我当时作为八路军的交通员给被俘的两个伤员传信，看到伪军用烧红的木柴烫普通老百姓，用子弹打断他们的肋条，就为了逼他们承认家中藏有枪支，叫他们家人卖房卖地来赎人。 他们尽管凶残，但又胆小，天一黑便拉起吊桥，锁上围子门，龟缩在堡垒里不出来。所以夜里的村庄又是八路军的天下了。我们收集敌军情报，作抗日宣传，向据点里的敌人喊话，甚至把传单投进围子里去。 许多赶集的围上来看我们。索尔兹伯里问：“这里是否很少见到外国人？” 我说：“有史以来大概见过两次：一次是日本军队，一次就是你。不过日本人在这里决没见过这么多笑脸，更没人向他们招手。” 他听了大笑，冲乡亲们招手，拍了许多照片。 我说我们在这里和日本军队战斗时你正在列宁格勒和希特勒战斗，咱们早就是战友了。他说：“我只是用笔，这里的老百姓可是用枪啊！值得尊敬的人民！” 我们回到村政府休息，请来几个村干部和农民说话。来的人多半很年轻，也有一两位老人。他们说话很朴实、坦率，给索尔兹伯里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索尔兹伯里问：“现在你们一年人均收入有多少？” 年轻的干部说：“600多元。平均一户还喂着三口猪、两头大牲畜。” 索又问：“十年以前呢？” 那位老头迟疑了一下，不好意思地说：“那时候一天的工值是九分钱，嘿嘿。” 索说：“那时候口粮能分多少？” 几个人抢着说：“平均每人每年不足300市斤，”“最少的时候120斤，一个月吃10斤粮食。” 索睁大眼问：“10斤？” 翻译说：“就是5公斤。” 索尔兹伯里把头狠摇了摇，满脸同情地望着我说：“5公斤那不会饿死人吧？” 人们说：“三年困难时期饿死过，不止一口；草根、树叶全吃。” 一个新村干说：“十年前粮食亩产才100斤左右，棉花才30斤！” 索问：“现在呢？” 村干说：“现在粮食单产1300斤，棉花500斤。” 索说：“简直不可思议；不还是这些地吗？” 农民们说：“地还是那些地，人也还是那些人，可政策不是那个政策了。吃大锅饭没人干活。现在家庭承包了，连黑带夜地干，也舍得上肥了！” 索问他们教育情况。他们说村里有一所小学、一所中学，还建了个幼儿园，最值得骄傲的是他们有个卫生所、5名医务人员。适龄儿童百分之百入了学，巩固率百分之八十，因为再要高产，不懂科技不行了，所以叫孩子上学。 在这里谈了一阵后，就到邓庄去。 邓庄距马腰务八里地，是我的故乡。我就是在这儿参加八路军的。四十多年来我只回去过两次，加在一起总共不超过几十小时。如今我已不认识几个人，而村子的面貌也大变了。以前只一户地主家有瓦房，那也只是房顶挂瓦，墙仍是土坯的。如今满街是砖瓦新房，连我自己家在何处也找不出来了。我们就到我的族兄有平家去，他在公安局工作多年，早已退休，新盖了五大间瓦房，正好接待客人。事先县里打电话告诉过他，他就炒了点花生，弄了点栗、柿饼之类等我。村里人知道我来，一些近支的叔叔伯伯、婶子大娘全来等我。一看来的这个洋人，他们又发怵了，一时不知怎么好。我就出主意，本家的人和女眷全上东屋去，我和他们谈家常。把索尔兹伯里放在西屋，男人们去陪他闲扯。这个主意一说，立即得到了“中外人士”的一致赞同。但索尔兹伯里和村人谈了些什么我就无从知道了。谈了四五十分钟，索尔兹伯里找到东屋来了，我就把我的叔叔、婶婶、堂弟、侄女一大家人介绍给他。他为我们团聚祝贺，说我堂弟长得比我漂亮得多，便提出要上我家去看看。没想到这回却不那么顺利了。我家的房子是全村最破的，我那堂弟十分爱面子，说什么也不同意叫他看。我只好领他上巷子里看看，我说：“这里的房子样式全差不多，你把他们想象得破旧一点就是我的家了！”他跟我走了几条巷，对我们那里的猪圈尤其感兴趣。看到耕牛和毛驴全拴在街边也觉得有趣，只是没看到我家有些遗憾。其实我也很遗憾，只因为时间有限，我又不耐烦去说服家人，我没坚持去，很有点对不住他。 中午按计划要到城里去吃饭，我们就只好告别。这时来送行的人已站满了村头，索尔兹伯里向大家招手，笑着上了车。在车上我问他：“你和他们谈得好吗？印象怎样？” 他说：“谈得很多，我的印象是这地方几千年间生产水平几乎没有变化。而且看起来十年前的生产水平比三十年前还低，有时甚至赶不上解放前。而这十年之间你们又超过了几千年的进程，一切变化都是在近十年发生的！你们说的三中全会以后才发生的！” 他吸了一口长气，又说：“再一个印象是，你们这里的人是真心拥护***的，由衷地拥护改革，很怕再走回头路！喂，不要小看这一点，我也到过中国别处的农村，并不都是这样啊！有人也说拥护，我看得出来是勉强的！” 他冲我挤挤小眼，然后笑起来。 过了一会儿，他问我：“有件事我总想不明白，毛**先生在领导革命、夺取政权时期无疑是个天才，是极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怎么建国以后……” 我说我也不明白。依我听到的和个人揣测，大概有两个可能性不能排除。一是中国连年战争，武装斗争的经验易于学会。而建设呢，缺少现成经验可学。建国初期一边倒学苏联，其实苏联自己有些事就并没弄好；第二个可能是毛先生虽然伟大，也会有不能免俗之处。唯我独尊后就再也听不进不同意见，自己又很少到国外和到生活底屋去了解情况，一切靠听汇报，有的人就会专门按他的口味去编造汇报材料。汇报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证明毛的判断件件准确，毛的决定个个正确，句句是真理。当然，中国经济发展停滞还有别的原因，但这两条可能的因素是不能排除的。 他说：“是的，会有更多的原因。这两条大概也不能排除。” 我们匆匆在县城吃了中饭，又动身去看几个乡镇企业。这些大部分是简陋的小型工厂，如把棉絮为原料的纤维板厂、服装加工厂。只有一个以麦秆作原料的造纸厂是规模较大、近代化设备的。可以说这些都还是现代工业的雏型，但这一切在这块土地上却是“第一次”，是这片古老的农业地区进入商品经济的里程碑。索尔兹伯里看得饶有兴趣。我们又去看了两个专业户和一个敬老院。两个专业户，一个养鸡，一个喂貂，养鸡的这一位在日本侵华时期作过日军翻译，建国后以汉奸罪判了20年徒刑。在劳改期间他学会了养鸡。刑之满后，又在当地劳动一些年。1981年回乡时，借住在队里的牲口棚中。改革开放之后，他发挥一技之长，向政府贷款办了个雏鸡场，几年下来成了年收入万元的富户。此人怀着悔罪心情，发财后作了些好事，被家乡人选上了县****。索尔兹伯里和他谈了几句，看了看他的鸡场就走了。上车后他对我说：“对于背叛祖国、替敌人服务的人我无法消除厌恶感。但是，这个人的事很有说服力，证明你们的经济改革政策为每个人创造了竞争的机会。对这一点我很感兴趣。” 在路上偶然谈起来，平原是义和团的发祥地，他的兴致又来了，问我能不能讲点义和团的事。我说我一知半解，我可以介绍一个朋友给你讲，此人收集义和团的资料十分丰富。晚饭时，我就请来了平原县志的编辑焦力军同志，他刚刚写完两本关于义和团的小说，满肚子资料。刚谈了一点索尔兹伯里就入了迷，一个劲地提问记录，结果这顿晚饭吃了很久也吃不完。我看远没有结束之意，就建议他们饭后到卧室去谈，这样才勉强吃完了饭。我悄悄嘱咐焦力军，别谈得太久，老头跑了一天了，要给他休息时间。就这样，也还是谈到了将近午夜。焦力军走后索尔兹伯里对我说：“真遗憾，焦先生有事情走了，我还有许多事要了解。”我只好如实告诉他，焦先生是我叫他告辞的。我不能同意你们无休止地谈下去。他摊开两手作个无可奈何的样子，拍拍我的肩，哈哈大笑。 19日早晨，我们回到德州。在下边已作了直接调查，他认为再有点概括性的了解更充实，这天上午就请地委书记马中才作介绍。马中才是位研究生出身的工厂管理干部，当过几年钢铁企业经理，到德州两年颇有政绩，他很会说话。开头讲了几个数字就把我们震了一下。他说德州地区自1958年至1978年的20年间，净吃国家返销粮吃了35亿多斤；全地区人均分配不超过47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10年间，农村人均收入达到502元，年年有超额糖粮给国家，全区国民生产总值比10年前增长4.2倍。原来这地方工业产值的增长速度在山东省是第14位，今年跃居第一位了。棉花总产占全国首位。但是在全国来说，我们还是欠发达地区。在全省，我们也只能算中等水平，比起烟台等沿海地区相差很远，我们增长速度快是起点低的快，人家比我们慢，可是在高水平上的慢，我们有许多短处，最大短处是人才不足，专业知识人才尤缺。 他这样一个开头，自然吸引人们听下去。恰好这时有人来找我，我便失去旁听的机会。后来我问索尔兹伯里这次谈得怎么样？他说谈了许多数字。他是最不喜欢数字的，可这些数字却非听不可。 他晚上回北京。下午我们可以松弛一会儿，他又要求去看古运河和苏鲁五墓。我们在雨中游览了大运河。他说他在中国作了多次采访，这次采访是他最难忘的几次之一。我问他：“什么地方难忘？”他说是看到了真正中国农村生活。中国有许多被采访的人，谈的是实话，但都是公用的观点和语言，没有个性，没有感情；这次碰到许多人都是讲他个人自己的话，就太宝贵了，我这样才能知道你们改革政策多么有群众基础。真的，这地方的人是真心拥护***和共产党的改革政策的。 我比他晚回北京几天，回来后他已走了，给我留下一封信，再次感谢我陪他作这次旅行，并且约我秋天去美国时到他家小住，他说他那个小镇很有趣，也叫“索尔兹伯里”，不过与他没关系，完全是偶然的。 ------------ 漫步意大利（之一） 一 年事日增，人变得懒，对旅游已失去兴趣，如果说还有什么心愿没了，那就是想去一次意大利。去意大利不是着眼于旅游，而是访学，是朝圣。类似去黄梅谒五祖寺到六榕参六祖遗迹。我不是佛教徒，但尊敬博大精深的禅宗大师；没研究过西洋文艺，但我崇敬登峰造极的文艺复兴大师们，他们的成就使整个人类骄傲。所以当我终于拿到北京至罗马的飞机票，登上波音757的时候，虽然激动，但不轻松，有一种说不明白的庄重感。 “蒙泰洛文学基金会”的负责人兰蒂尼先生邀请我去意大利，是三年前的事。因为各种原因，直到今天才成行。 飞机是晚上起飞，十几小时后到沙加，仍然是夜间。 沙加机场我曾多次经过，豪华的机场大楼像戈壁中的一座绿岛。金碧辉煌的候机室，灯光烛影的咖啡厅使人常恍似置身在巴黎、纽约的某间大厦内，但往窗外一望，四周却全是一片沙漠。这里是中国民航往返欧洲的中间站。海湾战争期间，这个机场曾封闭过一些天，重新开放后我还是第一次来，发现有些变化。原来靠走廊一侧有一溜柜台。专卖免税商品。因为来往最多的是中国班机，服务对象主要是中国人。柜台除了烟、酒和当地特产金饰品外，其它商品都是按中国人的购买力准备的。最早摆的是电子表、计算器、手表、小型录音机，过了一阵就换上了电视机、录像机、组合音响和游戏机；再以后就增加了服装、首饰、化妆品。人们说这小柜台是中国人消费水平的测量器，这次来一看，鸟枪换炮，小测量器换成大检测仪了，那一溜小柜台改成一排咖啡座，而把一间大候机室改成了超级市场。吃的用的，穿的戴的，满满摆了一屋子，数量、品种、档次今非昔比。而且大部分售货员都会说几句中国话“你好，谢谢”，“这个是美元的价钱……” 我们这趟班机是由北京开出的。按照惯例，回国班机上的客人才真正买东西。所以尽管在超级市场内转的人很多，并没几个人正经买东西。只不过随手买点日用品在旅行中用。我买了一瓶酒，同行的上海作家宗福先买了几件鳄鱼牌T恤衫，就坐到咖啡间去等候通知上飞机。 等了好久没有动静。既没有广播，也没有人通知，那通知登机的灯牌就是不亮。人们有点不安了，也就有人设法去打听消息。终于打听出飞机出了故障。至于什么故障与何时修好则属于机密。无法打听，人们正在议论，机场服务人员用手推车推出了一堆饭盒来，宣布请大家用餐。人们上去问他何时能飞？他有礼貌地回答：“无可奉告。”大家弄不清是当地机场尊重我们习惯，按我们办法办事，还是他们也有和我们一样的传统，飞机误点时既不向乘客说明原因，也不讲明何时能飞，更谈不到赔偿乘客的损失。在这类事上外国一些公司要比我们傻得多，我有次乘坐西方某公司班机去美国。那飞机起飞因故往后推了半天，等上飞机时，机场工作人员就问我：“您是愿意换乘一等舱还是退你二分之一的票款？我们耽误您的时间，非常抱歉，这一点是对你的经济补偿。”我想照这样在今后的竞争中他们肯定会败给我们的航空公司的。不过如有机会我倒是还愿坐这有公司的飞机，我觉得他们有人情味，即使多赚我几个钱我也情愿。 在候机室里一直呆到东方发白，一轮红日从阿拉伯沙漠上慢慢升起，这才有了请大家登机的信号，也才听说是飞机的轮子出了问题，换了一个轮子。 上飞机后，坐在宗福先身边的一位华人朋友看他拿着鳄鱼恤，笑着问道：“在这里买的？”宗说：“是的。很便宜，才四美元一件。”那朋友笑着用肯定的语气说：“不贵，不过是假货。”宗福先疑问：“假的？”那人说：“你放心，衣服并不坏，但牌子是假的。”宗福先仍有点疑惑，但没再说什么。过了会儿两人又闲聊，宗问那位朋友从哪里来，到哪里去，那人说他是外籍华人，在某国开工厂，这次回中国看亲戚来了。宗问：“先生开什么厂？” 那人说：“开服装厂，这假货就是我做的。” 我们互相看看，忍不住大笑起来。 二 又飞了七八个小时，中午稍过到了罗马。 走出边防站，在众多的人群中我就看到两位女士举着个牌，上边用英文写着“DENG YOU MEI”，但两位我都不认识。近年来我老化明显，记忆力衰退，最容易忘的就是人名、电话号码和人的面貌。不过这么漂亮的女性若是见过是不该忘记的。我凑过去招了下手，姑娘们就笑嘻嘻地走了过来，这时翻译王涣宝教授也就跟了过来。一问之下，才知道，年纪大点的是兰蒂尼先生的代表，兰因为忙于准备颁奖的事来不了，请她代表来欢迎我们，那位年轻漂亮的女士名叫拉贝达，是旅行社的工作人员。我们在意大利的全部旅行事宜包给旅行社了，她将一路陪同我走遍全程。这个消息使我们很高兴。由旅行社包办我们的旅行，可以免去许多礼仪性的应酬。有这么位漂亮姑娘作陪同，路上将会很愉快。我们五个人中，四个是男性，男士们由女性来管理，肯定比由男性自己来管理少许多磨擦，有了矛盾也容易解决。文学前辈高尔基都说过，牙疼时，找女大夫来拔牙就比男大夫拔的疼感小，有位女大夫给他拔牙时允许他吻她的手，为此连好牙都拔下去了他都没有感到痛苦。高尔基尚且如此，何况我辈乎？ 罗马并不很大，从机场到市中心走了一个多小时，就对这个城市的基本面貌有了个总体印象。印象是现代的建筑并不显眼，古代遗址却遍布全城。庄严肃穆，气势宏伟，精雕细刻，古色斑斓的遗迹随处可见，擦一下眼睛的时刻都会错过一处有价值、可欣赏的古代建筑遗址。这一路上我们就经过了天使古堡、古罗马斗兽场、凯旋门…… 旅行社给我们安排在最繁华的街道上的“普拉喳”旅馆。世界很多地方都有“普拉喳”饭店，东京、纽约的“普拉喳”，全是最新潮、最现代化的建筑。这个“普拉喳”也是在最繁华的街道上，却是一栋老式的低层建筑，好在这里的繁华区也和巴黎、纽约、东京等地闹市大不相同，街道狭窄，建筑老旧。商店的装饰、格局都多了几分含蓄，少了几分张扬。有的时装店，其设计师是世界闻名的，展出时装是价值连城的，但那店堂门面不过像纽约、东京中等商店的规模，只有从它橱窗的品味上才能辨出它的真正身价。这里每个橱窗都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风格，每个展台都是个创造，绝不与另一个重复。这个酒店和别处“普拉喳”的不同处我想就在于他的贵族气派。进门一看那穿燕尾服的领班，描金雕花的硬木桌椅，楼梯口伏着的石雕狮子，屋顶悬挂的水晶吊灯，恍惚进了文艺复兴时期那大公的宅邸。但是这里没有商店、书报店、音乐酒吧，也没有浓装艳抹、光彩照人的接待小姐。住房中也没有那么多现代电气设备。甚至除了古典式的硬木桌椅外连沙发都没有。气派是高了，但少了些现代酒店的方便和舒适。 安排好住处，休息了一刻，就到街上去散步。旅游小姐把我们一下就拉出了国界，到了梵蒂冈。 梵蒂冈也算作独立的主权国家，它幅员只有0.44平方公里，国民也只有1000多人，但五脏俱全，有教皇，有国务卿，各个部，有自己的通讯社、报纸、广播电台，甚至还有一个火车站和一小股铁路。好在它和意大利之间的“国境线”并没布上铁丝网和真空地带，只在柏油路上划了条黄色的标志。所以我们一步就跨出了意大利的国门，来到它的心脏地带，教皇宫和圣·彼得大教堂前的那个著名广场。 这时天色已晚，已来不及进去参观。我们只在广场上散步和瞻仰圣·彼得大教堂的恢宏外貌。 圣·彼得教堂是世界著名的伟大建筑，其名声和在建筑史上的成就都是第一流的，被认为是人类智慧的结晶之一。最初，在公元一世纪，它只是由教皇阿那格莱在圣徒圣·彼得的墓地上建立的一个小教堂。公元319年君士坦丁大帝嫌它太小，花费6年时间把它造成了一个大教堂，这个教堂到15世纪中叶，恰好是文艺复兴浪潮汹涌澎湃激荡着整个意大利的时期，它要崩塌了。当政的教皇尼古拉五世决意重建。工程从1452年动工，干了几十年，到1506年连图纸还没最后确定下来。由此可见，世界上不光是我们中国才有长胡子工程。1506年教皇于勒请勃拉芒德主持设计，可还没设计完，教皇和设计家先后都去世了。新教皇雷翁十四又把设计的任务交给著名的画家拉斐尔。勃拉芒德原来设计的是希腊式的，拉斐尔接手后便按自己的审美观改成拉丁式。干到1520年，也就是从开工算起过了70年，还没有完工，拉斐尔又死了。拉斐尔一死，希腊派和拉丁派两家可就争了起来。这边说还是希腊式好，改成拉丁式完全是方向性路线性的错误；那边说，希腊派不合基督教精神，是外来的形式，拉丁式才是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坚决反对一味崇洋。两边的头目都死了，少了权威，这争论就不分胜败。又过了26年，也就是距开工100多年之后的1546年，教皇把这个任务又交给了米开朗琪罗。米开朗琪罗保留了希腊式的布局，却把邦丹翁式的弧顶改了翡冷翠式的穹窿。我想也是“土洋结合，洋为意用”的意思吧。再加上米的权威性，这下子才算通过，但直到1564年米氏去世，这屋顶也还没盖完，直至1626年，也就是这教堂初次建成的1300周年纪念的日子，才算完成交付使用。不过这说的是教堂主体建筑，教堂门外的这广场，这长廊，却是另一位大艺术家裴尔尼尼的创造。 没有这教堂，只这个长廊也足够使这里成为世界级的名胜区了。 这座教堂总面积15000多平方米，高132米半。正面是巴洛克式，分两层，最上层是耶稣和14位圣徒的雕像，雕像两旁两口大钟。往下是8个圆柱4根方柱，中间一字排开5扇大门，从大门处下来便展开了这著名的广场，广场中间是埃及式的大圆柱，柱两边两个精雕细刻的大喷泉，围着广场便是裴尔尼尼设计的用巨大的圆柱支撑的弧型长廊。长廊宽17米，用4列巨柱分成4条通道，中间那条可以并行两辆马车。沿着整个长廊的顶部，立着162痤塑像。面貌不同，姿态各异。单个看刻画入微，神形俱备；整体看，呼应对照，气象万千。每变换一个角度，都有不同的感受。这像一部巨书，要一页页的仔细读下去，怕不是一天两天，一月两月之功。我们只得粗粗品味一番，走到喷泉边上去喝水，从石雕天使的瓶中接到口中的泉水是那么清冽、甘甜。是我从各种包装的“矿泉水”中从没品尝到的。 我认为这样恢宏精美，在古代建筑史上堪称登峰造极的成就，仅仅靠个人的技巧是达不到的，创造它的人不仅要有学识，而且要有理想，有信仰。不论他们的信仰和理想在今天的人看来有多少不合理，不科学，在他们却必定要坚信不渝并愿为之献出整个生命才能想出并把它实现。怀着这样的心情，我在长廊旁的纪念品店买了一挂有圣像的素珠，作为对人类文化作过重大贡献的大师们的一点怀念。 这晚上我们在一个古老小巷中一家餐馆用饭，餐馆不大，在露天摆了一溜餐桌。吃饭时有位歌手弹着吉它走到各桌前唱歌。饭后拉贝达领我们进到屋内去参观这餐馆的一口井，那井在一间地下室内，还保留着古代用过的提水工具。并且看到它在古代画家作品中留下的形象。原来这餐馆从17世纪就开业了，这口井据说是罗马最古老的井之一，意大利曾为它发行过一套邮票，这也算罗马的古迹之一。 站在那井旁我想到了我们在“*****”中一些真正古迹的命运和近几年起哄制造的各种假古迹，就到酒柜前又喝了一大杯店主人好心奉送的葡萄酒，酒有点酸，可叫人兴奋。 三 第二天参观，我们就从梵蒂冈开始。从我们头天晚上来过的圣·彼得广场开始，整个梵蒂冈的核心、精髓、中枢……一句话，就是使梵蒂冈所以成为梵蒂冈的主要部分，全都集中在这个地方。构成梵蒂冈圣城的主要建筑物有三，一是教廷（包括教皇的宫殿），一是西施庭教堂，一是圣·彼得教堂，这三个建筑物都紧紧地挨在一起，排列在圣·彼得教堂广场的后边左侧。梵蒂冈宫应该说是在左前侧，长廊的左边，因后来修成的圣·彼得教堂太宏伟了，对比之下，就显得它没有多大气势。其实它也是够壮观的。这是座巨大的多层建筑，向街的一面数层窗全部关闭着。人们告诉我第二层左边第几个窗口，是历代教皇和群众见面的地方。每个星期教皇都要在那个窗口出现，向广场上等候他的人们祝福。这个场面我在报纸上和电视上似乎见过。我们径直买票到教廷内部去参观。 教廷内部像是迷宫，曲里拐弯，上上下下，走了许多殿堂，看了不少宝物。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第二层。这第二层是全教廷的精华所在。不讲别的，只那些拉斐尔画的壁画就足够使它不朽。 梵蒂冈教廷是在14世纪建的，当时执教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和他BORGIA家族住在第一层。这第一层就由当时拉斐尔的前辈翡冷翠派画家们完成了绘画和装饰。而第二层就毫无装饰。到15世纪，教皇换了于勒二世，这位教皇和亚历山大教皇是世仇，而这位慈爱的上帝在人间的代表并不打算实行宽恕博爱等信条，他对亚历山大的仇恨始终不能从心头抹掉，以致住在敌人住的房子里他连觉也睡不着。他决定把住室搬至二层去，并下令把这亚历山大住过的第一层永久封闭。（从这时起这第一层就整整关闭了3个世纪。） 教皇决心要使他住的第二层在艺术上也压过第一层，他请来了当时第一流的画家罗奇纳·索杜马、西乌勒利等人来为二层画壁画。画出几幅后教皇看了不满意，正想不出办法时，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了罗奇纳的徒弟青年画家拉斐尔，他发现这青年比他师傅高明得多，立刻下令把原来请来的画家全都打发走，把装修大权交给拉斐尔，要他把他老师们画的画全毁掉由他另画。 拉斐尔由于对他师傅们的尊敬，没按教皇的吩咐办，他保留了原来画好的部分，只是在尚未画的空白墙上画上了他自己的作品。这样我们现在就看到那些作品和拉斐尔画的并存，从而使我们有个比较对照的机会，使我们信服地看出拉斐尔超群出众之处，虽然这绝不是拉斐尔保存他们的原意。 拉斐尔总共画了四间房子的壁画。最主要的两幅画是画在教皇的签字厅里的。这签学厅是教皇每周一次签署宗教法庭文件的地方。非常高大宽阔。它实际上是个大穿堂，对面两片墙上相对各有一扇大门。拉斐尔的画就画在左右两边设有门的两片墙上。 这两幅画顶天立地，底边长770厘米，一幅叫《雅典学派》，一幅叫《圣体争辩》，是全世界知名的无价之宝。《雅典学派》画的是历代著名哲人聚在一个大厅里，寻求关于人类自身的由来、前途、命运等困惑问题的答案。在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周围，几乎整个古代哲学家全在绞脑汁。有的几个人一组在研讨争论，有的一个人在沉思，而亚里斯多德和柏拉图一个以手指地，一个举手向天，像是谁也不能说服谁，虽然是这么令人苦恼的一个主题，但是画面色调明朗，构图优雅。人们呆在一座大厅的穹顶下，两旁大理石墙上树满洁白的雕像。透过身后的一道拱门又一道拱门，看到室外蓝天白云，透视的运用可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在它对面的那幅画名叫《圣体争辩》，画面上的人物分作4排，用白云把他们隔成上下两部。上部是天上，有两排人物。第一排是天使和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俯身为耶稣祝福。第二排正中是受伤的耶稣，圣母玛丽亚和约翰，两旁拱卫着圣徒们。下部表现地下，也分两排。上一排中间的案子上摆着圣体，两旁坐满了有名有姓的圣徒们，其中有耶罗母、哥里高利·奥古斯丁，还有诗人但丁，这些人又分作几组在作对话、视线、感情的交流，中心都向着桌上那烛台似的圣体。最下边，也就是最前边则是众多的信徒。每个人物都有自己的神态和不同的姿势。上下4层综合成天地之间、神人之间相互呼应的光明祥和的宇宙。这幅画到底表现什么意思，颇有争论。有人说这幅画是回答上幅画的。“只有圣体学说才能解答人类最困惑的那个问题。”另一派人则说这是牵强附会，其实连这画名全是后人给硬加上去的，这画实际上画的是一场宗教仪式。但不管什么主张，对于这是一幅了不起的艺术珍品这一点绝无争议。 这两幅画怎么好法，早有几代专家写了多少本专著，用不着我来多嘴，叫我讲我也讲不清楚，因为我根本不能把那些专著全读懂，我来此就是老老实实的看画，我确实觉得这画好，被它震住了，要勉强形容一下内心的感觉，就好比沉迷于庄严优美的乐曲演奏，忘了自己也忘了周围的现实世界，完全置身于一个梦幻的却又是真实的境界中。那情绪是远离我们的却又是我们都曾体验过的。没见它之前我并没觉得缺少什么，看过它之后却觉得这世界如果少了它就减色了许多。这个世界就应该有过一个拉斐尔，就不能没有他画的这些画，不然这还成个什么世界呢？ 我是在迷迷糊糊的精神状态下走出梵蒂冈教廷的，又因为出教廷没走大门，只出一个屋门，转过一个小阳台，就换了地方，所以进入西施庭教堂好半天我还没弄清楚我在什么地方。 西施庭教堂令人震奋的东西更多。但限于时间和精力，我只能把注意力全放在米开朗琪罗的天顶画上。 用文字叙述画面是不明智的。这些画的复制品传遍了世界。也用不着我多嘴。你可能一直没听说过什么西施庭，根本不知道谁是米开朗琪罗，但不见得没看过那些画。战争年代我们在河南打仗，解放了一个小城后，在城里的天主教堂捡来一大叠画片，带回文工团作学美术的参考资料，我曾分到几张背着它走了许多地方。解放后读了点有关的书，才知道那些画片全是复制的名画，其中就有《最后的晚餐》和《创世纪》。又过了好几年，才弄清了它们的作者一个叫达·芬奇，一人叫米开朗琪罗，两个都是意大利人。而这两幅画具体是存在于意大利什么地方，它们是在怎样的情形下画出来的，则又是近年来才弄清楚的事。这次看到米氏的原作，更多的是满足了我对这位艺术家的崇敬心情。 我们许久以来就很明白了一个道理：对文学艺术创作最不能用强迫令来领导，只按领导意图创作的文艺家也绝不会有好作品。正是在理解了这一点之后我才对米氏的成就视为奇迹的。我就对米氏充满同情和敬佩。不是敬佩他如何为争取创作而战斗，不，他有那个雄心但没那个条件。他是屈从在奴隶式境遇中创作的。但他在那样的环境下竟能创造出这么伟大的作品，以致使人怀疑专制和暴虐对一个坚强的艺术家到底有多大束缚作用。 米开朗琪罗是雕塑家、建筑家，但他对绘画不仅毫无兴趣甚至有些偏见与蔑视，他是从来没有过要作画家的念头的。 1505年教皇于勒二世把年仅30岁的翡冷翠雕塑家米开朗琪罗召进教廷，要他为自己建造陵墓。他要把这陵墓建造得和罗马城相称，有山一样大的建筑，有四十几座雕像，完全是用大理石造成。米氏正要在雕塑这块天地中大显身手，对这命令欣然接受并雄心勃勃，为此他亲自进山里去选石取材。为这用去了8个月的时间，大理石运来罗马后摆满了圣·彼得广场，石块的高大和美丽曾使教皇为之狂喜，群众为之惊叹。米氏磨拳擦掌就要上阵大展宏图了，突然天地变色，教皇改了主意，把这个工程取消了。这不亚于五雷轰顶。米氏一听就不顾一切地找教皇辩理，结果是使他彻底绝望。 这是事出有因的。要知文人相轻，自古皆然，文艺界热衷内耗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专利品，原来正当米氏沉迷在对陵墓的设计中时，另外几位也不算小的艺术家感到自己的权威地位受到了威胁，经过密议，向教皇上了一本，说是在活着的时候就建筑陵墓对教皇命运不利。建议把财力精力用去重修圣·彼得教堂，这才功德无量，消灾免祸。三说两说，教皇被说服，改变了主意。把米氏发挥特长的机会毁灭了。 米开朗琪罗在这时还要去和教皇争辩，不是找没趣么？果然，连教皇都没见到就叫教皇的保镖把他给轰出来了。这不仅使他的艺术创造化为泡影，而且经济上也破了产，因为他买的石头和从翡冷翠召来的工人钱教皇都还没付而且也不会再付了。米开朗琪罗来了艺术家的脾气，一怒之下离开了罗马，回到翡冷翠去。 教皇知道后非常愤怒，派人去追他，他还竟敢违命不回，教皇就下圣谕叫翡冷翠大公把米氏送回来，大公无可奈何地对米开朗琪罗说：“你敢跟教皇发脾气，这可是连法兰西国王都不敢干的事，我不能因为你得罪教皇，你趁早回罗马去请罪，那我还可以替你写封求情信，请教皇从宽处理。” 米开朗琪罗想逃往土耳其，没去成，想在翡冷翠躲着，躲不住，艺术家的脾气拗不过教皇的权势，最后还是得老老实实硬着头皮去见教皇请罪。翡冷翠大公特意派了一位主教跟他一块去为他求情。到了那儿，求情的主教还没说几句话就被教皇一顿乱拳打出来了。教皇命令米氏给自己在鲍洛尼城造个铜像，管制考察，以观后效。 米开朗琪罗搞的是石雕，从来不知道铜像是怎么个造法，只得从头学起，干了两年多，健康受了极大损害，总算把铜像造出来了。可没多久教皇的敌人又攻占了这个小城，把这铜像砸破改铸成大炮，米开朗琪罗被教皇带回了罗马。 米氏离开罗马这些年，他的那些同行冤家完全成了艺坛当权派。消停了几年，看他又回来了，又感到了威胁。便再想方设法治他。他们认为真正要打垮米氏的办法不是挤走他，最好是在艺术上使他出丑，从精神上打垮他。这时正建造好专为教皇用的新西施庭教堂，建得格外高大，长40米，宽13米，穹形屋顶有800平方米的面积，同行们知道米氏对画画比浇铸铜像还外行。而这时拉斐尔在教廷画的壁画已经都完工。而且有了登峰造极的定论。他们就向教皇建议，叫米开朗琪罗到西施庭教堂那800平方米的大屋顶上去画屋顶画。要以拉斐尔之长胜米开朗琪罗之短，这确是制服米氏的绝招。教皇本来对米氏的一肚子气还没消，一听这建议，马上首肯，立即下令叫米开朗琪罗爬到屋顶上去干这个工作，米开朗琪罗这回告了饶，向教皇辞谢说：“这不是我的本事，我绝对不会成功的。”他甚至心服口服地向教皇推荐拉斐尔来接这个任务。可教皇下令说：“只能照办，不许推脱！” 尽管是天下第一的大师，尽管是空前绝后的巨人，他既没再发表声明，也没有进行抵制，忍气吞声爬上脚手架仰面朝天画那屋顶画去了。 米开朗琪罗在那脚手架上仰面朝天地整整画了5年。这个既不懂壁画又鄙视壁画的人用生命和意志创造了奇迹，给世界留下了这么一片光芒四射，美不胜收，绝无仅有，空前绝后的彩色丰碑。 米开朗琪罗把这800平方米的面积分成了三部分，中间拱顶部最大的部分，他画了圣经中有关创世纪的主要故事，就是我们从各种画刊复制件中常见的《神分明暗》、《创造亚当》、《伊甸园》等9幅名画。每幅都独立成章，合起来又成为一个整体。第二部分是顶篷左右有8个三角型的穹窿。他画了基督的家史。第三部分是周边的三角形空位上画了各种寓言者和女巫。整个屋顶画了434个人物，成百个故事。人物和故事，不同题材都用花卉图案分隔开。虽然画的是宗教内容，但绝没有超尘离世之感，人物的形象，环境的铺陈全是现实世界写真，即使今天的人看，也不觉得那天上人间和我们有多少距离。 5年时间，这是按天体运行的周期来说的，对米开朗琪罗个人来说可绝不是生命的几分之一，这5年简直可以说是用了他整个生命的绝大部分，他从画架上下来后眼睛已经不能像正常人那样平视了，哪怕看一封信他也要举到头顶上仰起头来向上看才能看得清楚，他自己曾写过一首诗描写他那非人的工作状态： 我的胡子向着天 我的头颅弯向肩 胸部像枭鸟外腆 画笔上滴下颜色把我脸涂 成花花绿绿的图案 腰缩向肚腹 屁股变成秤砣 两眼昏花，视力猛减 以手带目，步履艰难 前身拉长，后背缩短 全身像一支弓被绷紧了弦 …… 看过西施庭这片辉煌屋顶的人，会相信他这里并没有夸张。我仰头望着那些巨大的画幅，不一会儿就要低下头缓解一下脖子的酸痛。导游小姐叹口气说：“我们看一会儿都这么难受，他要在上边画5年呢！” 面对着这人类的奇迹，我完全被震昏了。我常为自己经过的创作逆境而遗憾，也为朋友们遭遇到的逆境而不平。而像这样在被凌辱被折磨的环境中用自己不熟悉的技艺，以多少个日夜创造出的艺术瑰宝，我不仅没见过，实在是连想也没敢想过，这不只是艺术的成就，也不仅是个人奋斗的奇迹，这是人类生命之火燃烧的光芒，是人与命运殊死决斗并终于取得胜利的凯歌。 别因为他是艺术家便忽略了他更重要的品质吧。 米开郎琪罗是英雄，是无畏的英雄，是敢和自己和命运决一胜负的英雄。这并不比在冲杀声拼出性命容易，要在那种非人的折磨下时时保持创造者的自信心境，不断迸发创造的火花，要在最严酷的束缚下保持内心的最大自由，在最难堪的屈辱中保持最高的自尊，这容不得一点犹豫，容不得一点气馁。虚伪和矫情毫无用武之地。只有铁一样的意志，铁一样的信念才能把世俗的压迫踩在脚下，让生命之花开得这么灿烂。 我们学不来米开朗琪罗的艺术天分，但要学他这份品性。 四 从西施庭教堂的边门出来，就到了圣·彼得教堂左侧一个夹道中，出夹道就是圣·彼得教堂的正门，也就是整个广场的正中间的位置了。昨天我们在圣·彼得教堂外边已对它的前景和整个轮廓作了番欣赏，这次便直接进到了教堂里边去。 圣·彼得教堂之宏大，仅在外边还感受不深。有些建筑是在外边看起来很壮丽，进到里边便不那么惊人了。圣·彼得教堂却相反，进去后反而比在外边观看显得更加宽广高大。您可以设想一下，站在跨径41.6米宽的大圆顶底下仰头往上看那137.8米高处，被彩色玻璃染成玫瑰色的阳光照耀得似真似幻的金色穹顶和似隐似现的十字架上的耶稣受难像那种感觉。脚下就是争论了数十年没有结果，后来在米开朗琪罗手中完成的十字形的大殿。这十字横竖各长140米，27.5米宽，46.2米高。在这么大的空间里从上至下，前后左右全被精美的雕塑、描金的彩画填满，人站在里边就像一只蚂蚁掉进一口镂金嵌银、玲珑剔透的多宝橱中。但这是多么巨大的一个多宝橱啊。不说各个龛中有名有姓的先知和教皇的塑像，只圆穹四周和屋隅角落那数不清的装饰性天使塑像，每个都比真人大许多。进门左侧头一厢龛内就是米开朗琪罗那尊有名的《哀悼耶稣》青铜雕塑。圣母玛丽亚低头抱着从十字架解下来已经失去知觉的耶稣。母亲无告的悲痛和献身者那超脱的境界从两个人的姿态和面部上表露得细致准确，含蓄深沉，看过后使你再也迈不动腿，忍不住要擦眼睛。这些塑像，这些彩画，互相辉映，互相配合，使整个殿堂浑然一体，细细观察，绘画的每一根线条，每一笔勾绘，雕塑的每一条衣褶，每一根须发，无一不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绝没一点敷衍，绝没一丝马虎。 走出圣·彼得教堂后。我很久不能平静。我觉得一下明白了许多，成熟了许多，我想先冷静下来，准备再去威尼斯，翡冷翠，准备更用功地去读这本形象的大书，领悟更多点人生和艺术的真谛。 坦白的说，这么宏伟又这么精致的建筑物我从没见过，我突然明白了一个早就应该明白，而实际上现在才具体感受到的真理，那就是我们有曲阜孔庙，北京故宫，苏州园林等等世界独一无二的古代建筑，这是我们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我们应该为此骄傲，但不必因此就觉得天下第一，这个世界上是各民族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的，人家也有人家的伟大贡献，也有人家的“世界第一”。风格各有不同，但不能分上下高低。可以互相学习、借鉴，但谁也不能代替谁。世界是全世界人民共同创造的。 ------------ 漫步意大利（之二） 看过梵蒂冈，总是要看看罗马。 罗马是世界最有魅力的城市之一，从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上说，没有几个城市能跟它相比。罗马城的历史，不是三两句话说得清楚的，从头说到底也未必有趣，只要想一下在公元249年这里曾开过庆祝建城一千周年大会，就足够使人惊叹。 漂亮的拉贝达问我先看哪里，我就从这个城市最初的奠基地看起，她领我上了一个小山。这地方叫巴拉蒂诺。公元前753年4月21日罗马的开创者罗莫洛就是在这地方赶着一群白牛犁出罗马城的基线的，到今天这里也还得算作是市中心地带。站在古城基上往北看是市政府大楼，往东看是高楼林立的建筑群，山脚下就是我们在照片和画报上看熟了的古罗马斗兽场，它的正式名字叫高乐赛（这名字不好记，咱们还是叫它斗兽场得了）。站在这山头，人们似乎看到了从公元前700多年建成的方城到今天成为现代国际都市的整个发展过程，经过两千多年风风雨雨，人们仍没忘记它的奠基人，“罗马”这两个字就是从“罗莫洛”来的。 古城，中国的外国的，我参观过几个，可像这样不仅知道建城年代，连月份日子都清楚的这还是头一个。得承认人家不仅也重视历史传统，而且比我们考察得深入，记载得详细。从这山头望下去，数不清的历史遗址都在眼下，和我们相比，他们的古建筑物完好得多。这是他们占了一个便宜。他们祖先搞建筑专用石头，石头比木材结实，尽管也经历了火烧，人毁，地震，战争，可要把它全部从地面上清除干净却不容易，我们的建筑以木结构为主，庞大的阿房宫被楚霸王一把火就烧得一干二净；精致的圆明园，英法联军一把火之后就剩下了模仿意大利建筑的几根石柱。 站在这小山上，禁不住发点思古之幽情，想到两千多年的岁月里，有多少辉煌、壮烈、喜庆和阴险、血腥、悲惨的戏剧在这个舞台上演出和落幕，有多少英雄志士，像流星一样升起、发光而又消失，这些遗迹只是他们存在过的一点物证，留给后人作些深思，作些反省。 我从这些遗址中看到美和智慧，也看到了太多血和火。 罗马，它一开始就不是在和平中诞生的。 建造这城的罗莫洛和他的孪生兄弟的先祖是有名的希腊特洛伊的王子，特洛伊城被敌人用木马计攻破，这位王子逃到了台伯河入海口的地方，几经曲折在那里又建立了阿尔巴城，传到罗莫洛外祖父为王时，王位被他外祖的弟弟阿姆得奥篡夺，这位叔外祖父听说自己的侄女生了个双胞胎，立刻下令赶尽杀绝，他们的母亲被杀了，孪生兄弟被装在筐里扔进了台伯河里，想叫他们饿死或淹死，只是碰巧台伯河水位下降，小筐搁浅在河滩上，又碰巧来了一只母性极强的母狼，把他兄弟俩用狼奶喂养起来，他们长大后杀了那个篡位的叔外祖，把被赶走的亲外祖接回阿尔巴，亲外祖就把这座山周围的地方封给他们，可是弟兄俩为谁当这国土的王又争了起来，据说天意本是叫罗莫洛称王的，可他那孪生兄弟不服，两人争执的结果是罗莫洛又把他兄弟杀了，这才动手开创这罗马城。从这一天起罗马就开始了和平与战争、创造与毁灭的循环反复，并在这循环反复中成长壮大。 现在的罗马已是美丽、繁荣、熙熙攘攘的世界大都会了，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它好，可以说它是鲜花城市，这里处处是鲜花，每个广场，每个公园，以至每个窗口，每个阳台都布满了鲜花；可以说它是个清泉城市，因为它到处有泉水，大的喷泉可占地几百平方米上千平方米，小的只像个邮筒似的立在路边；也可以说它是雕塑城，凡有建筑物处必有雕塑。博物馆、美术院，街头小巷无处不在，大到几十上百组成一个雕塑群，小到不到三刀两斧在喷泉的出口处弄出个写意的造形；你还可以说它是时装城，美食城，工业城，文化城…… 但我最深刻的印象还是它为历史作的旁证。这不仅是意大利人的，而且是整个人类历史旅途上的足迹。它给人的沧桑感胜过其它。 遗迹中有好多凯旋门和纪功柱，那是用美和智慧为血与火作的赞歌。 在著名的帝国大道两端和周围，就有三个凯旋门，北端是塞维罗凯旋门，本来记载着塞维罗皇帝和他两个儿子的战迹，可是皇帝死后两个儿子内讧，一个把另一个杀了，并且从凯旋门上凿去了他的名字，所以现在上面只有一个儿子的名字，另一处是一片凿痕，而南端则是纪念蒂都皇帝东征耶路撒冷的凯旋门，上边记载着这一场带有毁灭性的征伐，不远处又有纪念君士坦丁大帝公元312年战胜暴君的凯旋门。东边特拉亚诺市场中心，竖着一根40米高的凯旋柱，柱上雕的是特拉亚诺大帝远征多瑙河流域的战迹，而圆柱广场42米高的凯旋柱则又雕刻着安东尼大帝远征不列颠的图景…… 凯旋门和纪功柱是罗马取胜的纪录，但也还有另一面的纪录：稍一回头你可又看见这边是410年8月罗马城被西哥特人攻破的突破口，那边是455年北非汪达尔人占领罗马留下的废墟，前边殿址则是日尔曼人在此为王时的遗存，后边的石级是拜占廷军队用刀刻下的伤痕…… 人类的祖先就是这样边建设着边毁灭着这个世界，边发展着边厮杀走过来的，这一切虽是不可避免的，是不幸的，但这还不是顶点，更为不幸的旁证怕还得算罗马斗兽场。 这斗兽场从照片上，画幅上，电影上，人们都看熟了，是够壮观的。它名叫高乐赛，意思就是“巨大”，在公元一世纪时用了8万名奴隶，耗了8年时间才建成，占地2万多平方米，周长527米，墙高57米，外墙完全用大理石砌成；内部用条石、三合土等作心，内墙面也用大理石罩面，石头与石头之间用铁条扣紧连成一体，上下分4层，每层都用巨大的多立斯式，哥林多式等圆柱半圆柱隔成一个个包厢，光拱门就有80多个，当初每个拱洞中还塑有高大的人像一座，这座庞然大物高大、雄浑、稳定、完美，是力量、智慧、耐力结晶体，称得上世界奇迹，以至于一位古代作家说出这样的预言：“有高乐赛就有罗马，高乐赛灭亡之日就是罗马灭亡之时，那时就是世界的末日。” 但只看外表，只把它当作美的符号是不够的，要进到里边看看，才能看到它血腥的内涵，才能知道人类有过多么可怕的过去！这么宏大一座建筑是干什么用的呢？这是看人和野兽角力的地方，是拿人的生命取乐的所在。 在斗兽场的地面下，有隔成一个个方块的石头牢笼，那就是关野兽和关奴隶的地方，竞技之日，当看台上的8.7万座席，按皇帝、议员、贵族、骑士等品级把各自的包厢全坐满，鲜果摆好了，酒杯斟满了，一声号角，咆哮着的野兽和战悚着的奴隶就被人用皮鞭从相对的两个门洞里同时赶上场来，开始人与兽之间殊死的搏斗，观众在血光中喝彩，在死亡前欢笑，一个奴隶被撕碎了再拉上一个奴隶，一头野兽被搏倒就再赶出另一头，没人关心有多少奴隶在看台的欢声笑语中被撕碎、吞吃；但是在一个文件里却纪录了一次角斗中被杀野兽的数目，记得是在公元249年为庆祝罗马建城一千周年的那次角斗，那一天被杀的野兽共有32头大象，10头老虎，60头狮子，20匹野驴，40匹野马，10匹斑马，10只长颈鹿，10只大鹿，6匹河马……这血淋淋的数字是用多少人血写成的？是人杀人还是兽杀人？为了自卫与人搏斗的四足动物和坐在看台上为取乐而制造厮拼的两足动物，哪个离文明更远，哪个更缺少人性？从这里我们才更能明白，为什么古代史上人类最大的一次起义是从这里开始，明白斯巴达克斯的名字为何永远被人纪念！ 人是从血泊中觉醒，并学会用血去争取得生存权利的，世界就这样发展进步起来。但我想，只有当人们不必再被迫用血去保护自己的生存权利，用血去争取进步和发展，而学会用和平的、探讨的方式解决人类自己的问题时，这世界才算最后脱离了野蛮时期。 我上边讲的罗马印象未免沉重，而且过于严肃，其实罗马给我的印象也并不都那么沉重而严肃。 我还逛了两个市场，一个古市场，一个是现代的星期天市场。 先说现代的这个市场。 罗马这地方有一点跟我们大不一样，它越是假日，市内繁华大街上人越少，有的商店干脆不开。理由挺简单，你买东西的人休息，我卖东西的人也要度假。从这点说，跟咱们有的商店开门关门时间跟政府机关上下班时间一致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罗马人也有点不同处，那就是他们不仅大部分人有私家汽车，而且不少人在乡间有别墅，假日他们开车去乡下度假，并不想占这个时间买东西，但也不是每个人都有乡间别墅，总还有人要在休息的日子买东西，于是便有假日市场这玩意。 我们在一个星期天去了罗马西南波尔塞城门外的最大的假日市场。说假日市场咱中国人有点不习惯，按咱们的叫法该叫作自由市场或集贸市场。 这市场很大，完全露天。周围足有几里地方圆，吃穿用具，什么都有。意大利皮鞋出名，本是指那些著名的名牌商店产品，到了中国，连假意大利皮鞋都成了时髦货，成为新潮青年的热门货，这货摊上的皮鞋究竟还是真正意大利产品，而价钱可比名牌商店便宜不止对折。更何况还有西装、T恤之类，意大利人也不个个都穿名牌，我们一块来的朋友更有买便宜的真正外国货的热情。所以我们逛得很高兴。 这市场确实有趣，我转一圈，因没有购置服装的兴趣，就专找工艺品小摊，先是买了一把刷了铜色的实际是铸铁的老头乐，还想去买个欧洲烟斗之类。这时只见一位吉普赛女郎故意往我们一位男同伴身上挤，开始他还不介意，可越挤越厉害，我那同伴有点异样的感觉，就回头斥责她，于是旁边就有人挤到近处看热闹并帮着说那女郎，那女郎扭身走了，看热闹的散了，我那同伴一摸钱袋却没了。他气得直骂娘，我们就对他又安慰又嘲笑，正说笑中我就觉得我的照相机被人拉了一下，回身一看是个十多岁的小孩在解我照相机套上的扣，我大吼一声，推开了那个小孩，可等我再去买烟斗时，发现我的钱包也不翼而飞了。我们不由得强作笑容，自慰地说算是花钱买了点见识。三只手先生虽然在中国也有，技术也未见得比他们落后，可这股明目张胆劲倒还差些，中国小偷面带笑容，轻手轻脚，神态比北京火车站前个别开私人出租车的人还文雅。如果非破财不可那也宁赠家贼不便宜外人。 我为此不痛快了好几天，不久我见到招待我的主人兰蒂尼先生，他是当过意大利大法官的，我就有意把这事向他揭露一下，希望引起法律界的重视。他问我在罗马玩得愉快吗？我就毫不客气地说：“别的还好，就是叫人偷了一些钱。”谁知他听了只是一笑，并且用羡慕的口吻说：“你真比我幸运，上个礼拜，他们偷去了我的汽车……” 于是我想起了五十年代看的电影《警察与小偷》，看那片子时我对意大利的小偷是同情的，我想如果现在再看怕未必还有那样的效果了。 《警察与小偷》的外景正好是在我去的另一个市场拍的。 它叫古罗马市场，看过电影的人都还记得那只是一片废墟，并没有商店货摊。两千年前它确实曾是市场，但早在一千多年前它就不是市场了，公元前608年在这里召开过百人团会议，后来建起了元老院、行政和司法机关以及著名的埃米得阿宫，这里就成了罗马的政治、经济中心。但这也是早已过去的事了。到了罗马共和时期，恺撒制定了新罗马城设计规划。政治中心已移到了帝国广场的地方。现在古罗马市场只剩下了元老院的遗迹，证明着它当年的显赫地位。 这元老院最初是在公元前608年建的，后来毁了几次又重建了几次，现在能看到的这些半截墙、乱石堆是公元284年那次重建的。但它还保留和利用老建筑的一些材料。最令我感兴趣的是它当作基石用的两块大石头，上边有古色斑驳的浮雕，一块上雕着特拉意阿诺皇帝与平民见面的场景，另一块上雕的是皇帝下令烧毁租税帐目。我的兴趣也并不在这浮雕上，而是这两块石头当年的用途。这原是元老院的讲台。当年有多少自命不凡、掌握着立法权决策权的元老站在这上边发表过口沫横飞的演讲，进行过有你没我的辩论。曾听人说，如今西方的众议院就是从罗马的元老院演变来的。现在一看果然不假，而且那时的元老也和现在的议员们一样，在唇枪舌剑、争吵不休中过日子。这两块石头倒算得西方议会政治圣物。原来人家的议会政治源远流长，有这么多年议会活动的经验，群众也适应了这套民主政治的程序，所以运作起来这才得心应手，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东方人有另一套作法，有另一种传统，有它的弱点也有它的长处，要改进也要按它自己的规律去改。有人把西方的一切全看作金科玉律，非叫所有的人全按这一个方抓药。这是另一种形式的无知。难怪连既熟悉西方情况又有从政经验的李光耀先生都不以为然。 丧失政治中心的地位后，古罗马市场很快就衰落了。再经过几次战争破坏，到文艺复兴时期这里已成为一片牧场。想不到世事无常，到十八世纪，考古之风兴起，这地方又交上红运，成了考古学家的无尽宝藏，一代一代地挖掘起来，尽管直到今日发掘工作还没作完，其成果已经非常可观了。这使它成了个古迹集中的地方。有罗莫洛庙、恺撒庙、埃米得阿宫殿、元老院等等遗址。据说埃米利宫殿在当时是全世界三大建筑之一。如今除去一堆瓦砾与石头，看不出有什么特殊处。倒是恺撒庙使我更感兴趣。 恺撒庙当然也只剩了些断壁残垣，但这仍不减少我对它的兴趣。恺撒本人在西方已成了人间权力的代名词，在谈到人权和神权问题时人们总是说：“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 在国内我不止一次听有人称呼他为“恺撒大帝”，其实他连一天皇帝宝座也没坐过。他生活在罗马的共和时代，“共和”的特征就是没有皇帝，不过论他的成就和权势可绝非一个皇帝所能比。他生于公元前100年，从30多岁就掌握了权力，征高卢，收英伦，取埃及，攻希腊，横扫北非和西班牙，把整个地中海四周全征服了。罗马元老院因此授予他特权：国库为他敞着门，想用多少用多少，什么时候想用什么时候用；军队由他统帅，想往哪儿打往哪打，并且把他的头像雕刻在货币上。老实讲，人生一世所能想象的荣誉，所能企望的权势，他已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除他之外所有追求权势声名的人，不管是帝王将相，富豪大亨，野心家阴谋家，没有谁再达到过这个高度。可就这么一位不可一世的人，在他56岁那年，叫人捅了23刀死在他的政敌庞培塑像下边了，罗马人草草把他火化，留下来的也只有一个土馒头。直到他的养子当了罗马帝国奥古斯都皇帝时，才在他火化的这个地方为他修了这间庙来作为纪念。 来意大利之前我曾去拜访过黄梅的五祖寺。但到了这里我似乎才对禅宗有深一层的理解。个体的人，其生命是短暂的，能量也是有限的，只要承担对人民的一分责任，为国家尽一分义务，尽力而为于心无愧也就可以了，权势这东西还是离得越远越好。我进入花甲之年后，谢绝尘世的纷扰，远离名利之惑，剩下的时间活得超脱点，该是唯一可取之路。 关于罗马，我本想写到此就收了，可觉得谈罗马不说一下它的清泉实在对不起它。 我们中国把济南叫作泉城，《老残游记》上一段名言，说它“家家泉水，户户垂杨”。这句话用在罗马更合适，罗马的泉实在比济南的多，谁也说不上它到底有多少泉眼，几乎每个稍像样的庭院里都传出哗哗的泉水声。我到一家饭馆吃饭，吃完饭老板为了表示对我们远道客人的欢迎，特别请我们看看他的地下室。原来地下室里有一口井，实际也是一个泉。他就用这泉水酿酒。走在街上，你说渴了，女向导立刻往路边一指，那里有个石头圆柱，柱上伸出一个弯弯的管子，这就是一口泉，你只须用手把管子口一堵，水就会从另一个眼往上冒出来，你只要一张嘴，水就喷进你的嘴里，又凉又甜，比许多瓶装矿泉水好喝。 据说有名的喷泉就有一百多处。有名的泉都伴随着大理石的装饰和雕塑，有的甚至就建在著名建筑物底层成为这建筑物的一部分，还附有传说或典故。浏览名泉也是艺术欣赏。 有一个特莱维喷泉，我看了半天数不清它有多少雕像，中间是一座巨大的海神塑像，海神左右有两组雕像，一名叫“康乐”，一个叫“富饶。”海神下前边是喷泉的主体，就在水柱下又有两位武士各驾着一辆双轮马车，海神像上边又有天使，最高处还有少女……泉水就在他们中间和四周形成巨大的池塘。我看到周围有许多人脸朝外站着，扬手往身后的泉水扔硬币。走近看，泉水中各国、各样的硬币几乎堆了一层。我问拉贝达这是怎么一回事？她说谁背对着泉水能把硬币投入池中，会有好运气，你也可以试试，你心中默默想着件希望实现的事好了，如果你能扔进去，保你会成功。于是我们几个人也投入了扔硬币的行列。 我的硬币一下就扔进去了，拉贝达祝我好运，她说：“你的企望一定会实现。”我说：“我相信，因为它已经实现了。”她问：“你希望的是什么？”“我希望第一次就把硬币扔进去。” 我们旅馆不远就是威尼斯广场，广场上也有个喷泉，名字叫乌龟喷泉。它的雕塑很奇特，中间是一位海神，海神四边站着四个青年人，四个人都站在铜蜗牛身上，每人攥着一只乌龟，一只手拉紧了海神，另一只手把乌龟按进池中叫它喝水。据说这是位公爵建的，他赌钱输了，为此他的岳父要毁除婚约不肯再把女儿嫁他，他用造喷泉来证明自己还有的是实力。我敢说4个乌龟必定就是他心目中的赌伴。他用水灌他们来解心中的仇恨。但是意大利人把乌龟看作吉祥物。这点倒和我们的传统观点一致。 离我们不远处还有个破船喷泉，中心雕塑着一只破船。破船在泉水中很美又很有趣，我觉得这建筑师很聪明，他要塑只好船决没有这么好的艺术效果。 最难忘的是去西西里的头一天。我们去了一个地方。这是罗马郊外，坐车要走一个多小时，是个小镇。下车后拉贝达把我们领进一个不大的修道院院子，院子三面走廊，一面正中有一个不大的喷泉。我觉得除去觉得泉水好喝外没有什么可观的地方，心想这么远来这里就为喝一口泉水吗？这时拉贝达从售票处举着几张票出来了，和我们招招手，我们就跟着她进了一间黑暗的小房间，在房间内把票交给管理人，就下了一个小楼梯，谁知楼梯下边那层竟是个大厅，大厅里摆着古代精美的家具，地上铺着华贵的地毯，墙上挂着不少名画。看完名画我以为就完了，谁知领我们又走下一层，这下边的房间更大，不仅有绘画，还展览着雕塑。看完雕塑又下一层……下到最后走出屋门，眼前豁然开朗，发现我们竟是站在一个山顶上。放眼望去，一片烟云中青山如黛，细雨如丝，红花异草，怪石嶙峋，空气中一片清香。宁静中偶闻鸟语，不见了都市的浮华，洗净了世俗烦心。从此往下有石板路可行，我们就拾级而下，峰回路转，身边就出现了喷泉，有的喷泉在高台上，有的喷泉在山洞里，越走泉越多，后来来到一个地方，放眼一看路两侧全是喷泉，一个挨一个往上蹿出的水柱，形成一片水的森林。而路的尽头又有个粗大石柱，石柱顶雕成花盆样，从那花盆中喷出像皇冠似的水流，再往上看，足有几百米高的山顶处更是一处大喷泉，从这泉往下，层层相叠，上下数层成一直线，每层一个大喷泉，每层泉都有它的雕塑群和装饰物。人站在这里眼看的纯净透明的水流、水柱、水花、水的图画，耳朵听的淅淅沥沥、哗哗拉拉，像擂鼓，像弹琴，像细语，像吟诗，像歌唱，像咆哮……各种各样的水声交响，真是到了琉璃殿、水晶宫。我这时间同来的王涣宝教授，这地方叫什么名字？他说这叫“百泉公园”。不过可不止一百个泉眼。有人说有五百多泉，还有人说超过六百。到底有多少没人能说清。 我叹道：“难怪罗马是宗教圣地，上帝确实偏爱他们，我从没看到在一个城市有这么多泉。” 王教授说：“上帝的偏爱也是通过人的手实现的。这里的泉并非天然形成。古代意大利人为了在这里修泉水公园，他们在地下修了一条水道把一公里以外的河水引进山谷，才造成了天下奇观，还是那句话：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这是恺撒们的功劳。你要赞美还是先赞美人吧！” 谢谢上帝赐给意大利这么多的英雄志士，能工巧匠，阿门！ 1991.12.31.夜 ------------ 漫步意大利（之三） 一 在罗马停留两天，动身去西西里。 西西里岛的文化界设了个国际文学奖，以沿海小镇蒙泰洛命名。这个奖的发起人，终身评委会**是兰蒂尼先生。兰蒂尼虽出生在那不勒南部，但是在西西里度过的童年，后来又担任西西里首府巴勒莫的大法官。他虽是法律专家，但对文学也不外行，自己写过诗，还办过文学刊物，在海滨的蒙泰洛开办了个文化中心。西西里在意大利被认为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地区。为了促进西西里文化的发展，也为了提高西西里在国内外声望，1957年兰蒂尼先生在蒙泰洛文化中心的基础上建立了国际文学奖，评奖对象是世界上近年出版和在意大利当年出版了优秀作品的作家。如今已发了16届。有几位作家先得了这个奖随后又得了诺贝尔奖，证明它的评选标准颇高。我国的王蒙、吕同六曾得过这项奖金。今年是第17届。 兰蒂尼先生热爱中国文化，热心中意友好。他和中国文化界许多人有着深厚的感情。鲍昌去世后，他到中国来特别请我陪他到鲍昌家中致哀。我陪他去福建，他在泉州看了梨园戏，赞叹不已，第二年就请梨园戏到蒙泰洛发奖会上演出。不论在中国顺利的时候还是在我们处境困难的时候，他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始终如一。他在1989年前就对我发出了邀请，我因故没去成，他来信说“你何时能来那邀请都有效。” 我们在北京买的机票就是到巴勒莫的。国际航班只到罗马，要在罗马换乘意大利国内航班，才在罗马作了两天停留。第三天头上我们就登上了去西西里岛的飞机。 以前我对西西里岛的知识有三条，三条加在一起也不会比一个小学生知道的多。第一条知识是在巴黎得到的。我那年夏天去巴黎，看到许多住宅都上了锁，说是主人去南方度假了。有天天很热，而冷气又出了毛病，我打开旅馆窗户想透点新鲜空气，一抬头看见街对面一幢楼阳台上有位小姐穿着三点式比基尼，躺在躺椅上一边喝矿泉水一边曝晒太阳。这景观虽然迷人，可我弄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在太阳底下烤自己。我向老巴黎打听其奥秘，据说是假期完时，皮肤晒黑是曾去南方度过假的证明。去不去南方度假是衡量此人生活趣味、经济状况的测试表。有些人去不了南方，只关起门来在阳台上晒太阳，也可以使肤色变黑以假乱真……我听了大笑。就问他所谓南方指的是哪里？他说：“当然是地中海沿岸了。法国南方的地中海沿岸算及格。真正有钱又会享受的要去意大利的西西里岛。” 第二条知识是从报纸上得到的，二次大战时从报上知道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很使我兴奋了几天。至于第三条，说来不恭——我知道它是黑手党的大本营。不仅是意大利黑手党的大本营，世界各地的黑手党追根问底的查起来其发源地也出不了西西里。前一两年我们从新闻上看到的市长被刺，法官被杀等消息，都来自个西西里岛。名噪一时的美国巨著《教父》，写的也是西西里黑手党在美国落户后的故事。 二 从罗马到西西里的首府巴勒莫不过两个多小时，飞机一直沿着地中海海岸飞，飞得很低，据说能看见流放拿破仑的那个小岛。我坐在靠过道的位置，要看窗外得站起身从别人头上向外看。我想反正拿破仑早已不在那里了，不必费这个劲。我稍欠起点身子，可以从窗口看到下边很宽阔的一片海岸。西西里是个三角形的岛。打开地图来看，整个意大利像一只长筒靴。靴后跟朝着希腊，靴子尖朝着地中海，在靴尖前边，像是它要踢到还没够着的一只毽子的地方就是西西里岛。这个毽子可不小，足有两万六千多平方公里，这地方气候优越，风景明快，土地肥沃，不仅以盛产粮食和水果著称，而且有丰富的硫磺和岩盐矿藏。这个岛的位置也有点特别，从这往北看是法兰西，从这往东看是巴尔干半岛，从这往南看是北非，算得上是意大利的桥头堡。这样优越的物产条件和特殊的地理位置就给它注定了易受侵略实际上也常受侵略的历史。从公元前它就不断被来自各个方向的军队登陆、占领、统治。公元前十世纪，它为腓尼基人占领，此后不断更换领主，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诺曼人都曾在此称王称霸。西班牙也曾把它画入自己的版图，十八世纪与那不勒斯合并，建立过西西里王国，直到1860年它才正式成为意大利统一国家的一部分。因此这个岛上的人种既多种多样，其文化遗产也多彩多姿，希腊的，罗马的，拜占庭的，阿拉伯的文化遗产都能在这里找到。 但近代以来，西西里却有点落后了。在意大利它被看作是全国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在世界上它似乎也没被列入发达地区的行列里。 西西里给我留下第一个印象却是非常好的。一下飞机我就叫它那特有的明媚阳光迷住了。这里的房屋，树木，花草，建筑物似乎都刚用海水洗过，格外的红，格外的绿，格外的鲜，格外的艳，格外的透明、光亮。真称得上是一尘不染。这一切也同时表现在女士们的身上。不说别人，你就看看机场内外的女警察吧：浅棕色的皮肤，苗条的身材，优雅的动作，柔美的声音，叫人简直怀疑是穿了警服的模特在作时装表演。我们如果因为违犯交通规则等小错，而有幸受到女士们的批评，八成是挺愉快的事。 我们穿过巴勒莫市，我开始怀疑人们说法的可靠性，这里的市容怎么也跟不够发达的字眼联系不起来。街道整洁宽阔，建筑物造形美观，色彩柔和而不夸张。和某些大都市比，它确实少了些车流和人流，多了些空间和清静。这不正是它的长处吗？ 穿过巴洛莫市，经过一段乡间公路，我们到了蒙泰洛。 这是海边的一个小镇。以前只是个渔村，现在它的建筑物虽已变成别墅式的小楼。但平面布局还保持着渔村的模样，房屋沿海而建，间隔很宽，疏疏落落，隐现在沙滩后的红花绿树之间。 我们住在蒙泰洛最大的，也许是唯一的现代化的旅馆里。这旅馆也只有四五层楼。就建在海边，后院就是金色的沙滩。服务台给每人发了一张游泳卡，凭卡可以进入旅馆所属的海滨浴场，享用那里一切设备。卧室窗户下就是地中海，可以看见远处的轮船的近处风帆。这里庭园中，街两旁满处是绿树红花，有香桉树，木麻黄，大丽花，康乃馨，圣诞树，最多的是三角梅和鲜人掌。植被很像深圳，不过没有深圳那么多高楼大厦和匆忙景象。 放下行李宗福先和凌力女士等就迫不及待地下海去了。我自觉年老体衰，不敢争强，就一个人顺着海边散步。 我走到一公里外小小的游览区，那里有不少游人，海滩后边有一条小街，小街上有四五家商店。卖饭的，卖衣物的，各有一两家，其余则是卖纪念品，洗照片的店。这里对烟草管制得非常严格，一切和烟草有关的东西如打火机，烟斗甚至烟缸烟袋，只有专卖店才能出售。此外任何食品店，饭馆，杂货店都绝对禁止经营。而在这长长的海岸边我只见到了两个专卖店，两个相距决不小于两公里。以致使我觉得在西方诸国，烟草管制得最严格的要算意大利，在意大利又首推蒙泰洛！ 会议就在我们住的酒店里开。在酒店花园似的庭院中，在绿荫之下搭了**台。放了座椅，摆好了饮料和食品。台上屏幕和两侧的边幕绘着巨型的蒙泰洛文学基金会的会徽。这会徽却是兰蒂尼先生从一块中国汉代瓦当上拓下来图案，是两个头脚互接的舞蹈着的人形。突然在开会的几小时前下雨了，把一切全都浇湿。临时改到屋内举行。与会的除得奖的有意大利和美国的作家，当地文化、新闻界和官方代表，还有来自好多国家的来宾。兰蒂尼先生特别把中国代表团请上台向大家作了介绍。并破格请中国作家上台致辞。会议穿插表演也是请的中国歌舞团的歌唱家演唱意大利歌曲。意大利朋友对中国人民的深情厚意使我们非常感动。 在一片欢笑声中有一位同行引起我的同情和深思。 这是位来自前苏联的作家。原来主人请了一个包括九位作家的苏联代表团，但只有他一个人到了，当然就不能再称作代表团，可也不好称作代表。因为本来是作为苏联代表请的客人，现在苏联没有了（那时独联体尚未成立），总不能再称苏联作家代表。一位意大利朋友在介绍他时确实有些为难，他抱歉地说：“他来自原来的苏联，现在还不清楚该怎么称呼……”他只是欠起身向大家友好地但带点苦涩地一笑。吃饭时，别的桌上总有几个不同国家的朋友凑在一起欢声笑语热闹非常。唯独他总是一个人坐在一桌，别人都不大靠前，只偶而会有一两位朋友陪陪他。我见他太孤独，就和同伴商量了一下请他过来和我们一桌用餐。他非常高兴，从此经常坐到我们桌上来。我对他说：“过去我们两国作家有很深的友谊，你们的人民很伟大，二次大战中为全世界反法西斯作出过不朽的贡献。我相信你们的困难是暂时的，真切地希望你的国家很快会繁荣强盛。”他感动地说：“谢谢你的深情厚意。”我问他：“依你看要多长时间经济能恢复正常？”他说：“总要坏得不能再坏了才能转变，现在还没坏到头呢。”我们一起上街，别人都买些纪念品，他主要是买香烟。他说：“没办法。我住在彼得堡，我的配给证只能在彼得堡买烟。可我回去要在莫斯科停一两天。只能在这里买了带着。”我们分手时我再一次祝愿他们早一天恢复并发达起来。我们究竟是多年的朋友。 三 会议空隙，大家就去游览。这蒙泰洛是海滨休息地，可以游泳，可以在海边晒太阳，可以在海上原本是趸船的豪华餐厅里开酒会。但没多少可参观之处，要参观名胜古迹我们乘车去巴勒莫和它附近的地方。 我们首先去的距巴勒莫不远的一个小城蒙雪阿莱。城很小可是有个教堂很大，似乎这城是由于那个教堂才出名甚至才存在的。 这个教堂建立于1174年，相当于我国南宋时期。从外表看与一般的教堂并没什么不同，比起米兰翡冷翠等大教堂来显得很平凡与简陋。但一进到里面几乎所有的人都禁不住要惊叫一声：“哗！这么漂亮！”——从穹顶到立柱，从立柱到四壁，从四壁到窗户，从窗户到地面……没有一处空白，全用五颜六色的瓷片或琉璃片镶嵌成图画。有大幅的圣经故事，有小幅的人物造像，有风景，有花卉。整个教堂竟是一个光彩耀眼似真似幻的神话世界。这以后我在巴勒莫和别处的教堂也都欣赏过类似的镶嵌艺术，但没有一处能像它这样精彩和丰富的了。使人惊叹的不仅是800年前西西里就有了这样成熟的镶嵌艺术，在这个战乱不断的小岛上经过800年还能把它保存得这么完整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距巴洛莫不远的一个山顶小镇，它使我联想起我们广东的佛山，这里的居民几乎家家都在陶瓷上找生活。小镇不大，街头巷尾全是卖陶瓷艺术品的商店。有许多也是前店后厂，甚至柜台后就放着雕刻陶瓷的案子。餐具，画盘，陶塑人像和动物无一不精。但最使我动心的是不同表情，不同身份，不同性格的面具和陶雕的烟斗。烟斗的“斗”，塑成绝不重复的人头造形，柄则千变万化，价格都在20万里拉左右。我觉得贵，总想遇到便宜点的再买，结果没见到便宜货却到了集合时间。后来熟悉了情况才知道，一是可以还价，二是这价钱在意大利也并不算贵。此后每到一处我都辛苦地去找寻它，并决心不管多贵都要买一个时却再也没见到它的踪影了。 略有安慰的是我在巴洛莫买了一具木偶。 巴洛莫的木偶戏是出名的。它剧目丰富，唱腔优美，造形逼真。在德国汉堡附近的一个木偶博物馆里我曾见过它的偶人。在我的印象中跟中国福建木偶，日本的德岛木偶可以并列为世界之最。这次到巴洛莫因时间有限木偶戏没能看到，但看到了满街都在卖木偶戏的商人。我买了一个武士偶，黑色的甲胄，红色的面庞，银色的宝剑，关盔上还插着羽毛，很漂亮很逼真。只是觉得称它为木偶不大准确。因为盔甲是铁的，面部是塑料的，全身无一处有木料。 在戏剧艺术领域里，西西里的珍品绝不仅是木偶戏一项。在这里我们还能见到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古希腊式露天剧场。它就在距巴洛莫不远的特拉帕尼省的一座最高的山顶上，和另一山头的塞杰斯达古希腊神庙遥遥相对。把它建在这么高的地方，反映出艺术在古希腊人心目中有着崇高地位，演戏敬神的一种仪式，为了使它更接近神的世界，只好牺牲人们来看戏时交通方便。这点和我国的社戏，傩戏意义相同。我国贵州演傩戏地址也在山上而不选平地。不同的是中国傩戏的舞台设在谷底，看戏的人围在对面山坡上。是从上往下看，这不仅站在远处也能看得清，而且声音是由下往上传送，人们不怕听不真切。而古代希腊人或西西里人则反其道而行之。舞台设在山顶，看戏的人则站在山下。为把歌声传到观众耳中，他们有他们的绝招，办法是把剧场建在背后靠海的山头。演出时海风从背后习习吹来，恰好把声音送到观众席上。 这剧场经历数千年风吹雨打，如今仍完整地保留着左右七个观众区，上下二十几层阶梯座席。这幸运的结果当然首先归功于所用的材料全是石头，但也还有另一个因素不能忽视，那就是它建筑的地点实在太高，路也太难走了，没有中国红卫兵式的疯狂劲，怕是没有谁顾得上爬那么高去破坏它。我也只是远远看一眼就知难而退，买了本介绍当地风物的小册子回酒店细细观赏。 我承认自己懒惰，但比我勤快的人也不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看遍西西里的名胜。有位考古学家曾断言：“要研究古希腊艺术，首先要走遍西西里！”不要说什么著名的洛桑里亚圣殿，莫齐亚小岛，这地方光教堂就上千座，没一座不值得看，教堂中没一处细节不值得认真研究观赏。 我也有不懒的方面，西西里出水果，热带的温带的甚至干旱地区的水果它全有，不光有还样样都好。这里的柠檬世界闻名，这里哈密瓜决不比我们新疆的差。凡是可以吃到的水果我都尝了。最使我感到自豪的是我吃了一种不仅从来没吃过，连想都没想到的果品。有次宴会，上来一种果子，其形似棉桃，其色如生杏，其味像没熟透的草莓。我吃了两颗觉得酸中有甜，虽然新鲜但说不上怎么好吃。意大利朋友问我：“你猜这是什么？”我说：“像番石榴但还没熟。”他说：“没那么珍贵，你走在街上随处都能看到，公路两旁，山坡上下伸手即能摘到，想想是什么？”我想不出来。他告诉我说：“仙人掌！”我说：“是一种特殊的仙人掌吗？”他说不，就是最普通的仙人掌。后来我再出门时有意地观察一下，果然路边的仙人掌上大都挂着些核桃大的果子，那仙人掌确实跟我家窗台上摆着的一模一样，不明白我家那棵为什么从来没结过果，也没听说别人谁家的结果。为此，每到餐厅役者问我要什么水果时，我总是要“仙人掌”。不是我爱吃，我是觉得离开这里再花钱也吃不到这东西了。 四 西西里还有一种人们并不想要的特产，就是“黑手党”。 我绝没有要领略这项特产的计划，但到这里后总觉得嗅到点什么味道。报纸上差不多天天都有点恐怖案件新闻而且带着被害人的照片，我在到那里的前两天，具体说是8月29日，巴勒莫市服装厂的老板格拉西先生就因为不肯向黑手党交纳保护金，被该党头目奇乔下令“枪杀示众”了。本地朋友虽已对此习以为常，我们则难免大惊小怪。王涣宝教授曾问过一位意大利朋友，你们看到这种新闻不吃惊吗？那位朋友幽默地说：“这是当地文化的一部分，若是突然没有了我倒会吃惊的。”其次是这里随时会遇到和黑手党有关的景物。你从一家旅馆经过，人们会说前两年“黑手党”就是在这里召开的秘密代表大会！你观赏总督府的庄严建筑，人们指着旁边一个街角说1982年意大利中央政府派驻西西里的最高代表，巴勒莫总督阿尔贝托·达拉·切萨，就是在这里被枪击去世的…… 在这里稍作了点了解，才知道西西里的黑手党历史悠久，根深蒂固。它们是从封建领地上的武装团伙发展而来的，其始祖是被封建领主雇用来作保镖打手的亡命之徒。他们倒是“紧跟着时代步伐前进”！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几百年来他们的组织形式，活动方式与范围，使用的武器与工具全都有了变化，只有一条没变，就是专作非法勾当。历史上意大利对他们曾有过几次大的镇压。一时起点作用，不久就变本加厉死灰复燃。有趣的是二次大战时他们还跟墨索里尼较量了一下，想要和墨索里尼利益均分。这一来蝎子尾巴碰到了毒蛇牙，恶虎相争，势不两立。法西斯没有任何法制程序之类的条条框框，却有嗜血好杀的本性，就发挥了他们创造性：把老的新的黑手党以及和他们有联系的人，还包括被人陷害的无辜者抓来，用铁丝捆在比他们身体短得多的箱子上，先浇盐水，然后用牛筋做的鞭子抽，嘴上按个漏斗往里灌辣椒水，用铁钳拔他们的毛发，指甲，生殖器……原来黑手党也是怕死的，碰到这样对手只好自认倒霉。没被抓住的就赶紧逃命。好在西西里既靠海边，法西斯也不禁止这类土产出口，就成批地跑了出去。奔赴的第一个目标就是美利坚合众国。从此黑手党在美国播下了种子，并由此向西方各国伸展，到今天成了国际性的跨国犯罪团伙，弄得半个世界的人头痛。唯一有益的副产品是出了不少以黑手党为题材的电影、电视剧和读物。 但世界总是要往好的方向发展，在西西里我也了解到意大利政府和人民对黑手党作了多么艰巨的斗争和作了多大牺牲，又取得了多大的胜利。总督被杀了，检查官被杀了，探长被杀了，不止一位市长、作家和记者收到过恐吓信，带炸弹的信，包着血淋淋人体器官的包裹。他们仍然斗争，夺取了一个又一个战果。就在我回国不久，从意大利传来消息：杀死巴勒莫服装厂老板的那个杀手被意大利警方抓住了。此人不过35岁，却已经有杀害巴勒莫市警察局长卡萨拉，侦探蒙多·巴勒莫市前市长等50多条人命的记录。我为意大利朋友感到高兴。 ------------ 漫步意大利（之四） 一 有些城市你虽然没到过，凭照片和文字介绍你可以想象出它的轮廓。威尼斯不行，它是无法想象的。它的美，它的奇特，它那历史与现在的交融感都无法想象。有人说苏州是“中国的威尼斯”，又听说贵州也有个“中国威尼斯”，还听说东南亚什么地方是“东方威尼斯”……真到威尼斯一瞧，发现按这些城市的模样去想象威尼斯，越想越离谱。威尼斯世界只有一个，别的城市有别的城市的长处，但绝不会是第二个威尼斯。 有个最根本的区别：别的水城（如苏州）是流水穿过房屋街道，而威尼斯则是街道房屋分隔了流水。别处是城中有水，威尼斯是水中建城。威尼斯的“陆地”是人们在四百多年的时间里，从山上运来几百万棵大木桩，砸入水下海底，在一百多个随潮水涨落而出没的小岛上架起来的。它等于是架在木桩上的一个城市。人们习惯说威尼斯城内有一百七十多条河。其实准确的说法应当是“人们用建筑物把一片浅海分割成多条河道，再用四百多座桥把它联络起来。” 飞机场建在另处一个岛上。下了飞机再乘船进威尼斯城，船一直开到旅馆门口。威尼斯全城看不见一辆汽车，这里也有“巴斯”和“的士”，不过是标志灯安在船顶上。乘这类公共交通船不比走快。河道曲曲弯弯绕来绕去，走路过桥直截了当。人们也不喜欢这些冒烟古咚的机动船，它的烟雾和噪音污染了这可爱的环境。大家更爱乘古老的、由船夫划动的“贡都拉”。它又瘦又长，两头高高翘起，据说是照古代教士的帽子造成的。船夫一边划船一边口里哼着小调，把船从两边大理石的亭台楼阁间摇过去，从三角梅、平夹桃、凌霄花间摇过去，使你忘掉时光的流逝、地域的转移，仿佛置身古代，置身于神话的世界中。 二 我写日记，刚写上“我们住的旅馆在水边桥头”，我就把它抹了，因为这是句废话。威尼斯没有那家旅馆不在水边桥头。意大利旅馆的名称不好记，窍门是要记住门口那座桥的名称，就会找到旅馆。不过你要把方向弄准，旅馆门外，左边是桥，右边也是桥，往前是桥，往后还是桥，街道只是桥与桥之间的联系线。商店开在路边，也开在桥上。威尼斯是个闪光耀眼、五彩缤纷的大集市。意大利的珠宝世界出名，全欧洲的首饰有百分之八十出在这里，意大利的玻璃出名，当年欧洲各王宫的镜子、茶具等玻璃制品也大部来自这里。意大利的服装出名，至今还领导世界服装新潮流。意大利的皮鞋出名，从政治家到影星名模全穿着它在世界各地乱转。威尼斯集中了这一切特色，目光所及到处都是珠宝、首饰、玻璃、水晶、时装、皮鞋。此外还有数不清的旅游纪念品商店、历史悠久名声显赫的餐馆和咖啡厅——这里没有哪个餐厅没有一段古老的历史，上咖啡厅时入座之前最好看看你的座椅，说不定那张椅子背后推个牌就写“福楼拜先生曾坐过此椅”、“拜仑先生曾在这桌旁写下他的诗篇”。 我们常到旅馆隔壁的一家餐馆用饭，那餐馆也有百多年历史。门面很小，进去后侍者领我们穿过店堂到了后院。后院很大，种满了花草，连四面墙上也爬满藤蔓植物。墙不高，并有窗口，探头一望窗外即是潺潺流水。院内绿荫遍地花香扑鼻。喝着免费供应的矿泉水，我们向拉贝达请教应该吃什么。她说到威尼斯有两样东西必吃。一是海鲜，二是面条。这是马可波罗久居的城市。中国人说面条是他从中国带到意大利来的，意大利人说面条是他带到中国去的。不管是从哪儿带到哪儿的，反正面条把中意两国古老文化千丝万缕地联系到了一起。 我要了碗海鲜面条，才体会到尽管意大利面条的造型、味道和中国面条都相似，可吃法却有根本性的区别。这简直是对你会不会用刀叉用餐的一次考试。我自以为用刀叉已算很熟练，这时才承认连门还没入。意大利人吃面条也用刀叉，面条特别长，既不能切也不好叉，也不能端起盘往嘴里扒拉，这么难对付的东西还不能吃出声音来。我作了几次试验都不灵，只好偷眼观察人家怎么吃，只见美女拉贝达从从容容，先把这一团乱麻弄得有条有理，再用叉子挑住一头不停地转动，直到把它绕转成不拖尾巴的、分布均匀的橄榄形，这才以优雅的姿势，不动声色地送进嘴里去。我照样模仿，那面条却顽固地跟我作对，理也理不顺，卷也卷不起，面条没吃到嘴已累得满头是汗。扭头看看同伴，似乎只有宗福先稍够水平，其他人也尚在努力学习中。我想这技术还是回国后慢慢去练吧，决定打破成规，先把面条送进肚子再讲文明风度。果然，思想一通，马到成功。很快我就把那盘面条弄进肚里去了，悠然地喝着葡萄酒欣赏朋友们艰苦奋斗。看看四围的客人，也没有谁对我的吃法摇头。 三 威尼斯的心脏是圣马可广场。我小时候在北京和天津的街头常碰到教会散发小册子，是圣经片断，我拿到过的一本就是《马可福音》，耶稣之外马可是我知道的头一位基督教圣者。来到他传教和安息的地方，我不由得带着敬意。 这个广场三面都是宏大的古建筑物，这样它就被三面的圆柱走廊围成了一个封闭式的广场，马可大教堂端坐在中央。它那玫瑰红大理石的高大圆柱和主体，纯白大理石的钟楼和绿色的尖顶是那么的神圣庄严。门前两侧各有一个高入云霄的塔楼。 这广场上落满了鸽子，以致看不清它的石板地面是什么颜色。只有一种东西比鸽子还多，那就是人！来自地球各个部位，操各种语言，穿各式服装，作各种表情的人如云集，如潮涌，从各个小巷流进来，流进教堂，流进总督府，流时古代监狱，流进现代商场，流进快餐馆，流进咖啡座……他们甚至挤得鸽子都没地方落脚，只好落到人的肩头，人的臂弯，在人的手掌中嘬食玉米粒面包碴。 在广场四周，在人与鸽子两侧，整齐地堆放着许多许多长方形的木板铁架，像刚拆下脚手架。王教授叫我猜这是些什么？我说：“是不是有团体照集体像时搭台用？”他摇摇头。他告诉我因为威尼斯建在木桩上的城市，比海平面高出有限，每当大潮出现，这广场是要漫上水来的。那时广场就成了湖，人们只好把整个广场都用木板架起来，让人们在木板上行走，使鸽子也有落脚的地方。那时来参观另有一番情趣。 在这人山人海中想要保持几个人不走散是不可能的。我们约好集合的时间和地点，然后就各自运用自己的力量和智慧在人群中游泳。 我先去了教堂，然后就进了教堂左侧的总督府。 这“总督府”的名称是当地的向导告诉我的。他是大学的中文研究生，临时出来挣点钱，中国话说得和我不满十岁的外甥女一样好。我那外甥女夜晚看见楼窗外灯火通明时就大声喊：“瞧，满灯！”春天看见树长叶草发芽会感叹地说：“好，通统绿。”这位向导朋友领我在教堂转了一圈后说：“得，咱们完了！”所以我对这总督府的译名总有点怀疑。 威尼斯在古代很长的时间内是个独立的公国，主持政务的最高权威是大公，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则称为公爵。这些名称似乎比总督两字更贴边。但也有人把这建筑物译为“元老院。”，老前辈刘白羽则干脆称它为故宫。不管叫什么吧，总之是古代威尼斯最高政府所在地。 要想认识威尼斯，那怕是初步的了解，不看看这儿不成。这等于是威尼斯的一本立体的简史。 它的门口立着两尊神。一边是海神，一边是战神。这就形象地描述威尼斯当年发达的基础：它是靠着海洋和战争发达起来的。它的战船在海上曾力压群雄，打退多少次入侵和掠夺，争取到特有的荣誉，在好些年间所有海上的战船看到挂“圣马可狮旗”的威尼斯战船都要致敬！它的商船把意大利的商品撒向世界，又运回世界各地的珍奇土产，使它成了世界最早的海港和商埠，成为贸易王国。莎士比亚最出名的喜剧之一就是《威尼斯商人》。那剧中人的生意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规模：“他有一艘船开到特里坡得斯，另外一艘开到西印度群岛，他的第三艘船在墨西哥，第四艘到英国去了，此外还有遍布在海外各国的买卖……” 总督府门口这两尊神像如同一段序言，把你引进它的正文中去。我们掀开了它的第一页——走进了大门。 迎门正面是光彩夺目的楼梯。楼梯的栏杆上雪白大理石浮雕雕的不是天使，不是花草，是一个个美人鱼。顺着美人鱼的行列登上二层，三层，进了一个大厅又进一个大厅，每座大厅的穹顶和四壁都被出神入化的壁画所填满。这里是举世闻名的“威尼斯”画派诞生地，色调明快，韵味清新，画的多是人间的英雄美女，威尼斯的文治武功。厅里家具饰物，集中表现了威尼斯人金属镂刻、球宝镶嵌等工匠的才能。这里展出了不少古代武器，每一件武器也是一件精雕细刻的工艺品。同时还展出了他们在商战和海战两方面的战绩。这里有战争中缴获的敌人战舰上的舰旗，海盗船上桅灯，也有从各地运来的奇珍异宝。我记不清进了几个厅，上过几层楼。但记得最后看到的那间是公爵、或总督、或元老们会议和审判的大厅。巨大的壁画之间排列着镶金嵌银的座椅。在一把座椅后也有幅巨画，画后却是个暗门。向导领我们从那暗门进去，下了几层黑暗的石阶竟转到一座过街楼上。经向导指点，我们从过街楼两侧的窗中向外一望，一边是大海，一边是长河，才看出这竟是座封闭的石桥。 向导告诉我，在古代威尼斯公国，抓到犯人都是先送到对面的地下监狱中关押，在开审的日子通过这座桥和暗道送到大厅中审判，判定罪刑后再通过这条桥送进监狱。大概是拜仑到这里参观后，在一首诗中说他几乎能听到犯人经过这桥上时的叹息声，从此人们就称它为叹息桥。 我虽不是犯人，但也禁不住叹息数声穿过了石桥。 跨过河就进入到另一个世界。这里没有五色缤纷的画幅，没有金碧辉煌的装修，只有又厚又暗的石壁、又窄又陡的石阶。下到底层是一间间互相间隔离的牢房。我进到一间牢房中去细看，牢房的石墙上和送饭用的洞口，在不少古代犯人刻画的诗句和浮雕画。有一处深深地刻画着一颗心，还有一处刻画着海鸟。遥想当年这些犯人身边是决不准许有铁制的利器的。他们用什么小小的工具，用了多少年才刻下这生命遗痕呢？ 这一切似乎是过去了，但过去得并不久。二次大战中纳粹分子最后还使用过这监狱。 我又看过左方的一个博物馆，登上高塔，在福楼拜喝过咖啡的地方喝了咖啡，两腿恢复些力气了，这才到预定会合地点：总督府西侧的小广场。 这个广场临海，回头向西看可以把总督府，教堂和半个大广场全收眼下。这是我们最常见的威尼斯的风景照片的画面。以前我总不明白为什么拍圣马可教堂和总督府的照片都是侧景，很少见从正面照的。到了这里才知道总督府在正面是照不成的。它门前的街道很窄，站到街对面的墙根也照有全它的大门。大教堂门前的广场尽管够深远，可是它两侧都被圆柱走廊围着，横向里也拍不上大教堂的正面全景。只有站在海边从它们的左侧拍才能既拍到整个总督府的全貌和大教堂正面全景。 小广场有个很大的石牌坊，像个小型的凯旋门，上边有两组雕塑。这组雕塑曾被拿破仑掠走，在法国陈列了许多年。前些年才从法国讨回来重新安装到原来的地方。 过了石牌坊就是海边了，海边停着成千上百的贡都拉招揽游客。到威尼斯汉人不乘一下贡都拉。只有乘上它在小小的河巷中穿行才能领略威尼斯的真面目。 我们也登上了贡都拉。船夫划着船从“叹息桥”下进入河道，在大理石和雕塑丛中穿过，在绿叶搭成的墙壁和红花如火的河岸穿过。这里每户人家都有船拴在门旁，从宽大的石阶从水面一直可通向门廊大厅。过了无数的桥，从桥下仰着看桥上的货摊、商店和熙熙攘攘的游人，另有一番风味。 我们一边浏览一边和船夫、向导闲聊。我问威尼斯每天有多少游人，他说“因为海湾战争，今年的游人少了点，去年全年有八十多万人，人们一般的总要住三五天到一周，所以每天街上的人总不少于十来万，比本地居民要多。前几年这里还有三十几万居民，近年来锐减，已经不满十万人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威尼斯在衰落，别的地方更容易挣钱。我们不会走，贡都拉的人都世代相传子承父业，外人很难插进来，我们也轻易不会改行。我们爱这个行业。” 四 我们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浏览威尼斯的古街旧巷和逛商店买纪念品。 我们怀着崇敬的心情去看了马可波罗的故居。这是个被四面楼房围着的一个陋巷，一个穿堂似的小天井，楼房黄色的表面已经剥落退色，地面的石块已踩得坑洼不平，一块牌子上写着马可波罗1299年后一直在这块地方居住，并没指定是那一幢楼那一间屋。我倒觉得这更近于真实。 当我们要登上一座小桥时，向导要我回头看一下小巷口的一个木牌。那木牌上写的是“1708年歌德先生曾在此居住”。我在这里停留了更长的时间。我对马可波罗只有传闻中的了解，只读过他的游记片断。歌德却是我一直崇敬的前辈同行。《浮士德》和《少年维特的烦恼》是我读过的重点书之一。我曾拜谒过他在魏玛的故居，在他吟诗的草坪上散过步。还在《浮士德》中写过的那间地下室啤酒馆中休息，一边看魔鬼靡斯菲尔德骑在酒桶上房的塑像，一边品尝过地道德国啤酒。在莱比锡我也在他的铜像前流连忘返，如今来到他客居的地方，有点他乡遇故知的亲切感。 但这种忘情的心态后来就很少了。因为在威尼斯拐弯抹角都会碰到名人故居，这里果戈里喝过酒，那边契诃夫吃过饭，拜仑居室的窗户，格林散步的河岸……目不暇接就少了点感慨。 海外航线的开拓，商业的发达，城市的繁荣，使威尼斯的市民很早就摆脱了欧洲封建时代清教徒式的生活模式，在这些小巷中也能窥视到遗迹。这有古希腊移民的聚居区，有信仰东正教民族立的教堂，有狂欢节跳假面舞会的小广场。有一处楼顶的一块突出的平台，比一般阳台小比窗台大，向导说那是古代威尼斯妇女染发的地方。古代威尼斯女人以金发为美，她们发明了用一种草药合海水染发的办法。在一个小巷深处墙上挂着一面铁牌，上边标的年号是1691年，写的内容是“这里收容弃婴……”把这些联在一起，你想到有位女士染了发到广场上参加狂欢，过了一阵把个小宝贝送到这弃婴收容处。这中间再补充些有趣的细节，岂不就是哥尔多尼的喜剧！怪不得哥尔多尼会有那么多写不尽的题材，揭不够的丑恶，说不完的笑话。生活培育出了天才！我想哥尔多尼在世时必定是天天带头讥笑在这些桥头小巷中散步，冷眼以观看人们的种种活剧，来激发他的创作灵感的。果然，我的猜想在下一个小广场上就被证实了。那里街头正好立着个哥尔多尼的铜像，那神态姿势和想象中的一模一样：披着件风衣，戴着宽边帽，一手背在身后，一手拄着手杖，笑眯眯地在东张西望。这位雕塑家也是位了不起的天才。还有比这更合适、更准确的神情的姿态吗？哥尔多尼，那个嬉皮笑脸地把人们的丑恶指给人们自己欣赏的人，那个《一仆二主》等一大堆不朽喜剧的作者，当年不是这样出现在威尼斯街头还会是什么样子？ 五 我是几年也难得去一次商店的人，在这里逛商店却成了我极大的乐趣。这里每个商店都珠光宝气，每个商店都像在暗处安装了磁石，把你衣袋中的钞票往外吸，没一个店在你离开它时不想再回头看它一眼。 去的次数最多的是里亚尔多大桥。这桥是条商业街，只有站在它的远处或侧面才看出它是横架在水上。你走在它上面时被街两面的店铺、货摊上的五光十色货物照得眼睛发花，绝想不到脚还有湍急的流水。这一条绵延数百米的繁华街，顺着桥延伸出去，辐射开来，成为一个不规则的现代化集贸市场。距它不远是一条卖珠宝首饰和手工艺品的长街，那简直是个首饰博览会。有仅女士们会为那光彩四射金银珠宝吸引行挪不动腿，男人也会被玲珑剔透的工艺品招惹得六神无主。头一次在这街上我以旁观者心情看那些在商品前驻步不前的人，第二次走到这里就用好奇的目光注视起橱窗中的商品，第三次进了店门，等再一次来时就忍不住买下了一条带彩灯的贡都位小船，再来时可就给太太、女儿们买起首饰来了。并且向自己解释说“今年我满六十岁，算给家人的一点纪念”。当然我只买得起低档品，低档品的价钱按里拉算也是五位数。 我住的旅馆门口，小街上也挤满了首饰店、服装店、鞋店和旅游纪念品店。因为离得近，我晚饭后散步有时就在这里转转，有家首饰店门面不大，货品很全。店主是位犹太老人。见我在门中倘佯，就客气地请我到里边参观。我进去后他先引导我看看他的货柜。然后请我坐下，用托盘托出一批又一批的首饰来。对于犹太人会挣钱这一点我早有所闻，《威尼斯商人》剧中的那位夏洛克，几乎成了悭吝狡猾代名词。所以一见他如此殷勤，我警惕起来，赶紧致谢说：“我不打算买这么贵重的东西。”他并不因此而冷淡，回身又拿出几件便宜但工艺颇好的小首饰供我挑选。我过意不去，就挑了两件。他问我是日本人吗？我说不是，是中国人。他说：“啊，中国人，我喜欢你们，你们是最没有民族偏见的国家。”于是用笔在价目表一划，主动给我减去百分之二十的价格。 我回到旅馆后把我买的首饰给朋友们看，他们向我打听每样东西的从价钱和买的地方。到下午他们也各自买了一包回来。随后，我发现他们在背后悄悄议论什么，一边议论一边笑。我觉出有鬼。到了只剩下吴泰昌一个时我问他：“你们瞒着我一定在搞什么鬼，告诉我是啥名堂。”他小声说：“我们按你说的到那几家店去看了。最便宜最诚实的是老犹太人开的那家。我们也买了一套你在大桥附近买的那种首饰。比你便宜了两万里拉。我们决定不告诉你，怕你知道了会影响情绪……” 我听了倒挺高兴，高兴我碰到的第一个犹太人就使我打破了道听途说来的偏见，更相信人的好坏是不能以民族划分的。我体会到了历史形成的对犹太这个民族的不公正。 六 当我又乘上汽船离开威尼斯去机场时，我心中对这个城市充满了留恋。我不知是否还有机会再来这个奇迹般的城市，更不知再来时它会变成什么样子。我看到的威尼斯是迷人的、繁华的，但也看到和听到它在衰落的迹象。人们告诉我机械船的泛滥，四周化工厂和矿山的建设，每天上十万游客的践踏，威尼斯的城和水都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古迹建筑被剥蚀，自然景观被破坏，特别是自然条件变化使这里增加了被水吞没的危险。这个城市处在危急之中。意大利政府发出了向全世界的国际组织求援的呼吁。已有三十多个国际组织向它伸出了友谊之手，但这是场艰辛的工作，目前还没乐观的保证。 威尼斯不仅是威尼人的，也不仅是意大利的，它是全人类的瑰宝。我们每个人都有义务保护它，抢救它。 ------------ 长崎桥头 长崎有一座石拱桥，共有两孔，所以称作眼镜桥。是一九三四年，由兴福寺的住持法定禅师修建的，在全日本是按中国形式建造的第一座桥。日本把它定为“重要文化财富”。站在这桥头，我忽然觉得这长崎，就像桥的一端，而另一端则在上海。多少年来，长崎都是联结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桥头，即使在日本锁国时期，长崎也被指定为开放口岸。直到今天，长崎仍是华侨最集中的地方。我在日本内地碰见好几位侨胞，都是在长崎出生的。所以在日本旅行了一个时期后来到长崎，就有一种回家之感。 日本人民好客，而长崎作为门户，更集中地表现出这一美德。它自从一五七一年（元龟二年）开为口岸以来，始终是日本和世界各国交往的接待站。日本人尊重那些为促进国际交往作出贡献的人们，于是长崎保存下来丰富的珍贵的遗迹。 我到了传说中“蝴蝶夫人”的旧居。给我极大感动的不是那所明治年间建造的英国花园洋房，而是日本人民的宽阔胸怀。那房屋的主人，是个往日本运输军火，并把它卖给各地藩主供其内战使用，从而发了大财的买办，是个很带点经济侵略意味的人物。我问日本朋友为什么要纪念他，他们说，他有坏的一面，可是他同时还带来了西方的工业技术、现代文明，对于推动日本明治维新，起了不小的作用，算起总帐来，他对日本民族好的作用占主要，所以我们仍把他看作是朋友，对日本维新有贡献的朋友。 在这位古兰马先生的住室里，我惊讶地发现了“定远号”军舰上的舵轮。舵轮用红木造成，直径足有一米多。当年邓世昌就是紧握着它，为了保卫祖国向日舰猛撞过去的。定远舰后来被日本海军捞起。古兰马尊敬邓世昌的为人，花重价把它买了下来。镶上几块板，作成一只台面，陈设在他的客厅里。 和古兰巴馆相似，他们把十七世纪荷兰人的“洋馆”及其附近荷兰风味的石板路，十九世纪法国人建造的木建筑教堂，都作为国家指定的文物保护单位保存下来，而且仔细地加以修缮维护，让它为促进各国人民的友好服务。 当然，保存最多的是中国建筑。十七世纪中国僧人超然始建的崇福寺，后来又由华侨出资，并从福建请来匠人，运来砖瓦木石，把它建成一座精美宏伟的中国式庙宇，里边供有我们熟悉的关公等神像，如今已被定为日本的国宝。里边有一口一六八二年长崎***时，该寺舍粥用的大锅，至今完好如初。我看到这些，不由得想起我们国内像这样可列为国宝的文物，真是多到不可胜数。可是遭遇呢，只得欲说还休。十年浩劫，真叫人肝肠痛断。我有时想，在我们宣传“*****”出土文物同时，是否也谈谈“*****”遭劫的国宝？像“***”这样不尊重自己民族宝贵遗产的败类，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敌人，也是世界文明的敌人。此外，建国以来党和政府花了很大力量作的保护、恢复工作，这些年也遭到了一些愚昧短视的公民们的破坏。有个日本朋友听说我爱人在河北省工作，就向我打听黄粱梦遗迹。我说有几位文物工作者正在那里维修整理。但我没好说前些年那地方作机关，作党校，把正做梦的卢生的脑袋都敲了下来。邯郸的赵王古城，是比日本平城京遗址更古老的都城遗址，如今还种着麦子，到处是挖沙的坑。一座工厂就建在都城的遗迹之上。 长崎的唐人馆，是原来华侨修的孔庙，整洁威严，富丽堂皇。现在改造成一座中国艺术品陈列馆和专门出售中国工艺品的商店，收入所得作为华侨学校的资金。我们去的时候，华侨学校的小朋友们列队欢迎来自祖国的亲人。在国外看见自己的孩子，实在可亲可爱。我忍不住亲他们，他们用很纯正的普通话说：“叔叔好！阿姨好！欢迎，欢迎！”华桥商店卖的货品，全从中国直接进口，既有大陆产品，也有台湾产品。侨胞说：“都是我们中国货。”店员全穿着中国服装，问起来，倒是日本朋友。人们开玩笑说，在长崎，是很难分中国人日本人的。有一次我们和几位华侨朋友从一条街上走过，不断有人从店里出来向我们寒暄问好。这位侨胞介绍说：“这是我妹妹，”那位侨胞介绍说：“那是我侄女。”在我这次走访的七八个城市中，长崎的中国留学生加上在造船厂实习的工人、技术人员，是学习人员最多的一个地方。恰好这时中澳合营的旅游船“明华号”也在长崎停靠。有一天晚上，华侨、我们、留学生，加上船长、大副、政委一群人从饭馆出来到“明华号”上去参观，一下子把个“明华号”小餐厅变成了中国俱乐部。有几位华侨听不懂中文，可也恋恋不舍一直和大家呆到深夜。一些平时极讲礼貌的人，都毫不客气摊开手帕把船员们做的点心包起来带回去给孩子，因为这是从自己家带来的东西。 日本是好客的。长崎人和中国人、西方人有悠久的友好相处、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传统。人民之间的友谊要靠人民来保卫。我不止一次经过***纪念馆时，仰视祈求和平的纪念像，在绿草如茵的广场上，一个巨人一手指天，一手平举，关切地注视着草地上在喂鸽子的天真儿童们，艺术家把他塑造得那么健壮有力，大概不是没有用意的。我的理解是这样：过去的让它过去吧，但要使和平天长地久，要使悲剧不再重演，要让孩子们永远和鸽子一起不再受恐怖惊扰，需要用力量来制止战争。 ------------ 柏林归来 在民主德国，走路要格外小心，稍一疏忽就会漏掉一个文化圣地或历史遗迹。在柏林我上菩提树下大街散步，看到了马克思当过学生、黑格尔、爱因斯坦等人教过书的洪堡大学；看到了希特勒焚烧书籍的广场；看到了列宁读过书的图书馆，看到了季米特洛夫、倍倍尔·李卜克内西活动过的场所，满以为无所遗漏了。回来后人们问我对海涅的故居有什么印象，我却茫然，再问我别的几个地方，我更傻了。从此就特别紧张而小心。到魏玛的时候，看到一块石头我也要问一下是否贝多芬或歌德在这儿坐下来沉思过、休息过，哪怕是系一下鞋带。后来进了植物园，我才松弛下来，心想在这些棕榈树、龙舌兰之间总不会有什么历史遗物了。恰在这时，一个中年人就过来问我有没有时间看一点他负责保存的“有趣的东西”。我当然要看。他领我进了一个比较大的房间，我竟在那里看到了拿破仑从莫斯科城下逃跑后一路所乘的那辆马车。我还看到了另一辆马车，是嫁到魏玛来的俄罗斯公主乘的。我从没想到马车会造得这么精美，甚至带有厕所！还有一次，是在葆琛，主人请我去吃饭，我无竟朝窗外一瞥，主人立刻对我说：“对面这个小楼安徒生居住过……” 所以，回国之后，要想写篇文章记录这次旅行，就十分困难。反法西斯同盟军会师的易北河，发表了有历史意义宣言的波茨坦，以及浮士德博士喝醉酒后骑在酒桶上飞翔的那个地下室酒馆，哪一处不值得一写呢！ 我只能先写最重要的，最感我心怀的，那就是人，民主德国的朋友们和同行们。 我读过坎特的短篇小说。尤其是《第三颗钉子》，给我印象极深。他写的那些“关系学”在我们中国随处可见。他现在是民主德国作协**，我到柏林的第二天去拜访作协时见到了他，一看那矮矮的个子，充满机智和幽默的目光，马上就认出了他。我说：“你就是钉那棵钉子的人吧？请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一架特殊的望远镜，把中国的事情全看到眼里了？不然怎么会写得这么像在中国发生的事？”他挤挤眼，笑而不答。可到我送他一幅国画作纪念时，他找到报复的机会了。他和《新德意志文学》主编沃瓦·沃伊斯基不约而同地问我：“这是不是‘画儿韩’伪造的一幅假画，你拿来骗我们？” 我们在笑声中发现，两国作家尽管中断来往二十多年，可谁也没忘记谁，大家都注视着对方的工作。 和坎特相比，作协副**舒尔茨教授是个更富有学者气质的人，他高个子，男低音，说话一板一眼。他主持《思想与形势》杂志的工作，并且和“人民与建设出版社”有工作联系。这个出版社为向民主德国的读者介绍外国文学作了很有益的工作，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集《探索》就是他们出的。前不久他们又出版了《天云山传奇》。在地铁火车上，在饭店大厅里，我都见到有人津津有味地读它。也许这个书名不好记，我问一个姑娘，“你在读什么？”她说：“鲁彦周。”我问她：“喜欢吗？”她说：“很喜欢，这里写的一切对我都是全新的，可又是熟悉的。这是中国当代最好的一本小说吗！” 我说：“是好的，是不是最好的，我不敢说，因为这样水平的小说，中国有不少，而且还在不断地写出来。”她先把眼睛睁得很大，“噢”了一声，随后说：“希望我们多看到一些。”我把这事告诉了舒尔茨教授，他说：“这两本书确实很受欢迎，《探索》出来三个月，已经准备再版了，在民主德国这是少有的。希望你给我推荐一批作品，我尽快找人译出来出版！”此后每次见面他都提醒我这件事，到临走时，他又嘱咐我千万把这事记住。 这种对中国当代文艺的关心也表现在许多普通工作人员身上。有一位电台的女编辑，在柏林要见我，我没抽出时间来，她跟踪追击，在莱比锡找到了我。我以为她是来采访的，见面才知道她另有所求。她说她决心在电台安排一个固定时间，专门播送中国当代的广播剧或独幕剧，可她不知哪儿去找剧本。她带来一本1977年出的中国广播剧选，问我能不能用？我看了一下，那还是**前后的作品。 我说：“这是本过时的作品，有些错误观点早被我们否定了。”她焦急地问：我到什么地方能找来你们新的作品呢？我告诉了她应当找中国的广播电台和戏剧家协会，并且答应替她传递信息，她十分感谢。 民主德国的同行们关心中国文学，当然也关心中国作家，尤里·布雷赞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是民主德国作协的副**，又是民主德国少数民族——索尔维族作家，他的作品在世界上到处流传，而他自己则深居简出住在葆琛的乡下，一般有外国作家来访，他都拒绝接见。我们到柏林后，作协打电话给他，说中国作家代表团来了，问他有时间会面没有？他说：“当然有。”9月9日我们一早到了葆琛。访问完民族联合会去吃中饭时，他已在餐厅等我们了。他满头白发，身体却十分健壮。他从乡间这么远开车来招待我们，使我们很不安。他说：“这不算什么，我已经买了辆自行车，还打算骑着车上北京去访问你们呢！”我说：“中国有几个人正在骑车来欧洲旅行，他们都是青年人。如果知道你也有这个雄心，他们会吸收你作队员。”他说：“也许我骑车在半路上会碰见他们，正好向他们打听一下，去中国哪条路最好走。” 饭后我们去参观一个索尔维族学样，他非要陪我们一同去不可。在学校里，孩子们为我们唱了斯拉夫族民歌。索尔维是斯拉夫族的一支，风习仍保持斯拉夫人的特点。我们对这里的一切极感兴趣，和老师们谈话时间就长了些。我担心布雷赞同志会疲倦，谁知离校时，他却极郑重地对我说：“这儿离我家不远了。我想请大家到我家喝一杯茶，不知道能不能赏光！”我说：“当然愿意去，可是那不使你太疲劳吗！”他说：“能有这种荣幸的机会，怎么会疲劳！”他立刻打电话请他夫人作准备。 我们在他的写作间受到了家庭般温暖的接待，他拿出一本纪念册给我们看，上边有贺敬之、黄药眠等同志的照片，有冯至、田间的签名。他说：“瞧，你们距离上一批中国同行来，二十多年了。希望下一批不会再隔这么久。”天黑以后我们才和他告别，可他却说：“不不，我要陪你们去吃晚饭，不能这么早就告别！”那天是在一个乡村小酒店吃的晚饭。环境、风味全是最地道的斯拉夫式的。喝了几杯酒后，布雷赞兴致更高了。他告诉我他读了《探索》这本书，也读了《画儿韩》，这真是一种全新的文学体验。中国有一个和欧洲的、西方的美学经验完全不同的美学体系，是几千年民族文化发展的结晶。他说：“你们有你们的特色。用你们的特色来丰富世界文学吧，千万不要丢掉自己的宝贝去照搬别人手法。” 像布雷赞这样热诚的老朋友，我们几乎走到每个城市都碰到。在魏玛，曾在我国工作多年的哈里·吐尔克，自己开车陪我们去参观布痕***集中营、歌德的故居，一路上打听丁玲身体情况，笑嘻嘻地跟我说他和杨宪益住邻居时的各种笑话，问我：“他还那么喝酒吗？他好像有抗酒精的特异功能，从来没见他醉过。”在柏林，汉学家梅慧华把我们请到她家时：拿出她北京大学同班同学照片给我们夸耀：“我们那一班是最出人材的一班。瞧，这是陈丹晨，这是谢冕——谢冕在当学生时就特别胆大、爱发表独立见解，这是张炯——”比她低两班的尹虹很文弱、轻声细语地说，他们那班素质也不错，不过时间赶得不巧，碰上些意外的干扰。她现在正致力于中国当代戏剧的研究，对目前中国话剧舞台的状况十分关心。梅慧华教授为欢迎我们到来，专门在洪堡大学的亚洲院开了一次汉学家的座谈会。会上大家发言、讨论全用中文，我们仿佛又突然回到了北京。 我们这次十四天的访问，能如此顺利而愉快，重要的一个因素，是三位陪同我们的德国同志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们用心来接待我们，那是三颗对中国人民充满了友好情谊的心。 芭芭拉·舒曼夫人，是作协的外事秘书。我在作协搞外联工作，有二十多位同事。我们忙得团团转，头昏脑胀。她就是一个人，面对五大洲，广拓八方客：井井有条，轻松愉快。她漂亮，豪爽、能干。不论我们提出什么要求，她把手在空中划个弧形，高声说“古——得”，就全齐了。所以我学会的唯一一句德语就是“古——得”；她请我们去她家作过客，我发现她爱人舒曼先生对她的指挥才能比我们更心服口服，所以她们家也秩序井然，气氛温暖和美。舒曼先生是个自由职业的翻译家，对波兰的历史、文学极有研究。因为他在家中工作，家务劳动一半以上都落在他身上。芭芭拉陪我们去旅行。我说：“这几天舒慢先生会轻松一点了。”芭芭拉说：“不会。我临走给他留下了作业，回来我要检查的。他不敢偷懒。”可是她爱他爱得要命，说她能安心把作协工作做好，全靠有他作后盾，“噢，他太辛苦了！我不是个好妻子。没照顾好他！” 翻译施白兰，看起来还像小姑娘，像我们五十年代的共青团员，信仰坚定、热情、坦率又有些固执。我们在一起常忘了是两个国家的人，为一些小事争论下休，一边争一边笑。越争论越亲切，真正成了一家人。她是在列宁格勒学的中文。毕业时俄文倒是学好了，中文却不大理想，为此她又到中国来工作了几年。平心而论，她的汉语满不错了，可她不满足，还想到中国进修一次。她常常一边翻译一边虚心地问我们她哪句话说得不对。刘绍棠很赞佩她的求学精神，就故意逗她，专用一些生癖的，连邹荻帆也听不懂的北京土话跟她聊天：“邓友梅没有好湮台、想叫我喝喇嘛了，你可别让她有猫溺——”她越听越糊涂，最后急了，哀求说：“刘绍棠，你别说这种话了，我完全没办法了！”引得我们大笑，她却认真地把这些听不懂的话全记在本上，不断地复习。 至于我们的朋友，留小胡子的司机克劳茨，我只能说我永远不忘他对我们的热诚与负责，我也希望我们中国的司机个个都有他这么好的技术和这么好的工作态度。跟我们在一起，开车成了池的副业，一切生活杂事他都包下来了。从葆琛去莱比锡的夜里，我们走错了路。一向以记忆力好自夸的刘绍棠也不再“向左、向右”地发号施令了。克劳茨只好一个人到村子里去挨门求教，打了三家门才找到个老人问清路线。他始终笑嘻嘻的毫无倦色。 我们在民主德国欣赏过好几次音乐、舞蹈、戏剧演出。有的很好，有的一般，印象最深的是布莱希特剧团演出的“三便士歌剧”。我一向敬仰这位大师，他的剧本凡译成中文的我都找来读了，也看过中国人演的布派戏。甚至自己也写过一个没有人演、也幸亏没有人演过的“布式”剧本。这次一看地道的布莱希特剧团的演出。才知道我所理解的布莱希特和它的本来面貌相差极远。当然，各国可以有各国的“布莱希特”戏剧，各人可以有各人心目中的布莱希特，但认识一下地道的布莱希特却是十分必要的，总要看看庐山真面目，才可以评论和发挥。我想，对整个的民主德国也是如此，亲自看看，才知道这是个有着多么深厚文化历史传统，而又有着多么强大现代活力的国家，才知道那里的人民对中国对中国人民抱有多深的友谊。 离开民主德国的前一天，我们登柏林的电视塔。有几个朋友陪我们一道去参观，在路上他们笑着说：“你们来以前，我们作过一个估计，中国作家会是什么样。大家说，会彬彬有礼，会握手，不会有深入的谈话，更不会拥抱。可是现在我们什么都谈了，而且拥抱得很紧！”我说：“为什么那样估计呢？我们不都是马克思的学生吗！不都在建设社会主义吗！”他们说：“是的，我们相同的地方究竟比不同的地方多！所以称作同志！” 友谊之花盛开的。喂，同志，一齐加把劲来培育它！ ------------ 巴黎漫记 一 一位作家朋友曾对我说：“写文章的人一个劲的追求‘知名度’，这是很傻的。知名度远赶不上‘知容度’。‘知容度高’才能走遍天下。”对这番话的正确性我从未怀疑过，但对它真正有深切体会，是这次去巴黎。我去巴黎和岳华同行。办理机票时，航空公司的小姐一见手执机票的是“大醉侠”，真是眉飞色舞，满面春风，和言细语，有求必应。笑嘻嘻地在机票上签了两个座位。不偏不斜恰好是机舱紧急出口处的第一排，而前一条通道，可以伸开腿睡觉，站起身伸懒腰，万一出了什么事故，跳伞也比别人抢先，比起两个月前去美国，真是不可同日而语。那次是十四位作家，什么张洁、李存葆、祖慰都是满有度数的名家，上了飞机老老实实和我一块挤在又窄又闷的座位上。隔壁一位日本女士，带了位不满一岁的小朋友。那小朋友将来肯定会成为男高音歌手的。哭起来嗓门又大，气力又足，从太平洋西岸一直哭过东岸。耳朵听着这哭声，两条腿重如千斤，直挺挺支在地上，睡又睡不着，站又站不起，真叫受罪。后来张洁实在受不了，去求空中小姐给她换个位置。那是新加坡飞机，空中小姐叫她讲华语，又是女性，这才动了恻隐之心，为她换了个离哭声远些的座位。根本没问她会不会写小说。 这次的旅行还有一个优越处：法航飞机上的酒好，而且满足供应。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有。喝了甘醇的葡萄酒，伸开腿闭上眼，一路上腾云架雾，就有点半仙之体了。当然，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也正因为便宜酒喝多了些，飞机停在孟买时，糊里糊涂随人群走下飞机去转了一圈。看到商店里有檀香木雕的佛像，颇为精致，就买了一尊。第二天醒来再打开看，发现竟是一对印度青年在拥抱，春色浓艳，毫无四大皆空的神色！就在这惊讶与懊悔间到了巴黎。 二 到巴黎是凌晨。出门的人很多，我和岳华分别排在两行。我这一行进展较快，边防人员看看护照，冲我笑了笑，说了句法国话。我冲他笑笑，说了中国话。他盖了个章我就出来了。他说的什么我一点不懂，我说的估计他也未必懂。恰好我身后走着的也是几个中国人，我便问他们：“则才那法国人对我说什么？”他们热心地向我解释，为我翻译，但他们的话并不比法国话更好懂。我费了半天劲，只分辨出他们讲的是温州话，话的内容还是不明白。 出了关，我就站在大厅里等岳华。他那条队排得很长。等他出来，已没有多少人了。我问他：“现在上哪儿去？” 他说：“哪儿也不去，等朋斯先生来接我们。” 我问：“你和朋斯先生很熟？” 他说：“没见过，不过不要紧，中国人总会互相认出来。” 我这才知道朋斯先生是中国人，而且他也没见过。 我们的飞机提前到达了，天还刚拂晓，巴黎人大半此时还在睡觉。我百无聊赖地站在大厅看人、看狗——一个法国人运了一箱大小七条狗，狗长得都不像狗样儿，方脑袋、圆脑袋、三角脑袋。身上的毛剪成各种形状，染成各种颜色，有点像我在美国和日本看到的应克头发。远看巴黎的交通图，因为不认识法文，越看越乱。正这时有人用甜甜脆脆的上海话打招呼：“侬阿是岳华先生？电影上见到过的，还是格漂亮来……”原来朋斯先生和太太到了。 三 朋斯先生中等个儿，戴一副近视镜，满脸是厚道祥和的笑容！我一见他就想起狄更斯笔下的皮克·威克先生！朋斯太太聪明、漂亮。先生不大说话，只是笑着点头、握手、抢行李。太太一直嘴不停地寒暄、问好，道歉晚来一步，说一口地道的上海问话，不大地道的香港白话，有时夹一两句我听不出地道还是不地道的英语或法语，总之我们在一片友好热诚的气氛中被送上汽车，朋斯先生驾车拉我们直奔往巴黎。 我对巴黎的第一眼印象就很好。不是因为它的建筑壮观和市面的繁华，是因为它实在清静。八月份，巴黎大部分人都去南方洗海水浴晒太阳去了。又是清晨，街上看不见人，偶然过一两辆车，也是懒洋洋的。在北京拥挤惯了又到香港更加拥挤的过了几天，一到巴黎马上觉得格外的清静、安静、整洁、从容，远远看见了铁塔，从凯旋门近处转了个弯，埃菲尔铁塔和凯旋门也睡意蒙矓。 朋斯先生把我们送到雨果广场附近一个僻静街上，这街上接连有几家三星的旅馆，我们住进挨近广场的一家。三层小楼，房间不大，壁纸和家具的颜色有点俗气，令人想到左拉笔下写过的巴黎小旅馆。我估计这旅馆年龄也决不会比左拉小。洗过脸后，朋斯先生请我们去饮咖啡。他领我们走出旅馆，转进一条街，来到直通凯旋门的一条街上，伸手掏钥匙，打开一间咖啡店的门，屋里空无一人，所有的椅子都四腿朝天放在桌上。朋斯太太回身把门关上，朋斯先生放下几张椅子请我们坐下，他就到柜台后边自己动手煮咖啡。我问朋斯太太：“怎么店里没有人？”她说：“他们全休假去了。我们是店主的朋友，有一把钥匙，要喝咖啡就自己打开门来煮，喝完锁上门走人。” 喝咖啡中间听岳华和朋斯先生谈话，才知道朋斯先生早年在上海和香港的电影圈，是颇有修养和名气的摄影师，后来洗手不干，来巴黎开饭店开酒吧和咖啡厅，再后来则也不开饭馆也不开酒吧了，并且把咖啡厅也卖了出去，这间咖啡厅就是他卖出去的，买主也是朋友，所以保留了开门自煮咖啡的权利。这次来巴黎拍片，翰祥约他当临时摄影师。朋斯先生重友情，大概也留恋他的老行当，欣然答允，重作冯妇，只是说：“我没得机器！” 岳华说：“我们去租。” 朋斯说：“八月份，统一休假了，租不到。” 岳华说：“租个工作用电视视摄像机也可以的。” 朋斯：“没有玩过那个东西，怕玩六灵光。” 他们约好睡一觉后去租机器，朋斯先生就锁上咖啡厅的门送我们回旅馆。他有一辆很新的雷诺车，车身可以升高。朋斯先生表演很好，住巴黎多年，除去那辆车完全法国味，他二位身上法国味很少，上海味十足：朋斯太太随身总带个小录音机，录音机里反复放《苏三起解》。我问：“谁唱的？”她说她自己唱的。她是巴黎票房的票友。我问她有小孩子没有？朋斯先生悲痛地说：“我们的孩子上个月死了……”我抱歉说：“对不起，我不该这么问。”朋斯先生从上衣口袋掏出一张照片说：“这就是我们孩子的照片，满漂亮吧。” 我郑重地接过来看，照片上是一支小狗，满漂亮的小狗，但看不出公母。我想先生改叫作他的儿子，大概是公狗。同时我也为朋斯夫妇感到一点安慰，这样的儿子我相信还可以再找到一个，不致使两个善良的人成为绝户的。 四 睡醒一觉后，朋斯夫妻果然来接我们。我们先把太太送到票房。她说有两个从北京来的琴师在给她们说戏。在票房门口我碰上北京来的母女二人。女儿早来定居了，似乎是京剧界的。老太太刚来，一听我说北京话，大家就谈得很亲切。老太不喜欢巴黎，觉得什么也不对味。“您瞧瞧，满街都说外国话。咱说中国话的倒成了外国人了！我怎么也转不过这个弯来。”我说：“您也常来听他们唱几段吗？”她说：“我就来听听自己人说中国话。尽管他们说的事跟我多不挨边儿，可我全听得懂哪！这比唱的还好听哪！” 我们到拉丁区一家出租机器店问了一下，那里说九月份以前不可能有机器出租，但打听到在圣母广场附近还有出租店。这时大家已经饿了，决定先去填肚子，顺便看望岳华的老朋友刘先生和刘太太。 刘先生开的中国菜馆叫锦丰园，中等门面。他隔壁一家同样的门面房屋大敞着门，似乎在搬家。有几个黑人坐在搬到便道上的家具中间，弹着吉它唱歌。这时已过了中午的开饭时间，又是休假的月份，店中只有一个法国学生在吃馄饨面，一个中国青年陪他聊天。刘太太和刘先生意外地看见岳华和朋斯先生，高兴得笑不拢口，忙招呼我们坐下，先弄来点小吃和饮料，陪我们谈天。刘太太说：“我才买来韭菜，我给你们包饺子吃，尝尝是不是家乡味。”刘太太说话倒是地道的我的原籍家乡味，一问之下，方知她是徐州人，而刘先生则是台湾人。攀谈几句之后，我大致就知道了刘太太的情况：四十年代末上学的时候，随着学校逃到台湾。在台湾和刘先生相认、恋爱、结婚，随后逃到了巴黎。几十年下来，事业颇有发展。两个孩子都长大了，一个在工作，一个大学将要毕业。坐在旁边吃馄饨面的那个法国青年就是他小儿子的同学。隔壁那个门面房出是刘太太的，他租给了几个黑人作生意，但那几位却赖着不交房钱，刘太太无法只好告状。 我说：“唔，房子腾空后，餐馆可以扩大一倍面积了，您的生意会更有发展。”可是刘太太说：“我不想再扩大了，现在收入很好。做两年我们该领养老金了，孩子们也不需要我作资助，我们要歇一歇，过点清静生活了。” 这使我很意外。我认识几个定居美国的朋友，他们只要有机会就扩大自己的事业与收入，很少见过这种“知足长乐”的超脱精神。我对刘太太顿起敬意，并且怀疑这是法国风尚与美国不同之处。忘了以前上学时听有位老师讲过，说法国人懂追求安逸，乐于享受，与美国人那种事业竞争高于一切作风有所不同。我觉得有些道理。 我和刘太太谈话间岳华去打电话，拨了许多号码，终于找到了那位被称作肥仔的朋友杨安明。恰好韭菜饺子端上桌时，肥仔来了。名不虚传，这真是一个可爱的人。 五 肥仔实在是个可爱的朋友。没见到人我先见到车，这是辆满不错的雷诺跑车，可是天知道怎么弄得这么邋遢，仿佛不是这里少个螺丝就是那里少个零件，若认真去检查却又什么也不少。肥本人和他的车一样，质地很好却邋里邋遢，他上身穿一件硕大的圆襟衬衫（这衬衫很可能原来是白色的）、黑裤子，脚上一双塑胶拖鞋，拖鞋的右跟已经很薄了。戴着副黑架近视镜，满脸笑嘻嘻，仿佛睡醒，问我们：“什么时候来的？我怎么一点也不知道？”声音很甜，而且懒洋洋，道地的上海口音普通话。这句话没说完又对那吃饭的法国学生用法语说了句什么，那学生笑了，随后又向门外的一个孩子喊了句阿拉伯语：那孩子正偷着去捅他的汽车，一听他说话撒腿跑了。这时坐在门外的几个黑人就笑着大喊，肥仔探出头去又用英语喊了几句，这才笑嘻嘻挤进我们桌前坐下来。刘太太说：“巴黎好像没有一个人不认识肥仔的，一样去买东西，他都会比我们便宜些。” 岳华问肥仔现在作什么？他说供应巴黎各中国餐馆原料，这件事只用他早上的时间，我问他：“你要开车给各家送货，一早上忙得过来吗？”他说用不着他送货，告诉菜店、肉店、鱼店要什么，要多少，送给哪家就行了。我说：“这样的采购，各餐馆自己不可以办吗？”刘太太说：“有许多东西别人买不来，只有肥仔去才能抢到手。”我问肥仔：“那么剩下来白天、黑夜还有好多时间，你作什么？”他说没事干。事情是有的，他不爱干，钱够用了，挣那么多干什么？刘太太又来补充，说肥仔不断的有新计划，但多半没实行，只有买房子是他的乐趣，买了卖，卖了又买。肥仔并不反驳刘太太，只说好多事干到一半没了兴味，他在枫丹白露买了一大块地，计划挖成水塘养殖中国金鱼，可是八年过去了，塘也没挖、地还在扔在那里。不地这几年地价上涨，也许比他真养金鱼赚的还多些。他还买了一幢房屋，专门接待中国来的留学生。中国学生住房免费，有的学生毕业了，回国后和他保持通信，请他回去参观。他打算去，总在打算去，但始终没去。刘太太说：“肥仔，你该成家有个太太。你的生活就正规了。”肥仔说：“我已经托回去的留学生为我找寻了，一找到合适对象，我就回国去见面，所以我现在有不急着回去。”我问他：“为什么要从国内找对象？”他说：“法国姑娘交交朋友可以，娶来作老婆还要中国人，我们这里的老徐教授，回去找来个太太，过得好美满呀！” 他提起老徐，又引起大家一个新话题。他们说徐太太是当今巴黎华人社区中法语说得最好，车子开得最好的，又是最会持家的。岳华说打了好久电话，他家都没人接。肥仔讲：“不要找他。明天我开车去把他拉来给你就是。” 吃过饭肥仔开车拉我们去找旅馆，为翰祥他们大队人马打前站。岳华前些年在巴黎住过一家旅馆，对那里记忆犹深，但他说不出街名。尽管如此，肥仔还是把它找到了，实在不如岳华说的那么好。房间壁纸和地毯都是桃红色的，叫人想起左拉小说中所写的春光旖旎的场面。房间低矮，楼梯窄狭，甚至走的步子重一点脚下地板都颤抖，我们把它否定了。我说岳华所以对它有好印象，可能和当时旅馆本身无关，另有原由。他说我这老大哥不厚道。肥仔又把我们拉到另一条街，这街很僻静，在闹市的身后。也是二三层的旧式旅店，周围不断有些阿拉伯流浪汉转来转去。我觉得有某种危险性，肥仔咧开嘴大笑，说：“我是叫你们看看，还有比刚才那个旅馆更神秘的地方，这地方当然不能住。今晚我们不找了，去夜总会听歌去，正经事明天再说。” 肥仔拉着我们又一次过了塞纳河，钻进一个很深的地下停车场然后乘电梯升往楼顶，进了一家夜总会。 这是一家华人夜总会，歌星、乐队、侍应生和客人全是华人。似乎所有的人都认识肥仔，肥仔一一点头、问好，然后找个角落坐下来，点了饮料、食品，也点了歌。歌星大概是香港或台北来的，肥仔点了两首歌，扔下一千法郎，但歌星正式唱他点的歌时，他却昂在椅上打起瞌睡来了，我推推他，他说：“她的歌我都听烦了，没趣味！”我说：“那你为什么还点？”他说：“熟人了，不好意思了！”我说：“你常来？”他说：“天天都来坐一坐。”“天天都打瞌睡吗？”“是的！”“那为什么要来？”“没有别的地方可去，别处也一样没意思，也要打瞌睡，交钱比这里还多。” 肥仔睡完一千法郎，开车把我们送回了旅馆。 六 这一天跑得很累，第二天我们上午决定休息一下，八月份的巴黎雨果广场，真清静到了通街不见人影，不见车迹的地步。广场上有一家餐馆，在露天摆了几副桌椅，我们就连吃馆带看街，客人除我和岳华两人外，只一位中年妇人带着一只狗，但她一个却要了比我们两人还多的饭菜，并且不声不响又极迅速地把它们全吃了进去，而我们看到的街景也就至此为止。周围几家商店全休息，走了好久才碰到一家卖水果食品的小店。我看到有牛油果，很新奇，买了几个，剥开尝尝，真正“味同嚼蜡”。岳华看了大笑，说这东西不是这样吃法，应当用来做菜。我想不论做什么我也不会再吃它了，剩下几个就扔在了旅馆的垃圾桶里。 中午睡了一会儿，电话铃响了，岳华接完电话告诉我，老徐要来。 七 徐教授是下午三时左右来的。 这几年我也算走了十来个国家，最普通的衣着见了，奇装异服也见了，但从未见过徐教授这么普通而又这么奇特的装束，他穿了一身纯粹中国大陆农村家庭缝制的灰布服，地道的中国布鞋，连头发也是中国农村青年农民式的，若说普通，十年前大陆上八亿农民中除去四忆妇女和两忆孩子，其余两亿大概都是这样的服装这样的发式。奇特的是当今在大陆农村都已少见了的这装扮竟出现在巴黎，而在全巴黎的各色人种中，我敢打赌徐教授这一身是绝无仅有的，真正的奇装异服。 他的口音是山东味的普通话，性格也是山东式的直爽和执拗，他和我握过手，拉起岳华和我就走，说：“先去办事，有话路上说。”走出旅馆。他领我们去乘地铁。从地铁站出来，他领着我俩东奔西跑。找到一家租机器的地方，又看了一家旅馆，然后到唐人街的太平洋酒家，肥仔正懒洋洋地坐在那里等我们，我们要了点啤酒和小菜，肥仔不等侍者送菜，自己到肉柜前割了些香肠、叉烧之类，切成一大盘，先端过来。他说：“我既是这里的东家又是供应商，吃东西钱要照付，但给自己动手的特殊。” 和老徐相认了几个小时，现在才有时间坐下谈家常。他家是山东临沂北乡的汤头。四十年代中我在这一带地方工作，在他那村子住过，有这么一点因缘，话题多了，壁垒就少了；他是四十年代末，随着他上的中学：由临沂而青岛，青岛而上海，一步步移到台湾去的，在台北戏剧学校受完教育，到大鹏剧团工作，二十年前由台湾转到法国，在这里一间大学教中国文学。我认识的不少学中文的法国朋友，都听过他的课。在法国汉学界也算是名人，我问他：“你在法国如此多年，何以还是这身国粹打扮？” 他说，他穿的衣服全是太太亲手做的，头发也是太太给剪的。太太八年前离开中国山东农村的。这装束、这发式全是当时最时髦的。她一心想把自己的丈夫打扮得最时髦、最漂亮。老徐爱他的太太，只要太太看着满意，他认为自己没理由反对；于是他就成了现在这模样，而巴黎这地方对服装是持有兼收并蓄、见怪不怪、越奇特越有价值的观点的。老徐这身打扮从没有人认为不时髦，我听了真想把这消息传达给国内那些选服装以洋化、港化为标准的朋友。 提起太太，老徐的满脸像开了朵细瓣菊花：太太名叫兰英，他由衷地说：“我们兰英真好，有了她，我什么都变了。整个家像个家了，她带三个孩子，还给服装公司绣花，买菜做饭，做衣服理发，从没叫过苦，我娶了她，经济上也改观了，以前一个人生活也那么多工资。虽不贫乏，可也不富裕，现在我买了幢房子，还有积蓄。” 肥仔说：“最重要的是给你生了三个儿子！” “那当然，那当然！”老徐毫不谦虚地说：“现在两在上学，一个还小。还会说点话，法国话，两个大的能说点中国话，复杂的不行。在法国孩子也是份财产，生三个孩子，国家每月给母亲和孩子各两千法郎的补贴。等于我一年写本书，而且是销路较好的书。” 我说：“只对母亲和孩子给补贴不公平，父亲也付出劳动了！” 他说：“对父亲也有优待，我乘公共车一律是收半价呢！兰英车开得很好，可我还是乘地铁，安全，便宜，比别人便宜一半。”兰英是他们邻县，莒县人，莒县我也住过，这地方很贫瘠，但是出名人，刘不庵似乎就是此地人，近代名人有位丁肇中先生。丁家是大户，丁先生有位族人叫丁铁修，抗日战争时带着武工队只身打据点。日本人闻名丧胆，后来负了伤被日本军队捉住，用尽酷刑，毫不动摇，终于又被中国军队救了出来。他的事在家乡像传奇故事般到处流传：丁先生有位堂妹和我在一个剧团演过戏，而且就演丁铁修的故事。一说兰英是那里人，自然感到亲切，我要求去他家看看，老徐说：“今天晚了，明天一早我来接你们，到我家吃中饭。” 八 老徐竟然有两处住房，一个在塞纳河边距拿破仑波舒巴特的墓地不远处的一幢楼上。他在这里租了三间房子，房东老太太到过中国，十分善良，老徐结婚后，兰英来到法国，第一位法语教师就是这位C夫人，C夫人教兰英法语，发现这个学生这么勤奋，这么聪明而生活在巴黎又是这么孤独，于是自愿地当了她的保护人，从兰英生下第一个孩子开始，她又兼了孩子们的教母、养母和家庭教师，一句话三个孩子大部分时间都和她生活在一起，她管他们吃、住、玩、清洗卫生、入学前的幼儿教育。孩子们管她叫奶奶，老徐和兰英在不在家孩子们无所谓，可这奶奶若不在就没了主心骨。老徐当然很感激这位房东，实际上也是拿她当亲眷看。可山东人的怪脾气实在难改，有时一犯脾气就几天不上C夫人屋子去。他去不去无所谓，孩子们和兰英照样和C夫人一起度生活。老徐要保持他“独立性”，又在圣母院广场附近买了一处房子。这是一幢高屋建筑的最下一层，把着街角，因此两个门开在两条不同的街上，如果开商店，无疑这是个好地点，但老徐把前面门的铁合页门一开到底，从后门出入，这屋子地面之上，是一大间和一小间，大间有近三十平米，小间十多平米，外加厨房和卫生间。而地面之下还有同样大小的地下室。地面上这间大屋内，放着一个长餐桌，一套沙发，一架电视机，还有个书柜，但没有写字台，在小间里放了一个折叠单人床，在床、桌、柜之间是各种有用和没用的杂物，如玩具、儿童画册，小孩的衣服、塑料盒子等等，好像还有个儿童车，而偌大的地下室里，几乎什么家具也没有，上有一架录音机和多得数不清的画册和儿童玩具。根据这些陈设，你怎样也猜不出这间屋子做什么用。给我只留下一个印象：房子是巴黎的，用具是现代西方，生活方式绝对是中国山东农村的。 我问老徐，这栋房子他平时作什么用？他说这里离两个孩子的学校近，他们中午下学可以上这儿来吃饭和休息。晚上全家回那边过夜。白天全家和孩子们一起到这儿来。孩子去上学，他就在这儿备课、读书，兰英可以在这儿绣花、洗衣、做针线。不过也不是每天大家都进来。总之要有一个大人陪着过来。如果他们俩都没有空，也有房东夫人陪两个大孩子过来的时候。善心的“奶奶”中午为两个孩子做中饭，晚上再把两孩子带回去。 我和老徐由肥仔开车送到这里，肥仔和在太平洋酒家一样，自己下厨房去烧水、煮咖啡。老徐利用这个时间把扔在地上的画册、报纸和各种塑料盒子收拾了一下，这时后门外有了脚步声。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用力推开门，大叫着闯了进来。接着又跟进来一个和这孩子一模一样、除去喊叫的声音外，其它都小了一号的孩子。再后边就进来一位妇女抱着个又小了一号，和前边两个孩子长相分毫不差的孩子。 这妇女无疑就是兰英了，她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我肯定见过这个人，甚至从她孩童时代就认识她：因为她的衣着、神态、语音都是我多年来看惯听熟了的。我简直不相信这是在巴黎，连在北京也很少见到这样打扮的妇女了，只有在十年前的山东山沟里我才能碰上这样的妇女。她们的聪明、美貌是那山区里人的骄傲，而她的衣着也就为那地方的少女们仿效。 她上身穿一件白底碎红花大襟小褂，下身是浅灰裤黑布鞋，头发齐领口。不吹不烫，只在左侧卡了一个金色的发卡。她的身材是标准的中国美人形，健康、端正，一切都相称而不夸张。脸上仍保留住露天劳动时染上的阳光的色彩。老徐事先对她介绍过我，所以进门来头句话就说：“友梅大哥还没到吗？”这样纯粹的山东乡音我已多年没听到了。听了无限亲切，我正要回答她的问话。第二个孩子和肥仔谈话的声音大了起来。他俩都用法语。两孩子靠在肥仔身上，肥仔搂着他。孩子说很长一串话，肥仔简短的问了句什么，孩子又指着他妈妈大声说了几句，这时兰英忍住装出一副嗔怒，冲他们俩说了起来。她的法语那么悦耳、自然。虽然我听不懂意思，但听得出完全像她说山东话一样地道，何以见得？我是从语气、语感、神态上判断出来的。这三个人说法语都很自如，小孩是不停嘴地述说；肥仔半闭着眼——我怀疑他已有一半在睡着——附和着孩子说些什么同情的话，兰英一边在做事情——将怀中孩子交给老徐，理正自己衣服，从手袋中掏出青菜，走到洗手间去洗手，拿着青菜到灶间去洗做……一边假嗔地反驳着肥仔和孩子。老徐在一边笑，我问老徐他们在谈什么？老徐说孩子在抱怨这两天蚊子太多，把他咬得浑身是疱；肥仔说蚊子总是要咬人的，主要是妈妈没替他们把门窗关好和没有用杀虫药去杀它们；兰英申述自己不喷杀杀虫药和不应当把一切责任全归于她的理由。 我要求孩子们说中国话，不然我们至少有两个人不能参与他们讨论。大的和中的两个孩子拍拍手接受建议，他们一张嘴我才知道，他们的中文也是道道地地山东土语，他们发“躺着”叫“切着”，称“我”为“俺”，一句长长的这种山东土话，中间还要加上不少法语词汇，岳华听了苦笑说：“我听他们的中国话比听法国话还要费力气。” 兰英就在和我们的答话中，洗了菜，和了面，拦了馅，并且动手包饺子，我们要大家动手，她说用不着，这几个人吃饭不够她忙的。老徐在巴黎住了十年，一度在华人社区以“风流才子”闻名，黄发白肤的女朋友交了一个又一个，最后打定主意：要成家还是得找中国姑娘。中国一般的地方还不行，必须是他的故乡山东人。一九七八年，在他离开大陆三十年之后，他第一次返乡去探亲。据他自己说，他是少小离家，思乡心切回去的，并不是为了找对象才回乡。我无意评价他这句话的诚实程度。总之他刚到山东省城，还没有回到老家，他们县里已经有人知道他有意“找个媳妇带出洋去成家”，并且替他认真筹划了。 那时候中国的社会风气和今天还不同。今天有亲戚在海外定居，和有亲戚在要害岗位当官一样，成了是值得自己炫耀他人羡慕之事，而十年前若谁家有亲戚作了“外国人”，那可跟有亲戚在蹲监狱差不多，是个令人侧目自己、也怕提起的事，好人家的女儿谁会嫁给个假洋鬼子呢？ 农民自有农民的心计，他们一下就把视线对准了兰英。 兰英人好，心好，模样俊，能干活，可是命运不好，她爷爷的爹是“地主”，尽管她生下来时整个中国大陆已没有一个地主了，可“***”仍要她为祖宗的剥削行径负责。把她从青年农民的队伍里区别出来，列入黑五类子女中去，让她在众人的歧视、蔑视、敌视下生活。村民背地里同情她，尽量不难为她，但谁也不会拿屎盆往自己头上扣，去和她家攀亲戚。所以尽管已经过了当地姑娘们习惯的结婚年龄，她连个向往对象还没有。老徐的到来、人们认为这是天赐良缘！一个地主子女，有人要就不错，还会嫌人家住在外国吗？对于老徐方面呢，大家想在外国地主资本家，既还没打倒，兰英的出身不会引起老徐的顾忌。 果然，老徐回到村中，人们一提，对方就表示愿意见面一次。见面谈了一上午，两边就都笑嘻嘻心满意足地把婚约定下来了。并且讲好，老徐回到巴黎就给兰英办移民手续，护照签证一到手，立刻来接她，他的工作忙，可能本人来不了，请个朋友来代他接，只要有徐的亲笔信，兰英就跟着去。 几个月后兰英果然就到了巴黎。我问兰英：“就见了一面，你怎么就敢答应老徐？你怎么知道他不会骗你？” 兰英说：“这人一看就是实在人，出去几十年，还不忘乡下老家；他不嫌弃我我还嫌他什么？”我说：“你以前出过远门吗？”兰英说：“连俺们县城我都没到过，没坐过汽车。”“那你怎么敢上巴黎这么远地方来？”兰英说：“嫁鸡随鸡哩，不管多远，他在哪里哪里不就是我的家吗？”我说：“你也没问问巴黎是什么样？”这时老徐在一边插嘴说：“她问了！巴黎远还是新疆远？坐飞机头晕不？” 我笑道：“她没问问巴黎的生活能不能适应？” 兰英说：“不问那个，再困难也不会比我在村里的处境更困难，再辛苦也不会比我在山东种地更辛苦，我没有受不了的罪。有个贴心人有自己的家，我别的啥也不怕！” 兰英到巴黎后头一个困难当然是语言关。老徐想，她连小学也没上过，中国字还不认识几个，这法文她能学会吗？出乎意外，她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就成巴黎华人社区中法语冠军了。她说她就是用两手抡镐头开山种地的劲头来学法语的；老徐补充一句，说在没任何思维习惯。现在她给家里写信要用法文写，写好请老徐帮她译成中文；看香港来的电影，有法语对白她能全看懂，中文字幕就一窍不通了。她用开荒种地的精神去学开车，结果车也开得很好，学会法语和开车两项本领，她的生活就完全打开局面了。她本来在农村就学会多种手艺。她自己做豆腐、腌咸菜，给丈夫和孩子缝衣、理发。有余暇还为一个服装店做手工绣花。她绣的花很受欢迎，收入不比她丈夫少。如今丈夫一提到她，就说：“自从有了我们兰英。我生活比以前好了，而且还有了储蓄了！她比我强！” 九 过了三天，李导演率队来到了巴黎。 这一队共六人。导演夫妇、李小姐、夏副导演、我内子。还有同路来度假的李导演的外孙女。李太太不辞辛苦为我们操办伙食，李小姐扮演片中女主角柳娘。加上我和岳华，全部工作人员只有六人。这和国内我见过的外景队那副浩浩荡荡火车小车排成队阵势相比实在小而又小。到西方拍片可以就地雇临时工，租车租机，自然是方便和节省。但也和香港影界的精打细算作法有关。我发现李翰祥先生有个特点：个人生活讲舒适，交朋友一掷千金；但在制片成本上精打细算。自己私房钱放手花，公用投资分厘必争，这是个好作风。 我们从休假的巴黎人手中租了辆小面包车，岳华当兼职司机，把全队人拉到我们住的旅馆吃早饭，岳华报告了准备工作的情况。随后就拉着全体人员和行李去找旅馆，我们住的这家不便工作。又看了几家也不满意，最后选定的仍是朋斯先生最早看好的那家旅馆，地处塞纳河边、铁塔近旁。这是个公寓式的旅馆，有厨房可用，李导演几年前曾和李太太在此住过。房间分好后，进得屋中李太太四处一看，大声叫道：“真有这种事！”用手指着墙上一颗钉子说：“这还是我住过的那间屋子。这钉子是我钉来挂书的！有此为证！” 趁安排行李之际，我辨认了一下方位，这旅馆应是在巴黎的西北方向，东边是日光大厦，西边是铁塔、拿破仑墓地，南临塞纳河，最近的一条桥就是有自由女神塑像的那条。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我所讲的“东西南北”全由我的直觉而定，就是我假定面前的塞纳河在南面，以左右为东西。本来我有一幅巴黎地图，按图述文是不会错的。正动笔时徐教授忽然到了北京。我想精益求精一下，以便说得头头是道。让读者觉得我熟悉巴黎，作文严紧。就把图交给徐教授，请他翻译一下街道名，定一下方位。徐教授痛快地答应了，把图拿去就从此回了巴黎。连地图也随他回了老家。这下就使我露了馅。 吃过中饭，我们就去看外景，头一站是“红磨坊”。我看过“红磨坊”的照片，与照片相比，实地要差得多。那个“风磨”实在简陋，完全是块布景片。街道气氛，有点像纽约的四十二街。比四十二街窄些，也拥挤些。由此我们又转往香榭丽榭。八月份的巴黎，百分之八十的人大概都集中在这两条街上。不过巴黎当地人很少，从服饰、语言、肤色分辨，多是外国游客，八月份巴黎人游出去，腾出巴黎让外国人来游。大家都是这么游来游去。世界热闹起来，交通业买卖兴隆通四海，满不错。 十 第二天开镜，拍了“八旗子弟”的第一个镜头：“邓友梅和李翰祥、岳华三人在香榭丽榭闲逛，走进咖啡厅，坐在桌前闲聊。背后是一面玻璃墙。墙外远处是凯旋门，近处是丽都艳舞厅。满街的车，满街的人，满街的时装和欢声笑语。”朋斯先生把个摄影机放在我们对面桌上，开机拍摄，咖啡店的侍应生先有点莫名其妙，闹不清这几个黄种人搞什么名堂，随后就大感兴趣。等他明白过来这是用他的地方进行工作应当收费和制止时片已拍完，李导演说声“麦西”告别走了。当晚看样片，发现自然的街景，生动的群众演员使画面十分精彩。导演先生还佩服李翰祥的妙招。我为这个片的投资人感到高兴。 这片的王要投资人谢老板，果然在第三天从美国也赶到巴黎来了。 谢老板来的前一天，拍片之余我们去逛了一下巴黎的跳蚤市场。这里有几家古董店中陈列着中国鼻烟壶。李导演是“大内行”，至少他自己认为自己是“大内行”。我是“二内行”，也是自封的。“大内行”在一家店看中两个烟壶。正在讨价还价之时，肥仔和岳华跑来告诉我说他们发现另一家有个烟壶很不错，有位临时帮助打灯光的华人小伙子说：“你要灵快去，不然李导演看见会抢去”。我去看看，是个料壶，内画“风雨归舟”和残荷，有三条小纹。要价二百法郎。我细看一下，题款是“乐元周氏”。我想法国人不懂中国事，周乐元岂是二百法郎能卖的？故意还他一百法郎，他痛痛快快卖了。当晚回来我们各自把所得珍品拿出传阅。只见翰祥买的一个是仿任伯年“苏武牧羊”图，画得颇精。题款是“一壶斋”。我告诉他“一壶斋”是王习三的画室名，他大为高兴。后来细看，有“子艺”二宁。刘子艺是习三的登门弟子，也算名家。这个花了两千法郎，价钱公道。另一个是彩瓷的，虽不错，不算精。至于我那个，“大内行”说像是真的，但就是假的也值，“一百法郎算什么呢？”我们都很高兴。我回国后见到习三，拿壶给他看，他瞅了一眼，毫不迟疑地说：“假的！”并说：“中国写烟壶的作家，跑法国去买件假古董，传出去未免丢面子，你还是收起来吧。”从此我就把它入了库。 “大内行”的烟壶却有了出息。谢老板到了巴黎，我们一起去塞纳河。在船上，翰祥忽然要请他当特约演员，把那只好而不精的烟壶塞在他手里，叫他一边观看两岸风景一边闻鼻烟。开麦拉就对他拍个不停。银行家办事大概是挺认真的。又是头一次当明星，尽管不断打喷嚏，还是按导演要求把整个鼻子都抹黄了。片拍完后，翰祥说：“你投资拍这片，又上了镜，应该留下这烟壶作纪念，我可以忍痛把它让给你，上边贴价线，我一个法郎也不多收你的！”谢老板很高兴，从此那烟壶就归了他。 “大内行”此后又买了几件东西，都是极真极好的。只有一件东西又和我发生点争论。那是件孔雀蓝小罐，他说是元朝的，我有点怀疑。他举出各种理由证明确是元瓷，我也就不再坚持。过了两天，有位古董行的朋友来访，他叫那位朋友鉴定这是什么朝代的？那朋友不说年代，只说这是波斯瓷器，李大导演虽不服气，离开巴黎时他却把这珍贵的元瓷送给徐教授作纪念了，徐拿回家给兰英看。兰英说：“这么好看的罐子用来放盐太可惜，放别的又适用，搁在桌上当摆设吧！”不过我认为翰祥眼光不会错，那东西可能还是元朝的，谁敢说元朝时波斯不会烧瓷器呢？何况这罐子是交了几千法郎买来的？后来听说翰祥在澳门开了间古玩店，名叫“古月轩”。我向他祝贺，并问他：“是你自己鉴定货品吗？”他说不是。另外请了专家主持店务，而他一位女儿在大学学的也是有关文物的课程，这当然就十分保险可靠了。虽然如此，我仍认他为“大内行”。 十一 在巴黎拍摄的重点是两个地方，一个是罗浮宫前边的古玩商场，一个是埃菲尔铁塔。罗浮宫前的古玩商场是个几层楼的大市场，布满了一个卖中西古董的小店。三楼上有一家店专卖中国古玩，收有石烟壶。老板先生四十多岁，颇有风趣。我们稍一洽商，他立即同意利用他的店供我们拍片，并且现身说法演这个店的经理。剧情是我逛到这儿买古董，碰上李导演和岳华。他们和经理在讨价还价，评论烟壶的好坏，我插上一句话，几个人就认识了。问起我来巴黎的原因，我说来观赏巴黎珍藏在铁塔上的一只烟壶。这烟壶是李鸿章访法时送给法国朋友的。小说里当然没这一段。这是李导演的再创造，纯系杜撰，倒也有趣。那位法国古董商很会演戏，他说他的法国话，我们说我们的中国话，但配合默契、严丝合缝。将来放映时一定会造成个效果，认为我们三个人都会说法语，或是那位老板懂中文。这是有准备的，倒还好说。还有一段是我进入另一个店，老板是法国老太太，事先我们没告诉她摄影师朋斯先生躲在门外。我先要老太太用法文问我话，我拿中文回答她。老太太毫无准备听得莫名其妙！冲我笑嘻嘻地又说了一长串法文。我照样回她一大篇中国话。老太太哭笑不得，作了个怪脸，朋斯先生把这一切拍下来。晚上看样片，竟像我们两人谈得很热烈。我希望这一段不要剪去。但不要用原录音。因为我跟老太太说的是全不相干的话。而且一高兴还说了几句日文。我以为老太太是外国人，日文也是外国话，或许她能懂一点。可惜从表情上看她听日文和听中文完全一样，都是一副苦恼的笑容。 上菲尔铁塔拍片遇到了点麻烦。不仅要先向***登记，而且要收不少的费用。幸亏在法国外交部和***我各有几个朋友，他们听说要排我的小说，而且有宣传了中法文化交流的段落，大力帮忙，广开绿灯。隔了一天就发下许可证来。不仅不收拍摄费，连登电梯的票钱也免了。 “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中国这项总结十分可贵，这次巴黎拍片，若没有巴黎朋友们的热心帮忙，决不会如此顺利。拍戏需用几只好烟壶，徐教授就借来一位收藏家的珍品，提着箱子陪我们东奔西跑。需用杂物、食品，要人领路作翻译，肥仔义不容辞。肥仔自己对拍片没兴趣，开车把我们送到，他就找个地方去“吃点什么！”我的事少，他就总拉我去，他总能找到咖啡店和小吃摊档。并且总有胃口“吃一点！”买东西还价他也最内行。似乎巴黎摆摊的阿拉伯商人全是他的朋友。我们还请了一位女摄像师和灯光助手，全是华裔，热情干练得很，这位女摄像师住在风化区，我们要去见见世面她愿作向导。我问她为什么要住在那里？她说：“单身女人住在这种地方最安全，到这里来的人是花钱的，不会发生暴力侮辱事件！” 十二 在巴黎期间，最轻闲的是谢老板和我们夫妇，所以我们就有机会多观光。拍片地点就在罗浮宫外，我几次去罗浮看它珍藏的艺术品，看到维娜斯、蒙纳丽莎的原作，实在是这次到巴黎最重大的收获。这两件作品我都见照片和复制品。“蒙纳丽莎”的照片，多半印制较好，大体上能传达原作的形象。而维娜斯的复制品实在太多，太劣了。见到原物才知道她是那么美，而又被复制品、仿制品糟踏得那么厉害，我想应该有个法律，禁止维娜斯以及一切名雕像的粗劣复制品出售。蓬皮杜中心水池中那一组现代派雕塑也极精彩，那本是容易仿制得像的，不知为什么反倒没有人仿制它，大概是没有维娜斯的欣赏者多吧。人怕出名猪怕壮，这话对雕塑也实用。 在凡尔赛和罗浮，都看到有关拿破仑的油画。这使我联想很多，我在民主德国时去魏玛参观歌德的故居，无意中在公园里见到拿破仑的一辆马车。他乘它从莫斯科逃跑回来，走到魏玛马车出了毛病，仓促间把马车扔下，骑上马逃回法国去了。这车便被当地人保存下来；二次大战德国受到炮火的冲刷极烈，这马车竟安全无恙，后来我到莫斯科时，又特意去看了当年拿破仑停留过的房屋。现在看这些画，真有说不出的感慨，拿破仑一生，大起大落，轰轰烈烈，几乎到了一跺脚地球乱颤的地步。到头来不过为后人添几处旅游地点留几句消闲谈资。人生真如白驹过隙，倒还是尽自己所能，为人类进步种一株草，植一棵树，砌一块砖，加一片瓦。对人民对社会问心无愧，也就死而无怨。我钦敬托尔斯泰老先生。他创造的拿破仑比拿破仑本人更有生命力。 在巴黎我更感兴趣的是观察它的世俗民风。我觉得在法国的人比美国人生活得安逸，比日本人闲适，比德国人轻松，比香港人从容，明显地感到欧洲传统文化素质。青年人虽也像美国和西德等处一样穿着随便，行为爽朗，但老年人则多半衣冠严正行为规矩。他们看艳舞时一定穿西装、打领带，女士则着夜礼服。“丽都”的艳舞表演也并非像人们想的那么色情。场面壮观，编排用力，演出时台上认真，台下严肃，很少有引起人邪恶念头的成份，倒还是“美的展示”与“美的欣赏”成份居多。中国人不欣赏、不习惯、不提倡、不准许全可以，但不必用我们的尺度去量别人的鞋子。 巴黎当然也有真正的色情行业。并有它自己的特色。有次夜出晚归，车子从“山东街”开过，看到几位神女，身着黑皮夹克，左手执皮鞭，右手拿镣铐，一副凶神夜叉模样。据说巴黎正时兴性虐待式的作派，在巴黎轻薄少年中这扮相最有魅力。这很好，因为中国人看了多半会吓得落荒而逃，马上联想到法西斯集中营的严刑拷打，决不会被勾引落水的。有儿子在巴黎的父母大可以放心一些。 巴黎的工作结束，我们转赴伦敦，内子因为到了巴黎才办英国签证。虽然法、英两国的朋友尽力帮忙，但时间太紧，这时尚未办下来，只好再次把她一人留下。徐教授和肥仔就负起了照顾之责。弄了几天，签证仍未下来，我太太决定不去伦敦，直接去香港。但心中怒气不平，临行前跑到英领馆去发脾气。谁知她把气语刚说完，负责签证的英国朋友就说：“太太，签证下来了，我们正不知道到哪里去找你呢！”马上她就转怒为笑。又把回香港的机票换成去伦敦的机票。这一切全是在徐教授和肥仔协助下办的。包括她发脾气的话也由肥仔作了高质量的翻译，至今说起来，他对老徐、兰英和肥仔还满心感谢。唯一有点美中不足之处，是肥仔送她去机场的路上，开着车又打起瞌睡来，车子像舞龙灯一样在高速公路上左右扭动着飞跑，吓得她两腿发软，下车后几乎没力气上飞机。 ------------ 该章节已被锁定 ------------ 该章节已被锁定 ------------ 有朋自远方来 当初，中国作家协会问我：水上勉先生率领日本作家代表团到中国来，你能不能陪同他们访问？我并不十分愿意接受这个任务。我正在写小说，写到一半停下来，会事倍功半。我也是年过半百的人了，来日无多。拿出两周时间去既辛苦又难作好的事情，难免有点踌躇。但我还是答应了。一半是因为我不能纵容自私的念头作祟，一半是出于对水上勉先生的特殊感情。我读他的第一篇文章是《蟋蟀壶》。老舍先生是我相识多年的前辈，他含冤逝去，我不能写文章悼念，而水上勉先生远在东瀛写了出来，我感谢他，敬重他。 现在回想起来，我真后怕。怕我当初一念之差拒绝了陪同任务，失去这么一次美好的经历。 对一位年长者妄加评论，是不礼貌的。可我总忍不住对别人讲，水上勉是个极有魅力的人。 我和水上勉先生相处两周，似乎看到了他的一生。几年前，他在北京见到一方砚台。东西很好，价钱也惊人，他没有买。这次到北京，他又钻到那家商店去了。砚台还蹲在老地方，睁着诚挚的眼睛看着完。他看了它一会儿，走出商店。在店外犹疑了半天，又返回去，到底还是花重价把它买了下来。从此他把一二十斤重的石头放在手提袋里片刻不离。上飞机提着它，乘火车也提着它，他对我说：“为买这块砚，我准备了好几年。”我知道他不会在经济上作什么准备，而是思想准备，我能猜出，他一想起没买下这方砚那种后悔莫及的样子，也知道他重新看见它，重新看见它的标价时又是怎样的犹疑不决的可笑状态，我敢打赌，他童年时一定有过执著的迷恋一件玩具、一种事物、不达到目的不罢休的脾气。而贫苦生活也使他养成谨慎和节俭的习惯，当这两种习性发生矛盾时，他会认真地苦恼。他提着那笨重的石砚旅行的样儿，真像个抱着玩具不放的孩子。为此我还开过他一个玩笑。在成都，我和中野孝次君发现一座桥的石栏雕刻十分精美。我就说要是把它拆下来送给水上勉先生，他也会高兴地提着它不放，虽然这石栏有上百斤重。 古人云：“对酒当歌”。中国文人如今还喝酒，但不大唱歌了。日本仍保留着这习惯。我喜欢水上勉在杯前放歌的样子。他眯起眼，歪着头，轻轻晃着身躯，自己先陶醉在梦一样美的境界里。听的人也就忘了他嗓音的好坏，不计较歌词听不听得懂，不由得随他浸沉到梦一样的境界里去。我在这儿看见了青年的水上勉，风流倜傥，热情真挚，他自己创造了艺术的美，而这美又反过来陶醉了他，支配着他。 他一路都在写作。刚到西安，他闭户一天，写完二十页稿纸寄回东京。到上海，距他回国只有一天了，又寄出一篇稿子。我有点惊讶。我和中国作家结伴旅行，发现能在繁忙的参观访问中不间断写作的只有一个人，就是四十多岁、以精力充沛著称的刘绍棠。可水上勉已是六十六岁，按中国旧的说法，是“年过花甲，功成名就”的人了。仍然如此严于律己，自强不息，完全是一副中年斗士的姿态。我似乎窥到一点他成功的秘密，就是“亚精于勤”。我想：再也找不出比“勉”字更合适的字眼给水上先生命名了。 有一次在回宾馆去的车上，他问起我的家庭生活情况。我告诉了他过去的不幸和新的生活情景。他关切地说了许多安慰、祝愿的话。那种亲切、温和的神情，那些饱经沧桑、深有阅历的见解，第一次使我想到他已是个六十六岁的老人，一位忠厚长者。 这样，我就在半个月内，看到了少年、青年、中年、老年四个不同时期的水上勉！以前，我只在作品中认识了水上勉，现在，我从水上勉本人更加深了对他的作品的认识。 我总是把中野孝次和黑井千次两人的年龄弄错。我以为黑井比我大，其实他比我小一岁；我以为中野和我同年，其实他比我大六岁。 黑井千次先生老成持重，认真不苟，有点学究气。说到眼睛花的毛病，我告诉他中国有句谚语：“花不花，四十八。”四十八岁一定要戴眼镜。这句话他后来问了我足有十遍，并且写在本子上反复地读。在飞机上他和邻座一位女人谈“君子兰”的闲话，也是拿着纸笔，样子像在写论文。两周之内他学会的中国话最多，讲得也最准确。在我知道他的小说以写电子时代的日本人见长，而井出孙六先生则拿手写明治时代的生活时，我暗自以为上帝在安排他们两人的事情时一定打了个瞌睡，弄颠倒了。黑井先生的气质更像个研究历史的学者。井出孙六，是个生龙活虎般的人，像只上满发条的陀螺，在大千世界飞快地旋转不停。不管几个人同时上街，走在最前面的永远是他，一起游公园，如果忽然丢了一个人，也必定是他。他对什么都感兴趣，哪里都去，什么都买，一眨眼的工夫，不知他从哪里又抱了一堆东西来。我们到桂林那天，气温摄氏38度，热得使人窒息。一下飞机他就大叫：“哈！真热！哈！热得发蒙了！”但刚进宾馆，才放下行李，他又跑到街上去了。他热情、开朗。在上海他访问了一位采访对象，回来后就迫不及待地讲他要写的这篇作品的内容。日本民族给我最强烈的印象就是精神奋发，勇往直前。井出君在这一点上很有民族特点。在火车上他在闲谈中睡着了，第二天一早发现一夜没有摘眼镜。他嘲笑自己太马虎。我说：“戴着眼镜睡觉好，你做梦可以看得清楚些。”我相信他在梦里也是充满求知欲和好奇心到处奔跑的。 我自以为了解最多的是中野孝次兄和小兄弟宫本辉。 称宫本辉为小弟弟，是从年龄上讲。他的作品却有着中年人的深思和老年人的成熟。一路走来，不论宾馆的服务员、出租车的司机，一听他是《泥之河》的作者，都睁大眼睛说：“他怎么这样年轻？”后来，我知道了他儿时的坎坷，更加相信“文章憎命达”这句话。好的文章总要和作家的恶劣命运结伴。但是苦难的生活只是使宫本辉目光锐利了，思想成熟了，却没有磨去他的朝气。初见宫本辉，你觉得他年轻活泼，才气横溢，举动上有时像小孩学大人那样装得一本正经，有时又一片天真甚至有点任性。但你不要被这表面的东西骗过了，你听听他关于哲理的一些思考，了解一点他自己为人处世的原则，就会知道他的心灵比他的外表要成熟老练得多。结果就是外在的宫本辉比内心的宫本辉年轻，作家本人比他的作品年轻。这没有什么神秘之处。生活留在人们心灵深处的痕迹总比留在体表上的痕迹更清楚更深刻，我相信，宫本的更强的光辉还在后边，它会更加耀眼，更加绚丽！ 最近我在读《麦子熟了的日子》。一打开书，那情景，那风光，那作者跳动的心，使我感到那么熟悉，以至忘了是在读书，仿佛中野孝次君和我在继续闲谈。我们曾这样由北京谈到西安，西安谈到成都，成都谈到上海。我不知道在其它国家的作家中，我是否也能找到这么多共同语言。 我们一起参观商品展览会和逛商店，常看到许多昂贵的高级家具，一到这地方他就催我快点走。他说：“这不是我们能买的东西。真给我这样的东西，我怕坐在上边反写不出小说来了。”我说：“鲁迅先生故居里所有的家具加在一起，也没有这里一件值钱。”他点点头，说布莱希特和日本一位前辈作家的书房也是毫无华贵陈设的。我去国外访问，感到最苦恼而又难以拒绝的事就是主人出于好心安排的风景游览和没完没了的宴会。这次要我陪外国作家，我就尽可能领他们看北京的胡同，陕西的窑洞，偏去吃北京小吃和羊肉泡馍，到了上海则去城隍庙坐茶馆。这一点得到了中野最热心的赞同。他告诉我；“总是宴会，接见，参观风景区，太没意思了。我就是要看看普通中国人的生活。”这两件事一下就把我们两人的距离缩短了，此后在漫长的旅途中，我们谈生活、谈文学，常连说带写一谈四五个小时。 中野像井出孙六一样，一有机会就单独去逛大街。在桂林他一个人溜到自由市场去，花两角钱买回一只桔子来，而我花八角买回来一公斤。我为此嘲笑他。到上海后，他又一个人出去，回来后立刻打电话叫我上他房间去，骄傲地拿出一叠汉瓦拓片给我看。那样子真像将军从战场回来展示他的俘虏，以此来回报我对他的嘲笑。他是值得骄傲的，这拓片，在瓦当出土的西安买不到，能买到的也很贵，他居然在上海用极便宜的价钱买了一整套来：一个头一次到上海的外国人，实在比我这常到上海的中国人本事大。中野热爱生活，乐于观察和发现新的领域，使他显得比实际上年轻些和健壮些。我和他都是肝脏病患者，所以知道他这么跑动要有更强的热心才能支持。 没有不散的宴席。人们聚会了，又分开了，各自去忙自己的事情，但在我们心中却永远留下了一丝暖意，这就是友情。 一九八三年十月 ------------ 到索尔兹伯里家去作客 去年春天，我陪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访问我的家乡山东平原。分手时他约我再到美国时，也去看看他的家乡。 秋天我到了美国。 我和他商定10月15日去他家乡——康涅狄格州的一个小镇。这镇与他同名，也叫索尔兹伯里。我不懂英语，为此请了张洁的女儿唐棣陪我，她在康州附近一个学院学习，英语呱呱叫，还趁一部小车。索这时正在外地讲演，也在15日赶回。我们可以在机场会合，然后乘唐棣的车去索镇。 15日这天，诗人郑愁予夫妻从耶鲁开车送我到机场，唐棣由她自己学校出发也去机场。我们在那里接到了索尔兹伯里。索这天穿得极整齐，还系了领带，似乎从讲台上下来就直接地上了飞机，他高兴地伸开两只特别细长的胳膊，拥抱了我们每个人然后下令出发。他乘唐棣的车前边开道，我和愁予夫妻的车后跟。 正是金风送爽，秋叶着丹的季节。树林沿着新英格兰的山峦从北往南红了过来。车在树海中漂荡，前后左右俱是深深浅浅的红色，褐色，金色，绿色。成片成团，像抽象派油画巨幅，绚丽多姿，令人目不暇接。我曾看过北京西山和奈良、京都的红叶，都没有这股连绵几百里铺天盖地、大块文章的气势。可远观，可近赏，可掠影，可流连。美国的红叶实在比中国片儿大。车子经过一两个市镇，三两块农田，沿盘山道上到半山，就看见湖了。湖好大，有杭州西湖那么大，湖中有游艇，小岛上还有灯塔，可是没有游人。车子向右一拐进了山口，在一个岔路前停了下来。索带头下了车，我们也跟着下车。只见左右全是小道，左边山道入口处，拦腰一条铁链，挂在道口左右两棵树之间，铁链下吊着个小小木牌，写的是“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索尔兹伯里伸手摘下铁链说：“请，从现在起进了我的私人领地了。” 大家站在那松散了一下筋骨，上车继续前进，走上索的私人公路。这条小路没有铺柏油，落叶遍地。左边是渐渐低下去的山谷，右边是密密的小林。走了一程，就看见坐落在山谷之间一小块平地上的白色住宅了。 听到车声，索的夫人夏洛特开门迎了出来。 夏洛特女士是颇有名气的作家。她陪着丈夫到中国沿着红军长征路线走了一趟。索写的《长征》还没出版，她写的《跟随索尔兹伯里长征》却已脱稿了，写得很有趣。 她系着围裙，穿着长靴，正在菜地劳动，招呼我们喝了点饮料，她说声道歉，又去忙她的，索就领我们参观他的住宅。 这是个二层楼。按美国标准，既不时髦也不广阔，家具都是二次大战、甚至一次大战时产品，厨房里电灶旁仍然立着一个烧木柴的炉子。说是冬天下了大雪，这里常常断电，这炉子不可或缺。这屋里没有多余的装饰品，只在壁上镜框中挂了几幅画，看来更像植物标本，问了一下原来是主人父亲的遗作。他是个中学教员业余画家。 我们从落地窗式的玻璃门走出后，便到了房后草坪。索的房屋不设围墙和栅栏。不远处有个游泳池，池后菜地、菜地后是果园，果园往上就是大小几个长满树木的山峰。索用手向四面划了个圈说，目光所及，包括这山，这林，全是他的私人领地。山不太高，却深幽，树木葳蕤而芜乱，他家果园和菜地伺弄得似乎不怎么样。果树结实稀稀落落，个头也小；菜叶上不少虫眼。我敢打赌，送到美国任何一个菜市场都不会有人买它。索却满脸得意地说：“你看，今晚上叫你们尝鲜，我们吃自己种的菜。” 我表示感谢。但忍不住说了一句：“我想它们会好吃，不过看起来样子可不太漂亮。” 他拍了我一巴掌，哈哈笑着说：“今年遭灾了。生了虫。可我反对使用化肥和除虫药物，它们就成了这个样子。虽然不好看，可保证没有污染呀！” 和索的住宅相比它的书房和图书馆却很大。这里原是小农庄主的庄园。他买来之后，把车库改成了书房，把仓房改作了图书馆，这两处原就比住房大，就保持了原来格局。 在他的住宅里，有两样东西很有趣，一个是个铁丝编的捕兽器，一个是挂在窗前的用几百个空易拉罐作成的风铃。 捕兽器放在书房与住宅之间的走廊上。很像我们乡下提鸟的笼子，我问它的用途，索说是为臭鼬预备的。这片水中有一种小动物，像鼬鼠，但会放出黄鼠狼似的臭气，它们常趁索氏夫妇不在家时钻进屋子来，把食品弄得一塌糊涂然后放一屋臭气才走。索尔兹伯里只好找人做了这个东西。里边放上食物，鼬鼠一钻进去就出不来了。 我问捉住它们以后怎么办？卖掉？杀掉。 索摇头说，不不不。我只是遣送出界。这小动物有午睡的习惯。他们钻不出来就会睡去。等它睡着，悄悄把笼子搬上汽车，送到20里外的山中，打开笼盖，等他们睡醒就会爬出来跑掉。为什么非要等它睡着才运走？索说我不愿他们被惊动，那会影响它们健康。我说既如此，你何不在房屋四周加一圈篱笆呢？他说这山上有一群鹿，是他的朋友，这些鹿常常要到他的果园来吃苹果或上菜地吃菜，装上篱笆岂不连鹿也挡在外边了？ 从这儿又说到那一串串易拉罐。它们挂在窗口，风一吹摇摇晃晃，叮噹作响，我原以为只是作为装饰品，可索说那是他用来保护鸟的。这山上鸟很多。他家的窗户既大又亮，像镜子一样反映出蓝天白云绿树红花，鸟儿们傻乎乎地认为真有另一片山林在那里，照直飞来，常被撞得蒙头转向，鼻青脸肿，挂上这个，它们就不会再误会。 夏洛特请我们去吃饭。吃的果然是他家园中生产的西红柿、黄瓜和苹果。再加上用半成品做的三明治和豌豆汤，是用买来的半成品加工的。 从这天起，我在索家吃了三天饭，领略了美国人在吃饭上这种朴实简单、讲究实效的风格。中午是三明治、生菜、咖啡；早晨是麸子粥、面包、果酱、黄油；晚餐和中午差不多，为了客人有时加做一个热汤和一道冰激凌。三餐皆以大量生菜为铺。按中国人的习惯，既不丰富也不算好吃。可索氏夫妻年过七十八十，身体健康，精力充沛，未必不是这种吃法的好处。好处归好处，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竟在吃上的投资与精力，实在比美国人大方得多。 晚饭时谈的话题却总是有趣的，正是美国大选时期，这晚饭桌上整个话题全是总统的竞选，两个华裔美国人和两个英格兰裔美国人为谁能当选和当选了会怎样而讨论不休，唐棣不时替我翻译。我听了翻译也不得要领，因为他们两家似乎对两个总统候选人全都不满，而尤其不满的是布什的副总统候选人，索尔兹伯里对他简直嗤之以鼻。 索尔兹伯里谈得正热闹时，忽然转脸问我：“你希望哪个人当选？” 索尔兹伯里太激动了。他忘了我是中国作家，是个外事干部。我们这种人受过“教育”，在对外交往中要严守种种界线。不当面议论人家的国家领导人是其中一条，如今布什与杜卡基斯两人虽然都还不是美国的国家领导人，但是却可能几天之后成为国家领导人。我怎么回答呢？我只能说：“这是美国人的事，作为中国人，不大了解情况，不好多嘴。不过，布什先生在中国有很好的声誉……”索尔兹伯里听完大笑。他说这两个候选人谁当了总统也不会把美国治理好，因为一个是吹牛大王一个是白痴！ 我竭力不动声色，既不笑也不打听谁是吹牛大王谁是白痴，索尔兹伯里不管我的反应，咬了口黄瓜又说：“美国名义上说是平等选举，实际上许多文化水平低的人并不会使用这项权利，要真正平等必须从提高国民教育入手，培养出足够的有文化水平的公民来，美国贫富太悬殊，富人操纵选举，选出的总统就专为富人谋利益。里根不就是这样么，他宁可减少公共福利也不肯增加对富人的税收，布什和他是一个鼻孔出气的！” 吃过晚饭，愁予夫妻回了耶鲁。 第二天上午，索开车领我和唐棣到镇口去。 索家到镇口有四五公里。这中间有一处垃圾处理站，是索头一个必去之处。索一入住在山中，没人来收垃圾。他只好把一切废物小心地装进塑料袋中，隔两天去倒一次。 镇子边上有个邮局，这又是索第二个必去之处。这地方有邮局没有邮差，只有一位老太太兼任局长、职员、内勤、外勤、会计、保卫、人事、行政一切事务。索必须每天去一次邮局才知道有没有他的邮件。有就把它取来。这个邮局设在一幢小小的平房中。小房子门口竖了个大旗杆，上边升着美国星条旗，表示这是国家机构。这个国家机构似乎只有一间办公室，老太太用柜台把它分成两半，她自己占用里边一半，顾客们用外边一半。好在顾客多年也只有一两个人，像我们这样三人一伙同时来是很少见的，老太太的柜台上不放邮票邮箴，而摆满了玩具。从娃娃到变形金刚，花样繁多，没一样和邮政有关系。 我问索：“她代卖玩具吗？” 索说：“不，这是给顾客带来的孩子们预备的。这镇上的人都互相认识，大人们来寄取邮件总要顺便聊聊天儿，孩子常常不耐烦。有玩具给他们玩，大人就可以多呆一会儿。” 老太太听说我们是中国人，十分高兴，送我一张邮票作纪念。她说她曾参加旅游团去过中国，印象很深，希望有机会再去一次。从邮局出来，我们才进入镇内大街。这可以看作新英格兰的典型小市镇。安静，平静，干净。很少砖石结构的房屋，多半是二层木屋，漆成白色。阳台上吊着花盆，住宅周围有花圃和绿地。最高的建筑是个小教堂，大概从殖民时代它就立在那儿，至今没多大变化。最威严的两栋三层楼房，一个是市政厅一个是法院。这里有法院，但没有监狱，因为犯罪的事件很少，即使有也多半是偷猎野生动物之类，罚些款了事。不过前几年却发生个大案——几个喝醉酒的人一高兴，放火把市政厅烧了。弄得法院手忙脚乱把罪犯送外市的监狱代管。街上很少行人，尤其见不到非白种居民，连黑人也没有。这里多是殖民时期从英格兰来的移民后裔，仍然保持着欧洲人的习尚和性情。严谨、文雅，或许还有点古板。车辆也很少，所以只有一个女警察管理交通。她大多时间是在岗位附近闲踱，借以克服瞌睡。索领我们走到一个小楼前，说这里是他一个亲戚的办公处，请我们进去歇歇腿。进门之后，走遍楼上楼下，房门虽开着，却没碰见一个人，只有一只猫懒洋洋地躺在椅上睡觉。它睁眼看看我们，又把眼闭上了。我们只好再到街上去闲逛。 这正是万灵节前夕，市场上堆了山一样的南瓜，专门供人买去作鬼头用。万灵节是鬼节。按理说鬼魂应当在这晚上出来捣乱。近年来鬼的世界也忙了起来，没空找人的麻烦了。人们有些寂寞，便用种种材料做成假鬼来自己吓唬自己，最常用的办法便是拿南瓜雕出眼和嘴当鬼头给它穿上人的衣服，这一来便大大促进美国的南瓜种植业。 穿入鬼头阵，进入一家百货公司。公司职员都认识索尔兹伯里。索把我们作了介绍，就领我们参观。百货公司不大，货品很多，最奇特的货品仍是南瓜。大堆大堆南瓜进了百货公司玻璃橱，我觉着有点滑稽。店员见我伫观，就拿出一个给我看。他说：“这是你们中国人想出来的鬼点子。”接过一看，原来是塑料的，颜色形状皆可乱真。我不禁大笑，想看看是那个厂想出来的好主意，回去后写封信表示敬意，仔细一看，只见写着“台湾制造”。 美国人的动作确实快。来的时候路上还一切正常，回去时沿途已有些鬼气了。人们把穿了西装、连衣裙、甚至披着毯子的长着南瓜脑袋的鬼先生们安置在林边或道旁较隐蔽处，或站或坐。汽车拐个弯突然发现它，着实有趣。还有一位先生别出心裁，弄了南瓜形氢气球当脑袋，挂一件纸剪的长袍。将绳头拴在树根上，风一吹它就不停在树下摇头晃脑，煞是有趣。 下午，我们去登他家的山，山上林子很密，毫无修剪、整理过的痕迹。似乎那是些天然林子，也没什么道路可行。我们只是随着老索在林子里乱钻。 山顶上有一间窝棚，是索雨中上山时休息用的。山的一面是湖，看过去水光波影，开阔明净；这一面是他住的谷地，林茂林深。我用望远镜四下打量，忽然发现距他住宅不远处有几个人开着挖土机在干活。我问索：“那里干什么？” 他说：“我请了种植公司的人来，帮我种树！” 我好奇怪，问他这满山上万棵的树都快挤得容不下人了，怎么还种树？ 他说那个地方有一根水泥电线杆，是给他家供电用的，折又折不得，可一看见这种现代化的东西他就堵得慌。所以请种植公司的人来，种八棵树把那电杆和电线、变压器全遮掩住。 我们各自换个合适的地方休息。唐棣看着四周不断地叹息说：“真美！真美！” 第三天唐棣走了，我和索尔兹伯里夫妻像哑巴一样靠打手势吃了顿中饭。下午我就一个人在他的住区内闲走。发现只花一个下午是走不完这块私人地界的，闲逛中我碰到了那群鹿。索为了我最后一顿晚餐不太寂寞，找到了当地一位炎黄子孙在中学教书的X先生来作陪。 饭后喝咖啡时，电视台正播放总统竞选的新闻，他们三个美国人一边看一边议论，我听索尔兹伯里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大，表情越来越不痛快，相信布什先生八成要当选了。 ------------ 美好的德岛宣言 到日本去的中国团体，很少有去过德岛的，这是四国东南角上的一个小地方。我这次去之前，对它一无所知，我有个朋友祖籍是那里，但她也多年没有去过了。我问她德岛的特点是什么？她说那是个偏僻地方，历史上出海盗，近代出海军军官。她甚至说她的祖先很可能就是海盗。 干什么朋友们安排我到海盗的家乡去呢？ 从大阪到德岛要乘飞机，乘双引擎螺旋桨小飞机。德岛的飞机场也与成田、羽田等大机场截然不同，像是个农村的小机场，但在这个机场上，我却看到了在别的机场上从未见过的东西——大字书写的“德岛宣言”： “我们努力保护大自然赐与我们的美好、富饶的生活环境！ 我们宣言要保持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我们宣言要继承祖先传留下来的优良传统……” 看来，除去优良传统一条外，都和海盗或是海军关系不大了。欢迎的人群里有两名中国留学生。我婉转地问他们：“这里的民风是否比较剽悍呢？” 他们说：“没有发现！只感到格外的热诚友好。比如说，这里总共只有我们两个留学生，他们却成立一个人员从多的中国留学生保护委员会。” 我问：“那么宣言上说的优良传统指什么？” 他们说：“民间艺术，民间风俗，在急骤走向现代化的浪潮中，日本许多地方，把原来的传统文化丢弃了，德岛人有鉴于此，所以发表了一个宣言，并且成立了一些组织。” 我想起那个朋友说的“偏僻所在”几个字。就说：“是不是德岛走向现代化的路子比别处要慢一点呢？” 留学生说：“日本人中有这个看法，但依我们看，也够现代化了。” 德岛宣言的威力，我们一出机场就感到了。开始我只感到有些异样，却弄不清在哪一点上与其它城市郊区有区别。若说绿化，整个日本都在绿化上下了功夫的，烟囱是没有见到，但没有工厂的地区别处也见过。后来我才琢磨出一丝奥妙来，就是它的“野趣，”！它全身披了绿装，却不见人工痕迹，草木任它滋长，岩石任它裸露，青山绿水，自然成趣，看来一片天然，其实是费尽心思才保存甚至是恢复成这模样的。 德岛宣言上印着一个图案，是蓝地上一个白螺纹，开始我们谁也认不出它是什么，到了大毛岛的海岬上，这才恍然觉悟出，那是画的漩涡。 大毛岛的这个尖端，称作“鸣门”。“鸣门观潮”，是此地一大奇观。很像中国的钱塘观潮。所不同者，钱塘江入海口宽阔平坦，海潮来时平铺直入，犹如万马齐奔；鸣门却是另一番景象。这里是内海与太平洋连接的“宝瓶口”就在瓶口稍往里一点儿，迎面挺立起个影壁似的淡路岛，一下把水路一截为二。靠鸣门一侧，只有一千三百米宽。大潮来时，太平洋的洪流巨浪，奔腾咆哮着，以一米五的落差，时速二十公里的速度，猛然涌进这狭窄的水道，顿时就激成无数大小漩涡，最大的漩涡中心直径可达二十米以上，放眼看去，碧浪白花，有声有色，蔚为奇观。你会觉得这地方除去叫“鸣门”，再也难找出更合适的名称。只可惜我们去时，正下大雨，海上白茫茫雨蒙蒙，看不大清。可听起来那气势是够壮伟的。岸边立着几架大型望远镜，投入一枚硬币，可以把望远镜扳平，遥望对岸的私歌山。杜鹏程同志投入一枚硬币，看了片刻摆手喊我来看，等我走到，硬币的时限功能已完，望远镜又把头低了下来。既不愿打扰主人，又无处兑换硬币，只好望洋兴叹，可是老杜同志说，从镜子里看也是白茫茫一片没啥可遗憾的。 离开鸣门，顺路去拜访文乐艺术家大江已之助先生。文乐就是木偶戏，大江先生是雕刻木偶的专家。 大江氏的工作间临街，很狭窄，只有他一个人在内。虽然只一个人，看来绝不寂寞，屋里上下左右，挂满堆满各种人头，有日本的、中国的、欧洲的。男女老少，人神畜妖，喜怒哀乐，仿佛大千世界，众生幻相全被他摄来集中于斗室了。他放下手中工作起来迎接我们，指着桌上一张设计图说：“我正为中日友好效力，这是西游记里猪八戒的造型！” 大江氏以制造文乐人形著名，已历四代。已之助先生也已年过古稀。他写过关于木偶戏的著作，别人也写过关于他的著作。他的作品，只用栩栩如生四字形容，远远不够。有个性、有情绪、有一种超自然的魅力。他身旁立着一个小姑娘人形，是个失去了父母的孤儿角色。一看那幼稚的脸上凄苦神情，就使人心酸，待她两只眼皮一合，举起袖子擦泪，整个形体随之作出悲恸形象时，真忍不住要陪她落泪。还有个类似画皮的角色。妖媚照人的一个少妇，转眼间眼睛睁作铜铃，樱唇咧成血盆大口，额头上伸出两只角来，连眉毛也变成竖起来的两条黑杠；那狰狞之相，使得全屋都阴森森的。 我们觉得大江氏的作品与江加走的作品有风格相似之处。他说是的，日本的木偶人形系由中国传入，又加以发展了的。他拿出祖上传下来的一个头像，造型极似中国石窟的沙弥像。他说在他祖父时代还保留有更浓厚的中国风格。 日本文乐的演出，我们是在德岛一所中学看到的，由学生们的传统艺术研究小组演出。和中国木偶戏最不同的是操纵木偶的人和木偶一起登台，每个木偶由三个人操纵，头和右手由一人操纵，其余二人分掌双脚和左手，三个人配合得十分紧密协调，完成木偶每一个完整的动作。配乐只有三昧弦和打击乐，两名歌手端坐在台侧引吭高歌。那故事，那排场，那音乐，十分纯朴，颇有古风。使我进一步明白了“保存祖先留下来的优良传统”这句宣言的意义。 德岛民风的敦厚，还有一件更动人的例证。我们从大毛岛下来时，路过一个地方，路标上标着“德意志村”，还有个地方标着“德意志桥”。在这么偏僻的地方何以有这么洋气的地名？主人告诉我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抓住九百多名德国战俘，全拘押在这个僻静的角落。两国政府虽然为了争夺殖民地打得头破血出，但人民自有自己看法，觉得他们和德国的人民决非仇敌，所以对这些战俘很友好关心。战俘和当地居民结下了很深的友谊。他们临回国前，用自己的双手修了一座石桥作为赠谢。他们走后，当地人把拘留他们的营房当作纪念品保存了下来，称为德国村，后来索性辟成了公园。有十多个德国士兵死在当地，到今天还不断有人去那墓前献花。这件事使我联想到许多往事。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曾经蹂躏过中国的山川大地，在中国掀起反华仇华的妖风，可是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间的友谊从未间断。中国解放区的农民，饿着自己的孩子喂养过从战火中救出的日本孤儿；许多反战同盟的战友与我们一起反扫荡。长谷川照子的事迹现在已人人皆知。为了恢复和发展中日友好关系，日本许多朋友作了艰苦的努力。人民之间，受压迫者之间本来就是利害相关，互为膀臂的。全世界的普通人都掌握了自己命运，世界大同的日子也就到来了。 德岛人民保存的民间艺术珍品中，给予我最大愉快的是“阿波舞”。“阿波舞”似乎是主人有意把它隐藏起来当作保留节目的。 那一天宴会前，我们先欣赏了德岛著名的学生少年合唱团的合唱。他们唱了樱花和中国民歌。这个合唱团的孩子曾经唱遍欧亚澳美，到处受到热烈的欢迎，计划明年由德岛的日中友协**小岛先生率领来中国访问。宴会上主人殷勤劝酒，冰心同志以“留学生家长”的身份向帮助留学生委员会的朋友们既致谢意，又托咐他们对中国孩子多加帮助，气氛似乎已达到了高潮。谁知水果一端上来，主人突然宣布了下边表演“阿波舞”，一时会场上沸腾起来，笑声掌声使鸣门的潮声也为之减色。 阿波舞是农民庆丰收的舞，很像中国的秧歌。原是要在广场上、露天中跳的，移到饭店的大厅，多少要受点拘束，但这也够迷人了。先是一队少女，头戴蚌形的草笠，红色和服外套一件紫色褊衫跳着活泼的舞步出场。与传统的日本那种典雅舞蹈如扇舞不同，既明快又粗犷。她们下去，换上来一队男青年，一律头扎白毛巾、农民短褂，活泼健康。随后双人、独舞、轮流交替。等女表年再出场时，灯光突然变暗，刹时她们的草笠，领边袖口，闪出紫色萤光，像成队的萤火虫连成穿花图案，仿佛进入了神话世界。演员们全是来自各个岗位的业余爱好者，为欢迎中国作家代表团下班之后来此表演，一个个热情澎湃。有位跳独舞的老先生，闻说已是个作负责工作的人了。他那幽默、风趣、充满生活色彩又表现出训练有素的舞姿，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从他的舞姿里我们看到日本农民耕种、收割、饮酒、游乐的种种画面，而只有一支横笛和一面大鼓的乐队却把这一切烘托得天衣无缝！到最后的群舞高潮时，我们都被邀请上台，两国朋友按着同一个节奏，用不同的舞姿表达世代相亲的友情。回国后，我还常回想起那个难忘的夜晚。听说有个杂技团学会了这个舞，希望他们能公开表演，让更多的人分享一下这难忘的友情。 一九八〇年六月 邯郸 ------------ 多摩川的樱花节 从来没研究过气象学，因而不知道中国和日本在天气形势上也是那么难割难分：长崎今天下雨，上海明天不会是晴天；华东华北今年春寒，日本的樱花竟也开得迟了。四月初，虽然东京街头触目即是如烟如霞的灿烂花朵，但那是纸剪的、绢扎的。到得多摩川，遍山樱树还只是在花蕾上红了一点，偶而一棵早开品种，翘首扬枝，把初开的花朵亮在绿草之上，颇有些骄矜之态。真正表现了春意的，倒是人类的花朵。各处肤色的孩子们每张脸都是向阳盛开花的春花，鲜艳、明朗，生机无限。他们在花枝下学步，在草茵上唱歌，让飞速的游戏列车把他一下投向空中打个一百八十度大旋转，头朝下，发出稚嫩的、狂喜中夹杂着恐惧的尖叫声。听着那叫声，看见那一群小东西像五彩缤纷的闪电从空中滑过，年迈苍苍、满头白发的人也笑出了童颜，他们也回到了自己生命的春天。 我的白发虽未满头，可终究不再能享受空中翻转的乐趣了，随着众人步入“茶道”的锦屏内。 这里的“茶道”表演，是专为向外国朋友介绍而设立的。真正的“茶道”，总是在幽静的庭园内、古朴的茶室中举行。那“茶室”我见过，桂离宫中有，志贺直哉的故居中也有。多是茅顶木壁，不加粉饰，屋门比一般房门矮，客人进门要躬身，以示谦虚礼貌。以前，有位学过“茶道”的朋友，曾向我介绍过详细情况，我已大部忘记了，只仿佛记得连怎样走路、怎样侧耳听那从井中汲水的声音，怎样拍门都有一定规矩。这一切在多摩川的表演中自然都免了，因为除去表演者全是名门闺秀、行家，客人多是门外汉。陪着我们的几位日本青年朋友，似乎也并不都精通此道。当然，他们总比我强得多，比如端过碗来要转三圈，双手捧起，用三口饮尽，最后一口应当发出啧啧声，饮完要说一句：“真香啊！”就都是立野惠子女士现教我的。当我接过碗来要往嘴边送时，她像救火一样拦住我的手说：“可不能这样喝啊！你听我说……” 尽管出了洋相，我对这项活动还是兴趣盎然，因为解答了我存在心中几十年的一个谜。将近三十年前，我看见过一幅宋人的名画，题作《斗茶图》，画上画的却是一个人守着一副馄饨担子，周围几个人各端着一只饭碗。好多年来，想起它，我就纳闷，宋朝人何以要把吃混沌或是喝粥称为“斗茶”呢？总想找明白人问问，可是要命的大事都应接不完，哪有闲空去问它！这一次我弄明白了，那像馄饨担子似的器具原来是装茶的茶筒和煮茶的茶炉。茶磨成粉状，煮成时碧绿浓馥，看去像鲜绿的豆汁，正是盛在饭碗大小的碗内，才能双手捧饮。中日两国在文化上，千余年来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中国有许多失传了的风俗习惯，在日本却保留了下来，而且得到了发展。“茶道”是其一例。 离开“茶道”表演，去看“水中芭蕾舞”时，穿过一条两旁林立着食品摊的小街，煎饺子、葱爆肉、炸香肠，露天临时搭了彩棚，油锅吱吱响，很像中国的集市。一位朋友问我：“这景象你该是熟悉的吧，你不是在日本的小城镇住过吗？”我笑着说：“那个时候，日本的正式餐馆里卖的也是代用食，豆腐渣、萝卜缨、带阿摩尼亚味的鱼羹，哪里能见到这些！”他拍着手说：“糟糕，代用食这个名词你不提我当真忘了，这是不该忘的！” “水上芭蕾舞”的剧场与普通剧场没什么区别，只是它的舞台是一个巨大的玻璃水柜，灯光把水打成各种颜色，演员在水中以各种优美的动作表演离奇的剧情。我们看的这出戏叫《黑珍珠》，是珍珠仙女战胜恶魔，夺得爱情和自由的故事。可惜我精神不集中，总以一种看魔术表演的心情去猜测它的秘密到底在哪里？先以为它前边是透明水箱，演员在箱后表演；后又猜测连那水也是用灯光伪造的。到后来谢幕了，舞台工作人员一个个穿着潜水服、戴着氧气瓶从水中浮上来，一面还冒着气泡，我才知道自己估计得全不对，而戏也演完，我连个完整印象也没留下，只像是看到了一些各不相连的梦境的片断。散场后，剧团负责人到我们面前来表示谢意，感谢中国朋友欣赏了他们的表演，问我们有什么感想。我脱口而出说：“像梦一样美！”这评语竟使主人意外地高兴，她说日本是个岛国，和水的关系太密切了，这使她产生了在水中进行艺术表演的设想，于是她就试验了起来，终于成功了。目前这还是世界上独有的一个水中舞台。我们向她祝贺，她说唯一敢于接受祝贺的理由是这种表演至今没发生过一次人身事故。至于艺术上、技术上要改进的地方还很多。 我们正在闲谈，日本电视台的朋友走来商量，想请我们和“武士”们一同走一段路，他们想录制节目。盛情难却，答应是要答应的，可是说老实话，我对武士实在好感不多。日本历史上的真正武士我没有见过，在电影、小说中见的一些，倒也不乏见义勇为的好汉，可是以“武士道”为名的军国主义分子我是见过太多，印象也太深了，那种反感怕永远也不会改变。所以当几位身穿和服、腰挎长刀、挺胸凸肚、迈着八字步的武士走近来时，尽管他们笑容可掬，我还是像背生芒刺，连礼貌性的笑容也装不出来。我想，日本有句格言，“花最好是樱花，人最好是武士”，如果只留上半句就好了。所以电视录像机一关上，我立刻就离开了他们。我们转了一阵，走到一条短街上，这里是按江户时代的街道复制的建筑物，旅馆、酒店、水车，全然是数百年前的古风，我真庆幸能见到这些被摩天高楼从江户城内挤出来的真正的日本风貌。这时近旁传来了哄笑声，日本朋友告诉我，那是仿江户时代的武道场正在比武，可以去看一看。我挤进人群一看，原来就是刚才与我们同行的“武士们”正在拼杀，他们每人的对手都是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孩子。有白种人小朋友，也有日本小姑娘，武士发给他们一把刀，把着手教给他们怎样劈，怎样刺。然后就对打起来。比赛中“武士”总要找机会把肚子腆出去，让小朋友的木刀刺中，所以每一场对打都以武士失败告终。那些梳着马尾巴、戴着小草帽的孩子看到高大魁梧的武士，被他们杀得啊啊叫着趴下时，高兴得又跳又叫，甚至拉着武士说：“起来，再叫我杀一回！” 我也笑了，而且是发自内心的大笑。“武士道”，这个曾为中日两国人民，以致世界人民带来灾难的“妖魔”，终于演变为逗孩子们欢喜的丑角和演出古代风俗的俳优，变成无害的东西了。我很为方才冷落几位武士抱歉。历史是个筛子，总要把人类创造的美好遗产留下，把有害无益的夹杂物淘汰。 ------------ 第四辑 ------------ 说说故乡平原 ——为一张照片写的补充说明 一九八三年一月十三日夜晚，放下笔后我习惯地翻阅当天报纸，在《人民日报》第二版发现一张小照片，照的是在集市上几个农民挑选布料和针织品，说明写道：“山东省平原县去年农业又获丰收，人均集体分配达到二百八十元……” 普通的人，普通的商品。“人均集体分配达到二百八十元”在三中全会后的中国农村，算不上冒尖。一般的读者可能随便看一眼就放开、忘记的。 然而我激动了，失眠了，忍不住的泪水把手背沾湿了。 中国有史四千多年了，平原这地方，自战国“惠文王封弟胜为平原君”算起，也已二千二百多年了。我的祖先，我的兄弟这是第一次“人均集体分配二百八十元”，平原人头一次被当作富裕了的形象拍下照片来，登在报纸上，向整个地球亮相。我怎能不流泪、怎能不失眠呵！ 我很想找个人谈一谈。邻居已经睡了；是不是去打个传呼电话，把女儿从床上喊起来谈几句呢？ 这孩子还算老实、俭朴。可我担心她不会把这“二百八十元”的数字当回事。会说：“这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一个月平均不才二十多块钱么？” 是的，我们国家尽管穷，一个大学生毕了业，第一年工作就会“人均分配”五百多元，第二年达到六百多元。比起经济发达国家来并不算多。他们也还不大满足。把这“人均分配”二百八十元不放在眼里，也有他们的理由。 我并不赞成那种刻板的、向后看的“忆苦思甜”运动。但是，难道不应该叫孩子们知道，这二百八十元对他们的祖父、曾祖、老祖宗们甚至对他们的叔叔、伯父们说来意味着什么吗？ 我的祖父是木匠，手艺在平原东乡是出名的。他生了五个儿子，可饿死俩，还卖了一个。我父亲十来岁给人放牛，冬天赤着脚，冻僵了就把脚踩到新拉的牛粪中去取暖。老木匠可曾梦到过“人均集体分配二百八十元”的时代？ “七七事变”那年，我已六岁。中央军一队又一队穿过村子往南撤。乡新们把麦种都碾了，磨了，婶子大娘连夜烙饼、蒸馍送到军人们手里。求他们不要走，不要把祖坟和百姓扔给外国人。他们吃饱了说：“往南撤是委员长的一计，不出一个月就打回来。”从此再也没有回来。于是平地拉起数不清的土匪团。“张八军”，“胖娃娃”，枪口挂着红绸，肩上扛着铡刀，进村后先杀猪打酒，然后把村民赶到打麦场上，把几个上年纪的捆起来，脖子卡在铡刀刃下，宣布“马上给我们筹一百大洋给养费！过十二点凑不齐就开铡！”新媳妇摘下包银镯子，老大拿出银挖耳勺，一个鸡蛋、一筐线穗地凑这一百大洋啊！那时候二百八十元是几条人命、多少家破人亡的代价啊！ “大日本北支派遣军”到了，带来了数不清名目的汉奸队。烧杀抢掠之后，汉奸队要给养也不敢提一百大洋了。他们知道把全村人捆成一捆也抠不出一百大洋。他们不像电影上的汉奸们那样阔气，非吃鸡鸭鱼肉不可。他们要给养只要高粱饼子、棒子窝窝，一次几十个，半拉的也行，发霉的也要。但为这个，老百姓也还是被打得皮开肉绽。因为几十个高粱饼子也拿不出来。日本人抓夫修据点，开公路，地里全是野草。老百姓在吃秕子，吃糠，吃榆树皮，种田人忘记粮食的模样了。我不知道二百八十元能买多少粮食，只记得那一年我村的首富邓某人死了，是饿死的。死后人们发现他屋里还藏着两口袋麦子。人们当笑话说了多少年，笑他宁可饿死也不肯动这两口袋粮食。我长大之后，终于明白了这秘密：他是“首富”，是“乡绅”，凭这地位他在村里说话说上句，拉屎占上风，汉奸政权也高看他一眼，收税要差对他总客气些。而他所以能有这点特权，就是比别人多这两口袋粮食。他是宁舍命也不舍这高贵的首富地位的。 两袋麦子卖不出二百八十元吧！ 在旧社会，人们盼清官，说是“官清民自安”。我们平原是有过清官的。“刘玄德携民渡江”。刘备是当皇上的材料，该算清了。可他在平原当县长却没什么作为，最后只得从下水道溜出城开小差了事。颜真卿是个爱国名士，毛笔字写得尤其出色。他当了一任郡守也只是留下一块“东方朔画像赞碑”，至今由文化馆替他保管，在改变县民受苦命运上并没留下可称道的记载。民国年间似乎也有位县长政声不错，每到问案就脱下鞋来亲自用鞋底打犯人屁股，在他任上却有几千人饿极了去抢大户，拉起杆子当“匪”。 这么苦的地方，人们活不下去，就只好四处流窜。于是在军阀混战时，不管直系奉系，南军北军，打枪拼命的大兵多说山东话；天津卖水的，北京掏粪的，铁匠炉，锅饼铺，打拳卖膏药，唱曲闯江湖的大多是齐鲁方言。我父亲给张大帅扛过枪，和“骆驼祥子”搭过伴，所以我才能写两笔京津风俗小文。我在日本碰到个乡亲，当雇佣兵和伙夫走遍欧美两洲，最后落在东京街头摆地摊，卖“各国西餐”（全是“兵营风味”的食品）。 “越穷越革命”这句话，后来遭到滥用，不大兴时了，四十年前在我们家乡却实在是真理。所以八路军一到，人们的革命热情就迸放了出来，平原成了抗日根据地之一。我参军的时候，同一个部队里常有来自一个村的三四代人。因为多是同族，孙子当班长，爷爷当伙夫，重孙子当通讯员的“父子军”并不稀罕。至今我村军属多，烈属多，参加过抗日的老干部多。平原人，远的不说，从闹义和团算起，为改变自己贫困的生活命运付出了多少生命，流淌了多少鲜血啊！ 今天我终于看到它“人均集体分配达到二百八十元”了。只有共产党的拨乱反正政策，才有这奇迹！今夜怎得安眠呢！这二百八十元得来不易呀！ 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这幸福温饱的景象一度是距离我们这么近、看得这么清晰的。可是阴错阳差，又远去了，又模糊了。在一九五七年的那场误会不久，我的亲弟弟和堂弟弟竟“盲目流入”到东北大森林里去了。他们到北京求我帮助路费，诉说困难。我拍着桌子怒斥他们“攻击三面红旗”。后来，他们流落在一个小车站上衣食无着，来信叫我寄点钱去帮助他们继续赶路。我为“划清思想界线”不予理睬，反把信交到一个组织部门里去，以示我这“戴帽右派”要继续革命，并从此兄弟间断绝了关系。我以为我是对的。不久之后，一个四十年前领导过我的老同志来北京看病，见到了我。我知道他一直没离开平原一带，就打听家乡真相，他沉默了许久，低声说：“平原人为革命出过力。作为共产党员，我怕见他们。咱们没把事办好啊……”我很困惑，从此，我再不敢打听家乡的事。 一九八二年秋天，我突然接到一封信，随着又有两个同志来访，信是德州地区文化局写来的。来人是距我村只有半里路的一个乡亲——我弟弟的同学。他们说家乡在办一个“小说写作学习班”，叫我去讲点什么。我的天！是我听错了还是当真又“换了人间”？家乡的老百姓居然不仅要看小说，而且还学习起写小说了，这可得是先吃饱肚子才能有的“闲心”咧！曾经有朋友出于善意，批评我的小说是“吃饱饭后的文学”，我并不反感，因为我暗自以为，人在饥火如焚的时刻是无暇顾及什么“三言二拍”、民族风格、现代派、意识流等等闲事的。于是我去了。 让我坦白地说一句：三年前我去日本访问，看到我离开三十五年后的日本的变化，我是很惊异的。可这一次在家乡所见，其心情就不能用惊异二字所能概括。因为惊异之外还感到幸福，感到自豪，感到有信心。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又总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责、自疚和惭愧。 山一样的棉花，海一样的新房，农民家中的电视机，村姑脚上的新皮靴，这些都使我兴奋。但最使我动心的，是人的变化。有位同部队的战友，渡江战役被打掉七根肋骨，回乡后几十年成了出名的“老大难”。他除去扛抢打兔子，什么活儿也不干。他说“干一天活买不来俩鸡蛋，干个啥劲？”可是队里一分东西就去要，人家不给就吵：“老子的伤疤是狗咬的吗？”弄得人人指脊梁骨；几子都离他远去，出外谋生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包了块地种瓜，种葵花，两年成二万元户，盖了房，置了车，还养了大牲畜。除去交上合同规定的承包费，他还要多交几百元，并且把买来的机器、农具、牲畜主动供大家使用。他说：“这些年穷得我没脸没皮，成了全村的累赘。现在我这个共产党员要起点作用了，要为国家和乡亲们作点贡献了。”我回村去探望，没想到流落外地几十年的弟媳带着孩子到村头接我。我当年骂他们没有骂回家来，政策一改变，还没到人均分配二百八十元，他们就自动回来了。她说：“家里有面，有油。哥，回家给你炸馍馍吃。”我的另一个堂弟，前些年生活困难，对他妈照顾不好，他妈分出去单过，族人颇为侧目。这次我到他家去，新盖的屋内却端坐着一位本族的叔叔。原来这叔叔今年已八十出头，孤身一人，生了几天病，堂弟便把他接到自己家中侍奉他。人们悄悄告诉我：“他娘死早了，要是赶上三中全会，赶上今天，这儿子说不定还是个孝子呢！以前是真穷啊！孩子太多……”我不赞成“衣服食足然后知礼义”的说法，在国外我见过衣食很足而不把父母当人的人。但若说穷限制了人们充分尽到应尽的某些义务，或许不是一点道理没有。山东这地方却也是勤劳刻苦、古风极盛的礼义之地。经济发展了，精神文明提高了，历史形成的某些病变会除去，中华民族的许多传统美德会在共产主义思想的照耀下获得新的质变与发扬。 在我们村里，我看到领导人已经多半换成我弟兄辈和子侄辈的人了。当年离家时，送我参军和每月往家中运抗属补助粮的祖父、父辈的老党员、老干部多已故去和退休。现在的领导人，年轻，有文化，思想解放，充满了活力。我的一位叔叔，从抗日时就当村干，几十年来忽而上去，忽而下来，一会儿是“先进人物”，一会儿是“落后典型”，受过乡亲的感激，也挨过不少咒骂，现在退居第二线，这次回家，我母亲特别嘱咐我去看看他，说，“你这叔叔当了几十年干部不容易，邓庄的老百姓不能忘记人家的好处。那些年，有些事要不是他作主，群众更难活下去呀。他自己除去和大家一样受穷挨饿，还比群众多受了许多气恼！”回村我见到他，把母亲的话说给他听。他头发光了，牙掉了，头脑却极清楚。听后连连叹气说，“可不敢这么说！我管事的时候，咱村饿死过人啊！你二大娘饿死了，我这个党员总觉着欠全村的债呀！现在好了，中央的政策好，能像个党员的样子干事了，可我也老了，你们这一代好好干吧，好好干吧！”而年轻的一代人却是很少谈这些往事。他们总是跟我讲“咱村的棉花还不行，得向邻县看齐。”“咱这新房盖得不少，可都是土坯的。还有草顶呢！还得变，瞧入莲花池，一砖到底的大瓦房，还洋灰抹地咧。只要政策不变，咱们的生产生活就会大变，越变越好！” 现在十二大开过，五届人大第五次会议也开过了。正确的政策已作为党章国法定下来，乡亲们安心了。他们来信叫我寄一些学文化、学农业技术的书（以前来信不是要钱就是要粮票）。人们显然悟到了一点真理：要改变几千年来的贫困状态，靠“清官”不行，靠好心的蛮干也不行，要靠党的正确政策和科学。平原和全国都要大变，越变越好。但我还是要告诉孩子，别小看这“人均集体分配二百八十元”！这是个历史的界标。以此开始，我们甩掉了几千年没断过的饥寒。从此为起点，我们会永远甩掉贫困和落后。应当把这“人均集体分配二百八十元”几个字和它的日期也刻在碑上。它的价值不会低于颜真卿那块“东方朔画像赞碑”的！ 一月十三日夜，北京 ------------ 该章节已被锁定 ------------ 惠远遗迹 现在一提新疆，人们首先想到的城市是乌鲁木齐，所以常有人奇怪：林则徐发配为什么要发配到伊犁不到乌鲁木齐，是不是因为伊犁比起乌鲁木齐来更为边远？ 而当初新疆最高的统治者不是乌鲁木齐的主管人，而是 “伊犁将军”，也常使人费解。其实一八八二年以前新疆的首府不是乌鲁木齐，而是惠远。 惠远城建于一七六四年。这块地方即汉时的 “乌孙”，唐属的 “西突厥”。一七七五年乾隆平定了准噶尔叛乱，以 “伊丽水”为名，将此地更名 “伊犁”，设 “总统伊犁等处将军”统辖天山南北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诸地将军府即设在惠远。 一七六四年在伊犁河北岸筑城。城高一丈四尺，周长一千六百七十四丈。 将军府驻大将军一员，领队大臣五员，满洲旗兵四千。伊犁河南岸则驻锡伯、蒙古、达斡尔兵丁屯垦戍边。 那时霍尔果斯以西以南数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尚未被邻国割走，惠远是在新疆中心偏北的位置上的。 林则徐禁烟惹怒了帝国主义和中国皇帝，发配到惠远即是伊犁将军府当兵。 他在这儿的钱粮门当差。有文章记载：发配来充军的人，不论原官职多高， “见将军例佩刀长跪，命之起乃敢起”。将军要观演武时，则 “一边三十六，尽排长戟壮军容”，那生活是相当屈辱的。但伊犁是个富地方。 当 “伊犁将军”这样的封疆大吏，军政大权操于一手，俨然是新疆王。其 “富贵”颇为人羡慕，俗话说是 “不贪不嫌、一年百万”的美差。将军如此，下属也不致太穷，有了钱总得找地方花。 于是便从内地迁来诸工百货，声色狗马，茶楼酒市，惠远城一度极为繁华，被人称作 “小北京”。我到这 “小北京”时，那情景实在凄凉。除去四周还残留一段城墙的废墟外，已是一片瓦砾，半坡黄土。 若和高昌、交河古城相比，这里只可勉强称作遗迹，看样子，不要多久连这点遗迹怕也难以寻觅了。 因为城里所有地方都开成了耕地，水渠交流，庄稼茂盛，实在认不出一丝城镇的容貌了。 况且南侧半个城已沉入伊犁河水之中。惠远城是毁在俄国沙皇手里的。 一八六二年沙俄入侵新疆，在伊犁地区盘踞十余年之久，直到左宗棠督办军务，他抬着棺材誓师入疆，声称 “不收回伊犁仰面还乡”，这才迫使俄国把兵撤出去。而左宗棠到伊犁，惠远等边塞九城全被夷为平地了。 过去很少听到关于左宗棠的好话。有些文章一张口就称他是镇压人民起义的刽子手，这大概也是真的。 但他在驱逐外侮、恢复失地方面作过好事，也是真的，不应该把它抹杀。 一八八二年清政府将新疆建省，省会设在迪化，政治中心就移到了今天的乌鲁木齐。 伊犁虽仍设将军府守卫边塞，并在原城以北十五里处重建一惠远城，那规模和气势就小多了。 不久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 “伊犁将军府”成了历史名词。如今这惠远城彻底变成了边疆小镇，聚居了维、汉、哈、回、满、锡等十个民族的居民。 尚能看到的将军府旧物只有两尊石狮一座花亭。有几间舞厅，已为某单位派了用场，不久也会失去其原貌的。 只惠远南边有一棵大槐树，当地各族老乡称为林则徐所栽，十分爱护，经常派人看守，至今枝叶繁茂。 很说明人民心中的是非观。 ------------ 该章节已被锁定 ------------ 吐鲁番怀古 关于吐鲁番，人们谈得够多了。它的葡萄和葡萄干，它的轻歌曼舞，它的全球之最的海拔低度，它的烧饼烤炉式的酷热干燥的气候……不说家喻户晓，总算是驰名中外。临去之前我已下了决心，不再写什么关于它的文章了。 然而终于忍不住还是提起了笔。 这“忍不住”开始于交河古城（就是大诗人岑参“饮马傍交河”的那个交河），在颓壁残垣之间，朋友随手拾起一只麻履送给我。麻经呈淡黄色，浅帮，高脸，后跟上有袢，是元以前的旧物。我把玩再三，为了尊重参观制度，临行时把它郑重地放到鼓楼残迹的台阶上。这地方没看守人员，我想过不多久就会被牧羊人或是游客丢弃。但我还是郑重地摆好，带着纷乱的心情离去。此后，在阿斯塔那墓群，在高昌古城，这心情一直萦绕在我心头。 由吐鲁番县城去阿斯塔那墓地，途经火焰山下，读《西游记》，我很佩服吴先生的想象力。来到火焰山下，却又惊叹人的想象能力的可怜，怎么也赶不上造化的鬼斧神工。八百里火焰山一片赤红，山的皱褶逼似狂燃中的烈焰，在高温气流的折光下摇晃升腾。放眼望去，视界之内所有地面全是火红色，不见一个人，不见一棵草，不见一丝有生命的物质。我正在想，阿波罗的宇航员在月球上的感觉也不过如此吧？可是汽车拐了个弯，尖叫着刹住，这就到了阿斯塔那墓群。古墓是在戈壁滩地下的，地表似乎没有封土。一共五十多个墓，我们只看了三五个。斜长的墓道，方形墓坑，有浓艳精美的壁画，有干尸。其它的主要出土物已经送走，展出在乌鲁木齐的展览馆。来此以前我看过。更以前，我在被驱出社会生活，蛰居在一间地震棚中时，读过关于这几个墓的发掘报告。因此，从这墓地到高昌古城，我一直沉迷在幻象中，置身在那个既远离了我们，又几乎是可见可触的世界里。 高昌古城，好大啊！城墙大部完整，垛口整齐庄严，成片的住房，有些只是少了屋顶。街坊市巷，残迹宛然，寺庙中塔楼上，在一个龛里甚至还残留下一尊佛像。院落、官署、王宫的建筑，虽然只剩下了四壁，但格局依然清楚，不难想出身穿窄袖襦衫，长裙曳地，眉贴花钿的唐女当炉卖酒的景象。这门前应拥挤着蓄短髭，着皮靴的武士。官署前来往的是头戴乌纱，着对襟宽袖褥衫，下着白裙的官员。骑马匆匆而来的胡商，应是头戴尖顶卷沿毡帽，帽两侧绣出菱形图案，深目高鼻，大胡子卷在项下。若逢上吉日庙中作法事，香烟缭绕，唱佛号之声是要响遍全城的。 这景象我不是想到的，而是“看”到的，我看了阿斯塔那墓出土的众多木俑，木俑中甚至有一个剧团，几个丑角的面部表情，使我们想起肖长华、芝麻官和川戏的名丑们。几个扮小生的演员，官帽后边露出发髻，证明越剧中女演员扮小生在中国不是独创，竟是千年前的老惯例了。 在千年之前，这片火洲之上能有如此繁荣昌盛，文化发达的景象，是我们的祖先经过血与汗的搏斗争来的。斗争的关键就是要统一还是要割据，要团结还是要分裂。 这些木俑，出自阿斯塔那二百零六号墓室，这墓的主人名叫张雄，是个在历史上应当用笔大书的人物，可惜至今除了几个考古学家外，别人还没大注意他。 翻开地图看一看，人们就会发现吐鲁番的地理位置，正处在丝绸之路东半，河西走廊的西口外。从长安出发，不论走北路去乌鲁木齐、伊犁，奔里海；还是过了哈密往南折去楼兰、龟兹，西往波斯，以致南穿塔里木沙漠奔印度，这八百里火洲都是必经之地。所以不论玄奘也好，岑参也好，以及后来发配伊犁的林则徐也好，都在吐鲁番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这样一个重要地区，自然要成为中央政府管辖西域的重要据点。汉朝时这里称为“高昌壁”、“高昌垒”，“壁垒森严”是为了保护东西交通的要道，有效地管理边陲。晋以后，中央政权衰败了，这里就成了几个民族、几股势力角逐的场所。你杀我砍，走马灯似地换了几个主人，到后魏孝文帝二十三年，敦煌人麹嘉波被拥为高昌王，局势才稳定下来。 中国是个大国，各地方势力是与中央政权保持一致还是离心离德，关系着国家兴衰。按历来规律，凡是中央政权稳定、强盛时，地方势力就容易顺从和拥护；中央政府衰败，中原局势不稳，地方势力的离心力就增大。张雄却是在中央政府权力更迭、中原局势一片混乱的情况下，尽全生精力来维护祖国统一的，这是他高人一筹的地方。 张雄出生于隋开皇四年（五八四年），卒于贞观七年（六三三年）。这五十年正是隋末天下大乱、唐初由乱到治的时期。中原正在捉对儿厮杀，当然顾不上边陲的吐鲁番，弹丸之地的麹氏高昌，只得周旋于周围的几股强大势力之间。他一方面不得不接受反中央政权的“铁勒人”派官员给他监国，一边又设法和反铁勒拥中央的实厥结亲，并千方百计去和隋朝联系，争取中央政权的领导与支持。 大业五年，隋炀帝“巡河右”，到了张掖。高昌王伯雅去朝见了他。并隋炀帝去了长安，参加了隋朝征高丽的战争。大业八年，隋朝把宗室女华容公主嫁他，伯雅夫妻双双回到高昌。临行之前，伯雅向隋炀帝表示此次回去，要下令全国“庶民以上，解辫削衽”，恢复汉族衣冠，以示效忠祖国。隋炀帝很高兴，当即下诏：“可赐衣冠之具，仍班制造之势，并遣使人部领将送。被以采章，复见车服之美，弃彼毡毳，还为冠带之国”！不论炀帝干过多少坏事，搞了多少女人，在维护国家统一，团结地方势力这件事上做的总算正确。 可是这却惹恼了极力控制高昌并心怀分裂野心的铁勒人。他们先是通过监国官员威胁伯雅，使他改变衣冠的计划，因为“畏铁勒而不敢改”；继之煽动对伯雅不满，怀有篡权野心的人发动政变，把伯雅赶下台，撵到吐鲁番以外的地方去了。可见搞霸权，弄颠覆，也是人类由来已久的恶癖，怪不得一提霸权，世界人民都反感。 伯雅去长安四年，家里谁替他掌政呢，历史上没有记载，估计可能就是张雄的父亲。因为张雄的祖父是高昌国官员，死后追赠“左卫将军，绾曹郎中，”父亲是“建义将军、绾曹郎中，”和伯雅是郎舅之亲。张雄的姑母是伯雅的“太妃”，并且生了太子文泰。 伯雅被迫流亡时，张雄是陪着一块出走的，就在这次流亡中和后来的反攻中，张雄立下了大功。他的墓志上记道：“属奸臣作祸，伪（指高昌）祚将颠，公出乾候，兵缠绛邑，君执羁靮，经始艰难；功冠却燕，勖隆复郢”。 伯雅和张雄流亡到什么地方，也是没有记载的事。考古学家吴震认为他们逃到突厥统叶护可汗处去了。我赞成此说，因为突厥与铁勒是仇家，他们当时是拥护中央政权的，二来突厥统叶可汗的夫人正是伯雅的女儿，是张雄的表亲。 我们现在反对把私人关系搅和到公事中来，因为这是“封建思想”的表现。但发生在封建社会里的这类事，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中央政权和高昌、突厥，用一条姻亲血缘的带子连在一起，在当时是有利于祖国的团结统一的。伯雅张雄的复辟战争，不能看作个人权力之争，实在是团结与分裂，统一与割据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张雄的功绩也就在于为维护统一和团结而奋斗不息。 伯雅从下台到复国，用了六年时间。他回来时中原虽已换了王朝，但天下仍未安定，隋朝的王世充和河北的刘黑挞尚在与瓦岗英雄们进行较量。伯雅无法和唐王朝建立更密切的关系，只好待机。到了贞观初年，可以和唐朝中央政府建立更密切的联系了，他却死了，换了伯雅的儿子、张雄的表兄弟文泰来当国王。 伯雅被推翻的六年，谁在高昌当权呢？史书不载。从阿斯塔那出土的文书上看，这六年用的是“义和”年号，（伯雅第一次执政用延和，延和十二年发生政变。他回来后改元重光，表示重新光复，大地重光之义）看来并非铁勒人自己出面，而是用了高昌人作傀儡，我很怀疑就是这个文泰。一则没有见到他跟他爹同时出走的记载，二则他上台以后就一反他父亲的拥护中央的政策，大搞起称霸一方的分裂政策来，凡是途经高昌上中央进贡的西域使节，他一律扣留，抢劫财物，认为“阻漠凭沙”有恃无恐。玄奘去印度取经，也几乎被他留住，真唐僧并无孙猴保驾，只得绝食抗议，这才允许他走了下去。张雄多次劝文泰改弦更张，皆被拒绝。这个忧国忧民的汉子终于忧愤成疾，郁郁死去。死时的官衔是左卫大将军，都管曹郎中。感谢吐鲁番的干热气候，把他的遗体保存得极好。我在乌鲁木齐展览馆见到这位将军的遗体时，依然身高体大，威武雄壮，只是脸上满是愁苦相，证明忧郁致死的说法可信。 李世民对麹文泰开始是极力团结、争取的，贞观元年赐文泰妻花钿一副，贞观四年召见文泰时，又赐文泰妻姓李，并且封为常乐公主，而文泰一面向唐王朝贡玄狐，献□林狗，一面却背后搞分裂活动。而且在贞观六年和十二年两次袭掠焉耆。唐朝皇帝是有心机的，开始时不动声色，等中原稳固，生产恢复之后，立即下诏叫侯君集帅兵去灭高昌。历来的阴谋家两面派很少不是胆小鬼的。文泰自我扩张，作了几年小霸，仿佛不可一世，一听侯君集带兵来打，竟吓得呜乎哀哉了。只得由他的儿子先行继位，马上就请罪投降。 唐朝灭高昌国后将此地改为西州，州治也挪到交河去，所以岑参的诗上写交河。但唐王朝对高昌国的君民，待遇却是宽大的，对张雄一家的忠于祖国，也颇重视。灭国之后，把他们弄到洛阳住了几年，随后就封文泰的儿子麹智湛做了“左骁卫大将军兼安西都护府州刺史”。张雄两个儿子，张定和当了“前庭折冲都尉”张怀寂当了“西州行参军”，张怀寂后来又累任了“张掖县令”、“叠州长史”。长寿元年，张怀寂随武威军总管王孝杰平定叛乱立功，受到褒奖，又升任了中散大夫行茂州都督司马。 唐朝直接管理西州地方后，这里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昌盛起来。这在张雄墓的两次随葬品中有着极鲜明的反映。张雄死时，随葬十九个木俑，都是用半圆木条刻的，制造简陋，人物的穿着还是黑帷帽，黑衣白裤，女性也没什么修饰，不过多一条长裙。五十五年后张雄的夫人下葬时，木俑的形象却是精雕细作、绢衣彩绘了。而且数量品种都多得多，骑马俑十个，文官俑五个，武士俑五个，另外还有一个剧团的各色戏弄俑，两组驼马人物俑，人物表情生动，衣饰色彩之华丽，充分表现了在中央政权直接管理下，走向繁荣富足、文明昌盛的新高昌的面貌。五十五年前的随葬品，在这相比之下，那封建小国的生活状态就显得十分寒伧落后了。 我站在高昌古城的宫墙下，把这城市、木俑和张雄将军的遗体在想象中组合起来，仿佛置于那个远离了我们的时代，亲眼目睹了历史发展的一课。人类总是要进步的，而进步则必须由人自己付与血和汗。团结和统一，也是要用斗争所换取。我们一代人只是整个历史链条的一个环结，我们会把属于我们的这一环铸得更坚固完美，光彩永不消失。 ------------ 察布查尔的锡伯人 我在伊犁访问的第一个目标是“察布查尔锡伯族自治县”。这个县是由于一件传闻引起我的兴趣的。 清朝后期，满洲人多已放弃使用满文和满语，到六、七十年代，想要找几位精通满文的人才从事清朝档案文件的研究已感困难。周恩来总理为此曾作过指示，要民族学院开设“满洲语文”专业。就在这不久之后，出现了下边的传闻：有位老学者去故宫办事，忽然听到有一群人说说笑笑，全用的“满语”，而且他们每到一处，都大声地把门额上的满文念出来。念得准确无误。老学者还以为是几个自己的同辈同行，走近一看十分惊讶，竟是一群十几、二十几岁的毛头小伙。他问小伙子们：“你们这满文在哪儿学的？跟谁学的？”他们说：“在家里学的，跟爸爸妈妈学的。”老学者问：“你们的家在哪儿？爸爸妈妈是作什么工作的？”他们说：“家在察布查尔！爸爸妈妈是锡伯族社员！”人们从此才知道在新疆的一个角落里，有那么一两万人至今仍使用活的满洲语文。这传闻到底有几分可靠，不大清楚。不过今天中国各大学，凡开“满洲语文”课的，其教员多是来自察布查尔的锡伯族同胞确是事实。 为什么要说是察布查尔的锡伯族？因为在东北的吉、黑、辽三省，在西南的云南边境，皆有锡伯人居住。唯有察布查尔的锡伯族才用满洲语文。 察布查尔的锡伯人，是一七六四年奉乾隆帝的圣谕由吉林和沈阳迁来的。皇帝当时命令调拨八个“牛禄”锡伯军人去新疆保卫边防，八个“牛禄”共有一千名士兵，二十名军官。加上军人家属，共五千零五十人。一七六四年四月十日从沈阳出发，一七六五年七月二十二日到达伊犁竟变成五千四百人了。在路上走了一年多，生了三百五十个娃娃。这五千多人从此就一边开垦，一边戍边，在新疆扎下根来。到一九四九年新疆和平解放时，人口已达到八千余人。我到察布查尔时，县委书记、宣传部长和书法家协会理事等锡伯族干部和我座谈，告诉我今天他们的人口已达一万七千人。解放后三十年人口增加了一倍。我说：“国家规定在少数民族地区不推行计划生育，你们人口过几年还会增加吧！”他们却不这么看，这里锡伯族同胞文化水平高。解放三十年来，这一万七千人中进过中等专业学校以上的人有一千多人，平均每一百个中有一人受过大学教育，而五十岁以下的人几乎都上过中学。知识分子越多，持“多子多福”观点的人则越少。人们想多挤出点时间生产和学习，自愿控制生育的人也比较普遍。 锡伯族人好学是有历史原因的，他们来到新疆之后，生活在维吾尔、哈萨克、蒙古和汉人之间，成了少数民族中的最少数。他们为了保持自己的民族特性，坚持使用自己用惯了的满洲语文（锡伯族早在明朝中叶以前就使用满语满文）。为了与各民族友好相处，不得不同时又学习各兄弟民族的语言文字。几百年下来他们个个成了天才的翻译家。如今的察布查尔锡伯人，很少人不会三种以上的语言。他们多半都会使用汉语、维语、哈语。有些人还会俄语和蒙语。他们保存了较多的本民族的风习。比如骑马射箭，至今是他们最普及最热爱的体育项目。我国射箭运动的许多教练员和优秀射手都来自这个民族。我对察布查尔干部说：“你们出了这么多翻译家，这么多好射手，真值得骄傲。”他们摇摇头说：“锡伯族人民最值得骄傲的倒不是这些。” “那是什么？” “我们从一七六五年到达新疆，国家就把这一段边界线交给了我们。从那时起，二百多年来我们没有后退过一寸。没有一个锡伯族人离开过自己的神圣岗位。直到今天我们仍然肩负保卫边疆、建设边疆的职责，这才是我们的骄傲！” ------------ 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 “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这是新疆人引为骄傲的两宗宝物。 我去了一次吐鲁番，再吃吐鲁番的葡萄，觉得不是一个味了。以前，只觉得这葡萄，尤其是葡萄干实在甜，现在觉得除了甜，还品出一点别的味道。 我到吐鲁番时已是初秋，可是午间室外气温仍在摄氏四十度左右。又热又干，那滋味大概近于北京烤鸭店烤炉中鸭子尝到的滋味。我毫不怀疑要一个劲儿地在戈壁滩呆下去会获得烤鸭的肤色。很想找个葡萄棚躲一躲，享受一会儿阴凉。然而放眼望去，只见灰白色的戈壁，赤红的烈焰般的火焰山，没有草，没有树，几乎看不见任何有生命的东西。 同行的朋友指点我看那一堆堆的坟包似的砾古堆，叫我在想象中把这些砾石堆联成一条线。顺着这条线走下去就会找到人，找到牲畜，找到绿荫，最后就找到了葡萄！那地下是“坎儿井”，砾石堆是当年人们挖井时提上来的砂石聚成的。这条想象中的水线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线”。 吐鲁番古名火洲，是个深井式的盆地，北风挡在山外，气温奇高。没有树木，没有湖河，赤裸裸的戈壁，太阳一落散温也快。这昼夜的温差就增高了葡萄的含糖量。鲜葡萄摘下来，挂到四面透风的阁楼里，一下子就被干燥的热风吹成果干；不失果香，不损糖分，不变色泽。这真是大自然赐与吐鲁番生产葡萄的独一无二的好条件！ 然而，水是一切生物的基本要素，这里雨量却少得近于零；人们有时看到乌云聚集了，看到电闪听到雷鸣了，甚至望见高空中的雨丝了……这雨却落不到头上，在半空中就蒸腾挥发，变作轻雾飘回天上去了。人要饮用，田要浇灌，只有去搬天山的雪水。这么长的流程，这么干热的气候，这么暴烈的日光，有多少水也会在输送中耗尽的！但人终是万物之灵，他们要生存，要抗争，要把自然改造得万物皆备于我。不知走了多少弯路，流了多少血汗，到底摸索出一条堪称创举的巧招——把水渠修在戈壁滩的地下。于是吐鲁番的特殊气候成了有利条件，于是吐鲁番人向世界贡献出了颗颗绿玉般的葡萄干。而吐鲁番和它的人民也由此而举世闻名。 从吐鲁番归来，每当再拈起那甜腻腻的葡萄干，我就不由得惊叹。在那没有科学仪器，没有施工机械的年代，人们匍匐在暗黑的地下，一镘筐一镘筐地挖起砂石，提到地上。一个砾石堆衔接一个砾石堆地挖下去，要有多强的决心、多高的信心、多大的耐心呢？吐鲁番的特殊气候，只是对强者来说才是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吐鲁番人的祖先如果没有硬要和这干旱燥热的气候争个强弱的气概，不仅我们今天不会吃上这绿晶晶甜蜜蜜的吐鲁番葡萄干，这块地区是否列入有人居住的地带都说不定。 下边再说说哈密瓜。 中原地区的葡萄，是张骞通西域后才由新疆引进来的。汉民族最早用葡萄为装饰物，就是出名的“海马葡萄镜”。长沙马王堆汉墓中出土的女尸肠子里却有甜瓜子，可见甜瓜在中原安家早于葡萄，显然也不是从西域来的。我在兰州、安西、乌鲁木齐、伊宁全吃了甜瓜，没有一个品种和河北山东一带的“蛤蟆苏”、“老头乐”、“三道梁”相似。这里的甜瓜，大如几十斤一个的哈密瓜，小的如一二斤重的“黄旦子”，模样儿、味道都与内地的甜瓜不同。总起来说，这里的瓜肉细、汁多、味甜、香浓。在买的时候，几乎用不着像在北京买瓜那样又要敲，又要听，又要闻。随手拿起一个，掰开来就是熟透的上好佳品，大部分是软瓤儿。 这地方不仅瓜多、瓜好，而且便宜，所以从一下飞机就和瓜结下了不解之缘。旅馆里朋友们在床前地上事先就堆了一堆瓜。出外访友，友人掀开床单，从床下一大堆瓜中拽出几个就够吃一个夜晚。 至于乘汽车做长途旅行，那更是非带瓜不可的。戈壁滩上，几个、十几个小时赶不上饮水处，不带着瓜是要遭难的。瓜成了这干旱戈壁的必备品，而这干旱的戈壁与沙漠也成全了瓜的品性。为什么西瓜甜瓜长得滚圆而多水？就因为它生在戈壁滩上，瓜熟蒂落之后便于被风吹得满地乱滚，一旦撞碎，它的一腔水正好滋润撒下瓜子的一块地方，便于瓜子萌芽，扩大它的生存空间。这滚圆溜滑的形体当然为装卸工人带来了麻烦。古时人们装卸西瓜只能抱起来一个人扔给另一个人，接力传送，人们也许就从此得到启发而创造出了篮球和它的玩法。世界上许多好的结果，常常倒是不利的条件逼出来的。 到西域两个月，比我过去几十年加在一起吃的瓜还多。这么香甜的瓜，不仅以前从未吃过，以后怕机会也不多了。这次吃了许多地方的瓜，我以为安西的最好，新疆的黄旦子虽不被当地人看重，我也极喜爱。兰州的白兰瓜则更是独此一家，决非其它瓜所能代替的。 那么哈密瓜呢？你不是要谈哈密瓜吗？ 这次我只在哈密车站过了一下，没去哈密城，作为一个品种，“哈密瓜”我是吃到了，很好，简直是神品，但未必是哈密产的。据说哈密也并不产瓜，真正的哈密瓜也是来自鄯善。只因当初这瓜进贡到北京，皇帝吃了叫好，问是“什么瓜”，周围人谁也叫不出名来，听说是哈密王献来的，就随口说“这是哈密瓜”，从此成了它的大号。 ------------ 平原行 大伏天，热得像下火。不少朋友趁假期往北方走，我则背道而驰去了山东，为的是了却一桩心愿。四年前因受《人民日报》上一幅照片的激励，去访问我离别40年的祖籍。看到家乡人一年的人均收入达到了400多元，吃穿无虞，忍不住写上两篇文章给《人民日报》，诉说我心中的惊喜。人均400元是我家乡盘古开天辟地以来没有过的“高收入”，有吃有穿有新房子住，家中还放了洗衣机、电视机，尽管因缺电只能当摆设，也是我们祖辈没有过的“高消费”了。文章发表后，就招来散居在全国各地平原同乡的鼓励，他们要我过一阵再回去看看，再报告一下家乡人民温饱以后的新发展，我也答应了。可是一晃就是四年，再没回过家乡。 山东平原一带以种棉致富，这两年对棉花生产作了政策性的压缩。棉花种少了他们还能保持400元以上的收入吗？我不懂经济，但天天读报也学到一些常识，知道农村只有加入商品生产系列才有更大出路。那一带在这方面怎样呢？四年前我去时看到已有人在找新的生财之道，虽然发了财，可也提着心。有的理论问题连一些作领导工作的同志也还拿不稳。平原城边某个小村，有位蔡胖子，原是拖拉机手，实行改革政策后，辞去职务，自己搞运输。两年时间，自己有了一辆大卡车，一辆拖拉机，还开了饭店、土产货栈，盖起一幢水磨石的大宅子来。蔡胖子富了之后，很为地方上作了些好事。防汛期间，他免费送民工上黄河工地；送肥季节，他主动帮村里人送肥；还安了一个开水锅炉，本村人打开水一律免费。县里领导对蔡胖子敢于致富和致富后的表现很赞赏，也相当关心，可是却极少宣传。我去访问，发现蔡胖子是个聪明不外露的人，胖乎乎、笑嘻嘻，一脸朴实忠厚相。他向我介绍他致富的经过，说他怎么既不与公家的运输公司抢生意又有钱可挣，说他怎么为村里办好事，就是不谈他具体的经营方式。我故意问他：“你两辆车，还开店，人手够吗？”他说：“饭店俺兄弟有股，他给管着；土产货栈有几个乡亲帮忙，我打算每人从工资中扣留一部分，也入股，大家都是东家呀！车呢，孩子小，还不能当一把手，我为他请了个师傅，车请师傅先开着。我给高工资。”我笑道：“你反正不敢说你雇工是吧？”蔡胖子脸一红说：“咋不敢，是有点雇工的成份，报上不是说了吗，不超过八个人政策允许。再说我还种着包着田哩，咱们还是以农为本，运输是业余的，发现哪儿地方不合政策咱们立刻改呢！” 说完，我们互相看看都笑了。事后我和县委书记马荣珂同志谈到此事。老马说这蔡胖子精得很，每天读报比我们干部读得都细。反对精神污染时，他在路上等着老马，老马走过来，他装作无意碰见的样子上去打招呼。见老马还是对他笑脸相迎，就上去问：“书记同志，对咱这运输活动，政策上有变化没有呀？要有哈新精神，告诉我一声，咱主动点改正，别犯错误。”老马问他：“你天天看报，你觉得怎样？”胖子说：“报上倒是没提咱这一条，可人们有不少议论咧！说反精神污染就是反走资本主义道路，还说咱这个道大方向不牢靠。”老马说：“报上没说，县委没说，你怕什么？有错处不还有我们担着了吗！”胖子听了这两句话感激得差一点磕头。可是马书记对我说：“我支持他大胆干，是怕吓垮了他一个，影响一大片。经济上刚有点生机又被打击下去。其实他这么作法在理论上到底讲的通讲不通，我也没底。手心也是捏着把汗呢。理论界始终没说清这些问题。咱在下边工作，面对具体问题，不能件件等理论论证完了再办，只能是中央领导讲的办法，摸着石头过河呗。” 这一次去平原，我仍从访问蔡胖子入手。 四年未见，胖子更加胖了。那一年他还不满40岁，今年已是43。因为胖，看不出见老。他那水刷石的宅子又有发展，加了一道也是水刷石的院墙，还安了大门，看去像是个新建的小学校或政府机关。他把我领进院，我感觉虽然有了围墙，可他这个小天地显得更开阔了。原来房子建在空地上，虽然无边的扩展开去，却觉得属于他的只是那几间宅子。如今他把属于他的宅基地全圈起来，就看出庭院的宽阔。这么大院子全是他的，很叫人振奋。 他老伴搬来一大堆西瓜，在冰箱中镇得凉凉的。我咬了口西瓜，问他：“伙计，这几年怎么样？” “挣了些钱，也吃了些苦，整个的还不错！”他笑笑。他的笑和口气比四年前爽快得多。 我问他：“运输还跑着？” “不跑了！我前两年发展到三辆大卡车，去年又卖了两辆，剩下一辆自己用着。” “为什么？” 他说运输越来越难干了。前两年他三辆车，每辆每天可以收入300元。这两年有点变化。到处有人收费，稍不注意就挨罚。收费是谁都有权定个名目收，挨罚是个体户首先挨，收入大减。他就转行了。随后他补充一句：“现在又好了，政府下令不许乱收费，跑运输又有干头了。我既转了行，也不想再转回去。” 我现在搞木材生意，坦率地告诉我雇了四五个人。有采购员、有会计、有出纳、有看货场的…… “你不怕说你雇工了？” “不怕，党有政策。” “你自己干什么。” “总的经营，筹划，忙得很哩！” 我问他木材经营的前途怎样？会不会又像运输一样干不了几年？他说现在农村富了，处处盖房、置家具，木材市场几年之内只有兴旺。他很有信心。我说你大概干这个比搞运输更顺利，所以乐观。他说也不。因为经济立法、经营规章都不健全，常会有意外损失。去年他被人坑骗十万元，至今没办法追回。他已死心了。我说你可以起诉呀！他说已经问过了。找个法律代理人，从调查事实到正式起诉要交一大笔钱。事成了，我追回来要分给代办的人三成。如果审判结果对方是诈骗，无力偿还，只落个把他法办服刑，自己仍要掏诉讼费用，一个子也追不回来。他说：“我的目的追回我的钱，并不把人送进监狱，我费这个劲干啥？”也有人出主意，说：“你叫我去追，追回来一家一半。”他问怎么追法？那人说：“大不了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胖子拍了下腿说：“俺的娘啊！我最大的原则就是不利于国家的事不做，犯法的事不做。钱可以不要，这个事绝干不得！十万元认命了。党的政策不变，不愁挣不回来！” 他能把十万元的损失不太放在心里，可见底子已不薄，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我问县里的同志，蔡胖子是不是全县最特殊的例子？他们说像这样的户不很多，可也不是个别的，他也不是最富的。 我并不想把眼盯在几个特殊的尖子身上，我请县里的同志给我介绍点一般的，带普遍性的情况。他们说：“要介绍哪个，就得说数字，可你不爱听数字。”我说：“要紧的数字还是得听啊！”于是他们告诉我，尽管棉花前两年作了压缩性的调整，这几年农业收入并没减少，1986年全县粮产量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的5.7亿多斤，棉花5000多万斤。全县人均收入已达到570元以上，这其中有1/4是乡镇、村、个人的工企业收入。这几年乡镇以下的工业企业按年递增16%的速度上涨。个体工企业户增加到3800多户。有1.3万多人从事商业活动。种地也不单是粮食棉花了，瓜果、蔬菜的商品种植占了很大比例。 他们介绍的数字很多，商品生产的例证也不少，我既听不全懂也记不住，便找我懂得而且关心的去问。那年回家乡，正值棉花丰收，满村的棉花秆堆得比房都高，除去烧火别无用途。而夏天存下的麦秸还没烧完，结果一个个村子都被这些柴草湮没了。我问他们可想出了什么办法？他们不回答，却叫来部车子叫我上路。车子走了几十分钟到了恩城镇。直接就把我拉到一排厂房前边。只见成捆的棉花秆送进机器，另一头出来的已是平整光滑的纤维板，就是我在北京常看到做家具使用的那种板子。奇怪的是这厂子旁边还设有个做蜂窝煤的车间。我问他们：“这两种产品风马牛不相及，怎么弄在一块？”镇长说：“咦！群众平常烧棉柴做饭，现在他把棉柴卖给厂子当原料，不供应他蜂窝煤咋做饭吃！”原来他们用蜂窝煤换棉花秆，棉花秆3分钱1斤，谁卖够150斤棉花秆，另外白送两角五分钱的蜂窝煤。这一来连运输费都不用花，农民就把原料送到厂门口了。作纤维板有对半拐弯的利润可收，而且供不应求，订货的要排队。我问他们办这厂除去收益还有困难吧？困难是什么？他们说困难就是厂子太小，全县的棉花秆太多。不是所有农户都有机会卖出去，这只有各乡都建这种厂才能解决。 他们拉我去看的第二个厂子更惊人了。这是王打卦乡的一个乡办厂。看起来不比我在北京见的一些中等工厂小，而且设备也决不落后。这是造纸厂，专用本县的麦秸造瓦楞纸，每年可吃掉麦秸1.2万吨，生产的是高强度纸板。因为用氨处理法，排出的废水不仅不污染，还是现成的肥料。现在这个乡的工业产值已占农业产值的一半了，这个厂全部投产后，工业产值还要大大增加，乡镇村工企业的发展，吸收了农业上剩余的劳动力，增加了公积金，自然就减少了对农民的摊派。农民仍种那么多地，其收入实际上却增加了。村里人告诉我，我上次文章中写到宋连元叔叔盖了全村唯一的砖瓦住宅，这已成了旧话。现在全村已大部分盖了砖瓦的新房，再找土坯草顶的房子很难了。 为什么平原县商品经济发展得这么快？年轻的县长说是地区领导好。新来的书记是研究生出身，当过钢铁企业经理。新地委班子中大学生占了一多半，有见识，有干劲，也比较团结。整个德州地区的商品生产近年都上得快，平原自然也跟着上。我问平原县前任县委书记、现任德州副专员的马荣珂同志，这些话是否可靠？他说新班子确实很团结很能干，可是光靠这不行。光有好政策、好领导，没有党员们的自觉献身精神，还是什么也办不成。这里的党员有老根据地的传统，他们用参加抗日和解放战争的态度来搞经济。为了证实他的话，他领我去看望几个普通党员。有位年轻的女党员叫李全英，她和她丈夫原是个体屠宰户。她作风好，收入高，被选为平原县个体劳协的**。当了**之后，发现许多个体商业户因为资金少，缺信用，批发不来畅销的货物，经营困难，有倒闭危险，就毅然放弃她自己收入高的屠宰业，干联营分销的批发商。这种事利润很低，一箱火柴才挣几角钱，还要自己先垫上钱，托人情走门路批发来，再分销给个体户。经济困难的还要赊销。发给他货，等他卖出去再收钱。她丈夫反对她这种干法，小两口为此还闹了点不愉快。但她百折不挠，居然感动得丈夫也和她一起来干。几年下来，扶持几百户个体商店发展了营业，成了平原最有信用的批发商。我问她：“当初为什么要下这个决心？”她说：“个体户有困难，咱党员不设法为他们解决谁来管呢？要光是搞个人致富，咱和群众还有什么区别？党的政策不是靠咱来贯彻的吗？”我说：“上边也没人指示你这么干吧？”她说：“党的经济政策不就是指示吗？” 从全国来看，德州也好，平原也好，大概都算不上最先进的地方。我的文章也不是要写先进典型，只因为它是我的家乡，我了解它的过去，才知道今天这情形对它来说是多么大的飞跃。平常的地区都这样，全国的情形不就可想而知了？况且那里有这么好的党员、群众和领导班子，谁能说不久之后它不会跃进先进的行列呢！ 我赞美它，我歌颂它。我可爱的家乡前程似锦。 ------------ 《寻访：画儿韩》篇外缀语 《寻访“画儿韩”》在我的作品中，是较特殊的一篇。我一向不依靠采访写小说，更没有使用现成故事作题材的先例。这篇却是在较完整的素材上，加工改造移到纸上的。 我有位戏剧界的老友，北京旗人。他的岳父早年在北京一个当铺当经理，退休之后又推荐他儿子继任他的职务。这位少经理目空一切，年轻气盛，得罪了文物业同行。同行就拿假古董（一件铜器）去当，把他骗了。他收下这东西后，左看右看，终于发现是个假的，急得想跳井，没办法，找到他的老子，老子把他臭骂一顿。就想出“画儿韩”的办法，把面子找了回来（主要是找回名誉，倒不在赔钱上）。这位少经理我有幸同桌吃过炸酱面。那时他已改行拉三轮，已不年轻，但气仍盛。这故事，是“**”之前，那朋友酒后作为攻击他内兄的材料讲出来的。因为少经理刚刚把拉三轮攒的钱买了个旧缝纫机，却又是个废品。可见他不仅鉴别古物本事有限，鉴别“今物”也很二五眼。 我听了一笑，毫无要写它的念头。那时我尚不熟悉所要写的人物，对文物行也缺乏知识，没有创作冲动。 “*****”中，无书可读。我订了些《考古》、《文物》之类的书刊，弄找些闲趣。退休无事，天天去陶然亭打拳运气，结识了几位文物界、戏曲界、八旗子弟作朋友。闲谈之中，我学了不少旧北京的风习世故。有一位书画业的朋友，和我交往多些。他提出要求，要我帮他把造假画和鉴别书画的经验写成文字，以供后人借鉴。我答应了，可总以为闲功夫有的是，没有急于行动。去年春天我外出半个月，回来后在陶然亭便见不到他了。一打听说是回乡下看儿子，着了点急，得了脑溢血，死在乡下了。我听后失悔不及。本来我对他被排挤出文物界就有些不平，这一死更加惋惜。前两年我们群中还死了个钱富川先生，也是位身怀绝技而无处可使的戏曲界老人。我就想写篇东西，引起对人才的重视和珍惜。 在构思中我想到了朋友讲的那个故事。这时与十几年前不同了，我有了自己的生活积累和人物储备。拿这故事来表现我熟悉的生活，塑造我记忆中的人物，稍加改造，为我所用，一切都活了。我不懂铜器。可是亡友教了我些书画的知识。那五、盛世元、甘子千我都有活人作模特儿，写来得心应手。陶然亭的朋友甚至能指出谁是照着谁描下来的。 这表明了一点道理：生活是基础，人物是核心。没有自己的生活积累，人物记忆，只凭编一个或是听一个奇巧故事，难以写出像样的小说来。故事只是个空架子，只有与作者生活合了拍才能活用。 为了考验细节的真实性，一九八〇年八月我在火车上，对画家范曾同志讲了这个构思。他听后没找出破绽，可是说外国有部小说和这故事相似，但那物件不是画，而是珍珠。哪一国的，什么年代的，他忘记了。这很扫我的兴，一度想放下不写了。后来我又说给几个读书多的人听，问他们可曾知道那篇外国作品与此相似，谁也没说出来。我仔细想了想，还是写：管什么写没写过，我自信画儿韩、那五、甘子千等人物是我独有的。故事或许有相似处，人物、细节我决不会与人雷同，别人也绝对不会与我雷同。别人可以写得比我好，但绝写不成我这个样。好比卖豆汁，你的酸里带甜头，我的酸里带苦味。这样才有百花齐放，尽管爱喝苦豆汁的人少点儿。我如果在动笔前发现有人写了或正在写类似的作品，题材再好我也放弃。我已构思成熟的东西，只耳闻与人类似，并无实据，就没必要管他。但由此产生了第二个想法，即作者必须有自己的角度，自己的语言，甚至自己的人物，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这样才有作品的存在价值。我没有作到这一步，但在向这方面用劲儿。由此又联想到第三条，采用较现成的素材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有的故事原型很好，但对我不合适，我就不写。两年前，有个作家讲了个故事，叫我写，我说写不了。后来由王蒙同志写了，写得十分精彩，原因是对了他的路。我要勉强写，敷衍成篇或许也能发表，但勉强作自己不拿手的活，何苦来呢？白糟蹋一个好素材！ 我是否自以为“画儿韩”写得好呢？那倒不。“画儿韩”是篇毛病满多的小说。解放后的那一段不仅写得简略、一般，而且还有些概念化的东西。这里原因很复杂。一是出于某种心理，我极力避免写不愉快的那些事，有意从简；二是当真仔细写来，以我的功力，未必会写得有多少新意或深意；三是那样写下来，就不是个短篇可容纳的了。 从艺术结构上讲，应当是写到甘子千决心去找画儿韩就结束，既完整又利落。可我觉得非把尾巴的“光明度”写够不可，又没多少办法，就成了现在这样虎头蛇尾、貂不足而狗尾续的寒碜相。一九八一年三月，《人民日报》寄校样来，编辑曾劝我把这后一段改一改，再加强些。我略动了一动，觉得意见虽好，而我确实已没力量改好，只好将就着这样发表。如何把思想意图更好的化为形象，这是我需要狠下功夫攻克的难题。 孙犁老师在《人民日报》上写了篇文章谈“画儿韩”，我很感动。基本论点我赞成，特别是最后一句被他说中了。就一般写小说的技术上讲，当然是写近的易，写远的难，写直接观察体验易，写间接的难。但我以为，若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衡量，近的有近的麻烦处，远的是非少一些。当然，以我这种舍近求远，见困难就躲的办法实在不可取，今后要改掉它。 最后要说一点，就是“画儿韩”与我的另外两个短篇（《话说陶然亭》、《双猫图》），都是我探讨“民俗学风味的小说”的一点试验。我向往一种《清明上河图》式的小说作品。作来很不容易，我准备继续试验下去。 附带说明一句，“那朋友”把这事当作自家实事讲给我听，没有说他是否有所创作加工。若有所创造、丰富，按理我应当把他的姓名加在作品前边。此人姓赵，名岳紫，一九七六年去世，去世前为鞍山话剧团演员。十几年前讲他内兄这段事时，在座尚有多人，今皆健在。 ------------ 该章节已被锁定 ------------ 雅俗由之 我很少读文学界的争论文章，对许多事情很胡涂。比如文学的雅俗之分，界线在哪里？就极不明细。年轻时学《诗经》，老师说：“国风”原是古人的顺口溜，即今天的快板，我想这是俗文学无疑了。近年碰到位青年新潮诗人，雅得够份儿，他说凡是读得懂的诗必定俗，他决不读，我问“诗经的国风算什么？”他说，“当然是雅文学，读不懂么。”“国风”和这位诗人到底谁俗谁雅，闹得清么？再如，法国作家巴尔扎克，我一直把他当作雅之又雅的大作家，我读过他的全部中译本。常常故意在以洋为雅的朋友中卖弄一下，以示自己也不俗，连革命导师恩格斯都肯定过，这还不保险？谁知有次我在一个法国作家面前谈巴尔扎克，他却客气地说：“唔，巴尔扎克是我们最出色的通俗文学作家之一，你喜欢他我很高兴……” 至于中国古典小说，那就更难说了。皇帝们开科取士，只考论文和诗，从来不考小说。可见中国古人把一切小说全视为俗文学的，连我们今天奉为经典之作的《红楼梦》、《水浒》也不例外。但今天是一定要把当代小说和它的作家分清两类了。这说明我们的文学研究有了进步，更加高深和精密了。是好事，但也带来麻烦。一不小心划错了会得罪人。我曾热情地赞扬一本小说是当代通俗文学佳作，作者听说后极为不满，以为我有意侮辱他。从此我不敢再乱捧扬，好在这是评论家的事，不介入影响不了饭碗的。我自己写小说，是瞎猫碰死耗子，怎么顺手就怎么写。从来没发誓要当“俗文学家”或雅文学家。不过一入这行，碰巧就在老舍、赵树理手下当差，耳薰目染，受点影响在所难免。我二十岁那年，头一次去树理同志处汇报工作。临走时请他介绍几本书供我学习。那屋里有书架。不过他的书大部分不放在书架上，而是在沙发上乱堆成一个小山。找书时他就一本本从这个沙发扔向另一个沙发。扔了十几本，抓住一册《七杀碑》。他说：“你看看这个，这书思想观点可能不对，可是写得引人入胜，读者爱看，学学他的写法大有好处！” 也是这一年。我写了篇稿子交编辑部，编辑部认为可发，就送给老舍先生过目，老舍看了把我叫去说：“不行。这样就发出去多寒碜！拿回去出声念两遍，看上口不上口。那儿不上口，把它捋顺了！我告诉你，文章啊，念着不脆磞看着就泄气！” 写小说要“引人入胜”，文章得能“上口”，这种理论我是头一回听说，但从此也就养成了个习惯。写小说从结构时就从读者角度想一想，怎么个章法读起来有趣；写完了念两遍，看看把话说利索没有。把老舍和赵树理列为“通俗文学家”是近年来文学新潮中的论调，那年头还没这个说法，我想即使有，我大概也会向他学习，别管什么家，文章写到老舍、树理的份上极不易，不信试试。 其实我年轻时倒是极想混入雅群的。那时我读西洋文学，特别是苏联很入迷，认为树理同志式的小说手法有点不时髦。所以在写作时我极力想把自己打扮得新潮一点，明明是“一条白狗”，我得写成“狗，白色的！”“他正在吃饭”得写成“正在吃饭的他。”觉得这样才时髦，才够派，也就是才“雅”。大家看看我的《在悬崖上》，就知道我以上交代属实，后来，具体说是二十多年后，年岁大了，书也读懂一点了，再看自己这些装腔作势的文章才感到害臊。从此就立下两个宗旨，中国人写小说，头一条要把中国话说得像中国话。这么条简单道理弄了半辈子才明白。办起来更不易，得下点功夫。二，小说是叙事文学，中国人叙事有中国人的习惯，怎么叙得叫人爱听，想听是个学问。当然要学习外国同行的长处，但以学得看不出出处为上，这样弄了几年，有人认为我的小说有点看头，有点特色了，我自己也觉得不像“三高”的翻译文字了（三高者高植、高名凯、高莽也。他们三人的译作我读得最多），暗自感到点安慰。大概也就因为如此，才有了点民族化、大众化的意趣。我读过一些被认定为“通俗作家”的作品。老的如张恨水、刘云若、宫白羽，新的如金庸、梁羽生，有几位还有幸相识，我很钦佩他们的作品，论功力、才情、学问，都不可多得，不是轻薄几句就能抹杀、自命不凡就可超过的。 我向来怕介入争端。说以上这些，也只是表明自己的观点。并不意味着我不赞成别人有另一番解另一套作法。中国如此之大，刊物甚多。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必有你无我，党同伐异。有这工夫花在写作品上比花在宣传主张建立门户上强，这是我个人的主张。 1989.7.16 ---------------------------用户上传之内容结束-------------------------------- 声明：本书为奇书网(QiSuWang.cc)的用户上传至其在本站的存储空间，本站只提供TXT全集电子书存储服务以及免费下载服务，以上作品内容之版权与本站无任何关系。